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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严肃。唐王朝那种浪漫性戏剧化的场外交易，渐被根绝。考试及格人士所受的重视，比唐王朝更甚。当进士考试及格的那些高级知识分子，结队朝见皇帝，通过街市时，首都开封就好像疯狂了一样，万人空巷。当时便有人感慨说：“纵使一位大将，于万里之外立功灭国，凯旋归来，所受的欢迎，也不过如此。”至于推荐，类似从前的九品中正，知识分子群中的互相赞扬，也可以使人获得官职。在达到高阶层之后，这种互相赞扬和向皇帝表达这种赞扬，就更为重要。宋王朝的士大夫特别容易结党，这是基本原因。
宋王朝的立国精神，跟儒家学派的保守思想，像水乳一样，融合为一。宋王朝遂成为士大夫的理想乐园，对政府所赐给他们的那些恍恍惚惚的官位和不求进步、不求效率的职务，都能非常的胜任愉快。但赵姓皇帝对士大夫仍不放心，为了加强他们互相间的牵制，以防团结生变，特别鼓励弹劾和检举，仅监察机构，就设立两个，一是“御史台”，一是“谏院”，任务完全相同，以便一个被野心家操纵时，另一个照样发生功能。而且除了监察机构的官员，如御史和谏议大夫外，其他任何高级官员，同样都可以随时向皇帝提出意见，或随时对宰相以下提出抨击。这对于以写文章为主要学问的士大夫，诚是一个好制度，使他们舞文弄墨的英雄伎俩。有了用武之地。他们随时随地都会对任何进步改革和他们所不知道的事物，发出反对的言论。目的并不在于把自己的意见付诸实行，只是希望他的文章能在皇帝心目中留下良好的印象。于是，再小再无聊的事，都会引起激烈争论。
促使这种现象发生的另一个原因，是士大夫对他的言论所负的责任太轻。唐王朝以前，官员的弹劾或检举，如果被认为失当，可能被免职或被处死。宋王朝士大夫则没有这种危险，他们所受的最大谴责，大多数不过贬官而已——贬出首都开封，到地方政府担任州长（判某州·知州事）、副州长，或秘书长（通判）。这与其说是一种谴责，勿宁说是一种奖赏，以鼓励士大夫更勇于喧哗取闹。因为这种谴责，丝毫不损害他的既得利益，还可以平空多一个“正直忠良”、“不畏强权”的美名。
懦家学派用两分法把人类分为两个系统：一是君子系统，一是小人系统。这种分法本是经济的，后来发展为伦理的，后来更发展为政治的和道德的，遂成为政治斗争中的一项重要武器。这武器用下表所列的不同文字表达；
对好喧哗取闹的宋王朝士大夫而言，人类一分为二，使他们在吵闹内斗中，可以节省不少精力。一旦掀起争论，只要立刻把自己纳入君子系统，把对方纳入小人系统，就自以为可以大获全胜。
我们举出下列一事，作为说明。宋王朝第四任皇帝赵受益没有儿子，收养他堂兄的儿子赵宗实作为儿子，赵受益的堂兄是封爵濮王的赵允让。他们的关系位置，如下表所示：
一○六三年，赵受益逝世，赵宗实即位。于是发生我们现代人死也想不通，但当时士大夫却认为异常严重的称呼问题，即赵宗实应该称呼他亲生老爹（赵允让）什么？宰相韩琦、副宰相欧阳修主张当然称为父亲，这主张是可以理解的。可是另一派以司马光为首的大臣，根据儒家学说，主张应该称他亲生老爹（赵允让）为伯父。因为儒家是宗法社会的产物，在宗法制度下，赵宗实是“小宗”入继“大宗”，应以大宗为主，对大宗“法定父亲”（赵受益）的堂兄（赵允让），当然称为伯父。两派都拥有广大的党羽，而以司马光的党羽最多，技巧也最高。他的党羽之一的总监察官（御史中丞）贾黯，临死时特地留下遗书，请求赵宗实一定要称老爹为伯父；谘议部长（同知谏院）蔡伉，进见赵宗实时，跪下来痛哭流涕，陈述国家兴亡，就在此一称呼，赵宗实也深为蔡伉那付急来的眼泪所感动。另三位党羽：监察部主任秘书（侍御史知杂事）吕诲和监察部委员（侍御史）范纯仁、吕大防，更怒不可遏，把欧阳修、韩琦一下子就纳入小人系统，小人当然没有活的理由，于是请求把二人处斩，以谢天下。当赵宗实不接受他们的意见，而终于坚持称自己的老爹为老爹时，司马光党羽汹汹然表示，君子系统绝不跟小人系统和平共存，要求辞职。
