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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草莽英雄或革命群众而言，一旦判断错误，或被命运之神作弄，选择或拥护朱元璋这类人物作为领袖，那是一种真正的不幸。
然而，仅只屠杀，带给中国人的痛苦，仍是暂时的。朱元璋对中国人最严重的伤害，是他在政治上所作的若干重要措施。中国文化和物质文明，一直到本世纪（十四），都比欧洲进步，但朱元璋使这种进步停止。以致十九世纪欧洲人侵入中国时，中国已堕落成一个白痴般的部落，至少落后三百年，植根于此。
三百年的落后，才是朱元璋和他的明政府的无与伦比的罪恶。我们分下列三项，叙述这罪恶的内容。
一 人权的蹂躏
二 绝对专制制度的建立
三 文化酱缸的加深
朱元璋跟刘邦，是中国历史上仅有的两位平民出身的帝王，但刘邦毕竟是一位英雄，他始终保持英雄们所有的豁达大度的气质，不脱平民社会的本色。朱元璋却深以他的平民身份为耻，深以他当过乞丐和当过和尚为耻。在他充满自卑的情意结中，异常羡慕官员和士大夫所保持的优越地位，因而产生强烈压制别人的暴虐意念，以求自己心理平衡。
我们曾一再提及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中缺乏人权观念，但故意建立摧残人权制度的，则由朱元璋创始，即三百年间使人闻而颤栗的“诏狱”与“廷杖”。
我们先用下页表，说明明政府中刑事诉讼机构的地位和互相关系：
刑部负责法律的制定和颁布，管辖全国各地司法机构，有权提审它认为不恰当的案件。都察院负责对不法事件纠察检举，并派遣官员（御史）分赴各地，担任“巡抚”官职，接受人民对官吏的控诉，它也可以审理，也可以判决。大理寺类似国家最高法院，负责对前二机构的审判，作最后裁定。它们被认为“三法司”，是政府正规的司法系统。三法司当然地是在皇帝绝对控制之下，但朱元璋认为它们仍有理性成分，于是另行设立他直接指挥的“锦衣卫”（锦衣卫亲军指挥使司），即首都治安司令部。锦衣卫内设“镇抚司”，即军法处。锦衣卫逮捕罪犯，拷打出口供后，即交镇抚司判刑处决。如臂使指，快捷了当，没有任何顾忌。胡惟庸、蓝玉等五万人的两大冤狱，就是锦衣卫完成的使命。
然而，朱元璋的后裔认为锦衣卫的理性仍未能完全泯灭，于是，下世纪（十五）时，再创立“东厂”，又创立“西厂”。下下世纪（十六）时，更创立“内厂”，由皇帝最亲信的宦官主持。本已布满全国的秘密警察，遂互相交错，密如蛛网，这是中国前所未有的现象。街头巷尾的一举一动，夫妻争吵和市井打斗，早上发生，晚上就到了皇帝耳朵。宦官主持诏狱最大的方便，是他可以随时向皇帝直接提出报告，皇帝可以随时向宦官发布命令。宦官具有雷霆般威力，无人可以抗拒。所以罪犯如果落到三法司之手，还有活命的希望或不受苦刑的希望，一旦被“厂”、“卫”逮捕，没有一个人能够幸免。
对人权具有同等摧毁功能的，还有廷杖。廷杖，即在大庭广众之下，用木棍对罪犯拷掠（打问）。它是逼取口供的工具和追赃的工具，也是刑罚的一种。一个人如果被处罚廷仗一百以上，他所接受的即是死刑，而且是极端痛苦羞辱的死刑。在延杖制度下，上自宰相，下至平民，没有人能维持人性的尊严。对高级官员（部长副部长以上）执行廷杖时，一定有宦官高坐中央监刑，其他政府官员则陪坐两旁，左边站小宦官三十人，右边站锦衣卫三十人，庭下站行刑狱吏百余人，都穿短裤，手执木棍。宦官向“犯罪”的大臣宣读皇帝的诏书（判决书）后，“犯罪”大臣立即被行刑狱吏扑上来，扌卒伏倒地，用麻布把他从肩膀以下绑住，使他不能转动。再把他双足用绳索绑住，由壮士四方牵拽握定，只露出臀部和腿部，接受廷杖。廷杖时，受刑人痛苦难忍，大声哀号，头面撞地，尘土塞满口中，胡须全被磨脱。这是一副惨不忍睹的摧残人权的图画，朱元璋用它对付中国人民。
