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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什么？”
“camara！”
冰箱几乎是一个家庭里唯一一个一天24小时，不分春夏秋冬都通电的电器。如果需要摄像头一直工作，放在冰箱里真是绝好的选择。
我检查冰箱的电线，它在墙上的插孔里。
如果那真是个摄像头，易续那个“消失的邻居”就很好解释了，根本就没有什么跟阿姨关系要好的邻居，易续回不回家，几点几分回的家，都交代在了阿姨的某台电脑里面。如果这个设想成立，那摄像头的通电就只是一点技术问题了，随便找个电工都可以将摄像头的线埋在这台冰箱里。
我迅速找来工具箱，我现在对易续家比对我家还熟悉。我按照soeren教我的一步一步，拆开了空调的外壳，外壳的背面果然粘着摄像头，天使的两只眼睛，是两个摄像头。这肯定是阿姨安装的，为了保险起见，几乎是同一个角度，还用了两个摄像头。而这个角度，只要冰箱冷冻柜的门是关着的，就可以看到整个客厅里的情况。摄像头的周围还有些线和我看不明白、soeren也不认识的部件。
“易续肯定能安全出来了！”我高兴得跳起来，在广袤无垠的沙漠里孤独绝望地行走了两个多月，终于看到绿洲了！
“我靠！”我对着手机大喊，“我要教你一句最牛逼的中文‘有心插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
时间唰唰地乱飞。
飞到某个公园，我和易续翻墙，他说这是我的“特长”；
飞到那一年的黄花机场，我勇敢地，背着背包，独自飞往异国他乡；
飞到我家，我爸妈把我的围棋获奖奖状挂在客厅的墙上；
飞到钟沛的宿舍，我听到易续读诗，看到他画画，还有那副拼图，突然泛起的对家乡温暖的香甜的回忆，幸福得哭泣；
飞到funny的那栋房子，我怀着壮烈的心情跟房产中介说对不起，我决定不搬了；
飞到大一的那次班会，我向全班同学请教怎么做一个好的女朋友，原来大学的班会那么热闹；
现在我知道，不是的。不是只有大学的才热闹。小学、初中一定比那次更热闹过，不是越小的孩子越不受控制，越小越能闹腾吗？只是我永远都是旁观者，或者旁边的发呆者。置身之外的热闹叫吵闹。参与其中的吵闹叫热闹。爱上易续的我，在搬到长沙长达十年之后，第一次有了主动参与班会的勇气。
时间最后飞回现在，我居然如侦探般，心比针细，发现了这样重要的线索；
时间这样杂乱又快速地拍打着翅膀，扇着风告诉我，我爱的这个人，给与了我怎样的影响，赐予了我怎样的能量！
我兴奋地给市律师打电话，他正在吃完饭，丢了碗筷就跑过来。
市律师到之前我给张衣打电话，告诉她易续这边有了很重要的新情况，我明天去不了医院了，我刚想说身份证我快递到病房去，她狠狠地骂了一句“王八蛋！”就挂了电话。我再打，她关机了。
马律师带来了他律师楼的网管。网管检查了以后说：“无线摄像头，搭了网桥，监控范围在50公里以内。”
我提议马上通知警方，被市律师一口拒绝。
他说：“就算你对你男朋友很了解。也不能排除第三种可能性，如果男死者企图先用安眠药把女死者和易续弄睡着，结果安眠药并未对易续起什么作用，于是他看到了男死者杀害了自己的妈妈，一时冲动，杀死了男死者呢？我们只能自己去找到视频，如果告知警方，反而可能把易续的一线生机给掐断了！”
我讨厌他对易续如此消极的看法，讨厌他如此冷静地浇灭我熊熊燃烧的希望之火。但我还是压住脾气问：“我们该怎么找？”
“排除法。这里不可能，男死者的住处不可能。”
男死者搬到长沙是四年前，我们已经大三。易续的妈妈用摄像头监视他的回家时间是从我们的初中时代开始的。警察并没有发现摄像头的存在，可能有两个原因：
1：阿姨在外租了个房子，长沙许多的租房合同，房东为了避税或者其他原因，并不会去政府部门登记。
2：警方一定调查过阿姨身前的行踪。从我们初中甚至更早，阿姨就有电脑放在那个租房里，这几年因为恋爱，很少再去租房。特别去世前这几个月，没去过。
这也带出了另一个让人绝望的可能性：四年前一恋爱，房子不租了，电脑也收了，只是这个摄像头忘了拆。
“不是没有希望。”市律师冷静地说：“女死者死前正准备做心理治疗，她的心理疾病应该跟这个摄像头有一些关联，疾病不除，电脑和摄像头应该都不会拆。”
那位网管用自己带来的仪器测了测，说：“终端依然有无线信号。”
市律师当机立断：“我们得抓紧，案发到现在已经两个多月，万一房租是每月一交，房东在我们找到之前破门而入，把电脑里面的东西删光了，占为己有，甚至卖掉了，那就麻烦了！”
看守所的小毛还是小田说过，他有一个哥们在交管局做事。长沙大街小巷上到处都有监控，我们可以调监控资料看，阿姨一个季度总得去一次租房吧？打扫打扫卫生，而且电脑内存总得清一清吧？
可是市律师说看守所的人知道就等于行政大队知道了。他会解决调看监控的问题。只是监控网覆盖的范围也有限，为了防止漏洞也争取时间，同时要用另一个方法，找至少30个可靠的、嘴严的人，全长沙地毯式搜索。
“易续有许多一起踢球的老同学。”