强壮的人可支持八十下，超过一百的往往即在杖下毙命。不死时，也要割去败肉数十碗，医治半年以上。锦衣卫行刑狱吏，都受过特别训练。如果得到满意的贿赂，他们打下的木棍，看起来很重，甚至血肉横飞，但受伤较轻，痛苦也较轻。如果家庭贫苦，无钱行贿，他们下杖时看起来很轻，皮肤也不破，但痛彻心腑，只三四十杖，静脉血管就会寸寸切断，全部肌肉组织溃散，不久即死，无药可救。
英国于一百年前的上世纪（十三），即颁布《大宪章》，保障人权，非经过法院审讯，对人民不得逮捕监禁，而中国却出现诏狱和廷杖。
六 绝对专制制度的建立
明政府建立之初，仿效韩宋帝国，中央政府设立下表所列的三个机构，作为中枢。由中书省首长，担任宰相，作为皇帝的助理。中书省内设立六部，负责全国行政。
本世纪（十四）八十年代，朱元璋诬陷宰相胡惟庸谋反后，即下令撤销中书省编制和宰相职位。摆升六部为一级中枢机构，各部首长（尚书）直接向皇帝负责，皇帝不再设立助手，而直接向各部发号施令，已经够专制的政府，此后进入更绝对的专制。朱元璋另外成立一个秘书机构，称为“内阁”，所委派的秘书，称为“大学士”。大学士冠有某殿某阁字样，以资分别（殿阁都是宫廷中的建筑物）。大学士的职位很低，只正五品，比各部首长（尚书·正二品）要低三级，等于各部最低的助理科员。
中国有史以来在政治上占重要位置的宰相制度，从此消失。皇帝遂在没有助手帮手的情形下，单独处理帝国事务。朱元璋对此一措施沾沾自喜，认为是他最高智慧的结晶，可以永远保持明政权于不坠。所以他下令说：“后世子孙永不许恢复宰相制度，如果有人如此请求，即以叛逆论罪，凌迟处死。”
然而，问题就发生在皇帝身上，朱元璋来自民间，政权又由他创立，对繁琐的政务，还可以勉强应付。但他的后裔却是一群花花大少——而且是一群恶少，生长在深宫之中和女人、宦官之手，面对着千万种变化莫测的帝国事务，必然手足失措。本世纪（十四）末年，朱元璋平均每日要亲自批阅一百五十件奏章，裁决四百种案件。从前有宰相可以帮助皇帝，如今没有人能为他分担，他也不准别人分担。花花大少皇帝只有依靠内阁，命那些大学士在每一个奏章或案件上，签注意见，写出对该事的分析和应如何反应的建议，甚至皇帝颁发命令的草稿，都一并拟好呈上。——当时术语称为“票拟”和“条旨”。皇帝即根据这些签注，加以批示。于是，不久之后，大权遂渐渐滑入大学士之手。大学士成为没有宰相名义的宰相，内阁也成为没有中书省名义的中书省。
内阁大学士有数人之多，并不是每一位大学士都可签注意见，必须资格最高，深得皇帝信任的人（往往是华盖殿大学士，华盖殿后来改为中极殿），此人即世人所称的“首相”——首席宰相。但大学士毕竟不同于正式宰相，正式宰相可以单独推行政令，大学士便无此权。他只能依靠“票拟”一一签注意见，来窃弄皇帝的权力，只有黑市地位，没有法定地位。
更主要的原因是，大学士跟皇帝之间，还有一段距离。对皇帝如何裁决，是不是依照他签注的意见裁决，甚至会不会作相反的裁决，大学士都不知道，他们也很少有向皇帝当面陈述解释的机会。事实上，到了后来，皇帝深居宫中，不出来露面，大学士遂数月数年，或数十年，都看不到皇帝的影子。他只有依靠这种脆弱的“票拟”，维持权力。而此票拟，却要仰仗宦官转达，并仰仗宦官在皇帝面前作补充说明。皇帝所颁发的命令，也由宦官传递，有时用批示，有时用口头，宦官的权力遂日形膨胀。而皇帝和大学士之间，往往互不认识。皇帝对大学士的印象，全来自宦官的报告。于是，政府大权又从大学士手中滑出，滑到宦官之手。我们可用下表显示明政府在下世纪（十五）中叶后所呈现的组织形态。必须对此形态了解，才能对明王朝了解。
宦官，在蒙古帝国时，改称“太监”。太监本是宦官中的一种官职，后来演变为凡宦官都称太监。明政府的宦官组织，共有四十个机构（十二监、四司、八局、十六杂房）。司礼太监仅只是四十个机构中十二监之一的“司礼监”的首长，但却是一个最高职位，可称之为宦官之王。原因很简单，他负责伺候皇帝，并担任皇帝和内阁间的跑腿工作，最接近权力魔杖。大学士签注的意见，必须司礼太监先看过，才能到达皇帝面前。皇帝批示时，司礼大监有机会随时参加意见。举一个例子，可以说明司礼太监的关键。置。第十一任皇帝朱厚照十五岁即位，正是贪玩的年龄，司礼太监刘瑾，每乘他专心游戏时，请他批阅奏章，朱厚照就大怒说：“你不会代我批吗，我用你干什么？”刘瑾正是要小家伙说这句话，然后他的批示即获得法律根据。于是司礼太监成为皇帝助手，大学士反而降为司礼太监的秘书，司礼太监命他如何签注意见，他只有照办。到了以后，连大学士都由宦官推荐，绝对专制的弊端，全部出现。
英国于一百年前，即建立国会，约束君主权力。中国却恰恰相反，君权更加肥壮，这是明王朝加给中国人的不幸。
七 大黑暗时代
中国悠久而光辉的文化发展，像一条壮观伟大的河流。纪元前二世纪西汉政府罢黜百家，独尊儒家时，开始由灿烂而平静。十二、十三世纪宋王朝理学道学兴起时，开始沉淀。本世纪（十四）末期，这河流终于淤塞成为一个酱缸，构成一个最庞大最可哀的时代。
明王朝使中国文化淤塞成为一个酱缸的工具有二：一是文字狱，一是八股文。
文字狱属于诏狱的一种，它的特征是：罪状由当权人物对文字的歪曲解释而起，证据也由当权人物对文字的歪曲解释而成。一个单字或一个句子，一旦被认为诽谤元首或讽刺政府，即构成刑责。文字的意义不在客观的解释，而在当权人物主观解释。文字狱的本身就是当权人物作贼心虚的一种反应，越是心虚，越是神魂不宁，听到别人说“亮了”，他就肯定是讽刺自己的秃头，因而恼羞成怒。于是知识分子除了被“诬以谋反”外，又多出一种纯属于文字的灾难。——因而我们想到仓颌造字时，神鬼曾经夜哭，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缘故。
现在举出例子说明：浙江（杭州）府学教授林元亮，奏章上有“作则垂宪”，处斩；北平（北京）府学教授赵伯彦，奏章上有“仪则天下”，处斩；桂林（广西桂林）府学教授蒋质，奏章上有“建中作则”，处斩；这些句子里的“则”，本是“法则”和“标准”之意。但朱元璋不作如此解释，当时江南方言，“则”与“贼”同音，朱元璋认为显然是讽刺他作过小偷的往事。尉氏（河南尉氏）县学教授许元，在奏章上有“体乾法坤，藻饰太平。”这两句话是千年以前的古文，但朱元璋却解释说：“法坤与‘发髡’同音，发髡是剃光了头，讽刺我当过和尚。藻饰与‘早失’同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