“都不可靠。你去找一个私家侦探社，只告诉他们要找到这个人租的房子，签保密协议。”
“行，多少钱？我去取！”
“私家侦探社你自己去找，钱你自己取，自己给，不经过我的手也不进我的账，跟我没有丁点关系。”市律师显示出与马律师截然不同的办事风格，说，“我负责在交管局调资料，你负责在地面搜人。”
从易续家出去，我再次给张衣打电话，她开机了。我说我现在坐车把身份证送去医院，她说她也不在医院，让我后天早上十点再送过去，就算天上下刀子，也不许放鸽子不许迟到，不然就绝交！我说好。
鉴于我之前找马律师的重大失败，这次我寻求了爸爸的帮助，他认识的人多，交际广，生活经验丰富，看人比较准。
我们在他一个老同事的帮助下找到一个私家侦探社，他们答应派出30个人，5天内把长沙翻过来。按标准收费应该是七万五千，他是熟人介绍的，给了个折扣，六万。
又是六万，就算是刷易续的钱，我也觉得肉疼！我心里还是有点责怪市律师，他如果跟我一样相信易续，不维护他近乎刻薄的理智，同意报警，警方一定更迅速、有效地完成这件事，至少视像资料调得更顺利，市民也更配合，还不用花这么多钱！易续的钱也不是从天上掉的啊！
我把易续的银行卡从钱包里往外一抽，只有半截！再看其他的两张，也只有半截！连抽三张半截卡，把侦探社的工作人员都抽笑了。
我慌了，soeren又剪我的卡了？
再看我爸，已经沉着地刷了他的卡。
走出侦探社，我爸说：“你不要有什么心理压力，那本来就是给你准备的钱。爸爸从你大一开始给你存留学的钱。你打工挣了一半的生活费，就节省了差不多五万块。你出去的这两年，我又给你准备以后的嫁妆，也已经存了五万。其实本来不止这些，这次跟你妈出去旅游，带她吃好的玩好的，她这辈子第一次出国，我不能紧抠着她，她也是别人的女儿是不？”
我明白了：“爸，卡是你剪的？”
“是。”我爸说：“你要救你的男朋友，我要救我的女儿。”
“救我？”
我爸轻轻拍着我的后脑勺说：“你从他卡里用掉的六万块我已经还回去了，还有从他家里拿的十几瓶酒。他的手机、钱包和电脑，我明天会交给那个市律师。爸爸希望你头脑清醒一点，感情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你拿他的钱用他的东西都是违法的。我不介意你卖我的酒、卖妈妈的首饰、卖家里的家具，就算把房子卖了，我们最多租房子住，哪儿不能生活下去？可是你有一天要蹲到牢里面去，我就一万个介意！孩子，家可倾、产可荡，人，不能自取灭亡啊！”
我想起了那位老人家。
有次我去看守所，远远地看到那位瘦弱的老人家又背着个大袋子、步履蹒跚地往这边走。终于我决定去帮他。
“我帮您吧！”我跑过去说。
他戴着薄薄的灰色粗布帽子，帽檐已经被磨损得发白，脸上的皱纹和斑密密麻麻，衣衫外套也是陈旧的，手背上的血管高高凸起，像是风再猛一点，就能刮破一样，浑身上下每一处都被岁月残酷地留下了痕迹。他眼神没躲避我，却也是无神的，嘴唇哆嗦地说：“冒得事冒得事。”
他拒绝得毫不犹豫，我也不好勉强，就陪着他慢慢地走。他右手有两个手指的骨头已经变形了，不知道是因为受过伤，还是人老了，骨质疏松却干力气活的原因。
“我见过您好几次，您来给谁送东西啊？”
他叹了口气说：“孙子”。
我不忍心问他发生了什么事，只好安慰他：“您别太担心，您孙子会很快出来的！”
“是乖孙子呢！”他佝偻着肩背，把大袋子往上颠了颠，说：“我的儿子也乖呢！考试第一名呢，全学校第一名呢！工资也高，还不是一进去就十几年啊，我都不晓得怎么回事，明明是家里最聪明最乖的人啦！警察说他犯打（了）法，我现在都不相信，可是不相信又有鬼用？还不是一关十几年！”
我不觉地停下了脚步，看着他一步一步艰难向前，扼腕叹息。他，我，和看守所前排队的人们，是这个冬季最悲凉的景色。街道两旁的树已经落光叶子，却不及我们的心苍凉。天空突然蒙蒙细雨，潮湿的空气里有高墙内冷冽的气息，更有高墙外排队的人们无奈的叹息。
感情与法律，认知与事实，像锋利的锥子一样刺进我的心脏。看守所门外其他排队的人，他们是不是跟我一样、跟背着大袋子的老人家一样，怎么都不会相信自己的亲人是个罪犯，即使法院判决书白纸黑字地摆在眼前也不会相信？所以才有那么多人上诉再上诉。从前把别人的案件当成故事听，事情不发生在自己身上，不会知道“事实”是切身之痛。如果没有爸爸和市律师的理智和冷静，我的天真浪漫真的会酿祸吗？会酿多大的祸呢？会害了自己，还害易续吗？
回家的时候遇到打牌回家的我妈，正在跟邻居讲述她刚才是怎么输的钱，还灌输新时代的审美观：黑才是健康，健康才是美。
又做了那个梦，又一次看到了那忽近忽远的、灰色天空里白色的云！我的视野变得更开阔，那片天空的下面竟然陆续出现了我家乡的大堤、房子和油菜花田！我惊诧极了，赶紧拿了个相机拍下它。照片从相机里滑出来，我放进信封，在信封上写“易续收”，写完却发现不知道他的地址和邮编！我一瞬就崩溃了，把信封捧在胸口，蹲下去，眼泪一滴一滴地砸到膝盖上，放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