这就是有名的“濮议”，我们可借此对宋王朝士大夫作一综合认识：
一、儒家思想，到了宋王朝，已开始僵化。欧阳修、韩琦都是最顽强的保守派，只不过在父子至情上偶尔流露一点灵性，就立刻受到凶暴的待遇。
二、士大夫攻击一旦开始，人类两分法立刻登场，而所运用的表达文字，翻来覆去，都是那一套。说明他们字汇的缺乏和智慧的枯竭。
三、“濮议”是一件小事，却被认为是一件天塌了似的大事。比当时被西夏帝国连连击败，死人千万，丧师失地，还要重要。显示出士大夫已没有辨别轻重是非的能力，却有勇于内斗的特质。
四 教育文化
宋王朝的教育比过去任何时代都发达，这是士大夫努力推广的结果。犹如基督教牧师认为有义务把耶稣的福音传播给大众一样，士大夫也认为有义务把儒家学派的思想传播给中国人民。
在政府系统中，仍以国立大学（国子监）为最高学府，设于首都开封。国立京师大学校长，最初称“判国子监事”，后来才恢复古老的称谓“祭酒”。国立京师大学包括两个学院，“国子学”和“太学”。国子学是贵族学院，七品官职（如县长）以上官员的子弟，才有资格入学。太学则不同，八品以下低级官员的子弟或平民子弟，也可以入学。本世纪（十一）七十年代，王安石当宰相时，把太学学生依他们的程度，分为三个学级，即“外舍”、“内舍”、“上舍”。外舍考试及格，升为内舍。再合格，升为上舍，上舍考试及格，即行毕业，由政府授予官职。州政府所在地有州学，县政府所在地有县学。各乡镇有人民自费设立的小型学校——私塾。
除国立大学外，社会上还有私立大学（书院）。国立大学仅首都一所，私立大学为数很多。规模的宏大，有时还超过国立大学，而以下列五所，最享盛誉：
它们因是私立的，所以毕业生不能像国立大学的毕业生一样，有法定的地位。但它们却全由政府官员创设，几乎全靠政府的支持。石鼓学校成立最早，应该是中国最早的私立大学。其他四个学院也都成立于上世纪（十），只是到了本世纪（十一）才开始显示出它们的影响。而白鹿洞书院，到了下世纪（十二）时，学生将近一万人，竟成为儒家学派主流——道学（理学）的大本营。
和学校教育配合的是图书，中国历代政府都设有藏书机构。宋政府的藏书机构是崇文院，即国立图书馆。国立图书馆包括四个单位，称为“四馆”，即“昭文馆”、“集贤殿”、“史馆”、“崇文院秘阁”。昭文馆负责搜集和保管图书，集贤馆负责对藏书校正错误，史馆负责搜集史料和编写史书，崇文院秘阁负责保藏特别珍贵的书籍和名画。图书最多时达七万三千卷，约七亿三千万字，比唐王朝略少。它的流通量当然很小，不过非法外流的数目很多，如管理人员私相授受，甚至偷窃而去，但对知识传播，却有贡献。
国立图书馆在宋政府另有一种特殊地位，它是政府高级官员（包括宰相）的候补人才储备所。“四馆”里的供职官员，在术语上称为“馆职”，全由具有儒书丰富知识的人选担任。一旦担任馆职，就等于确定了他光明的前途，因之成为新进知识分子最重要的追求目标。
然而，国立图书馆最大的贡献，是它编纂了下列四部巨大的“类书”。类书，是中国特有的一种丛书，即把千百种图书所包括的相类似的事件，编纂在一起。读者如果需要某一类的资料，可免去翻查千百种图书的艰苦。
四大类书除了能够提供学者同类事件丰富的资料外，还为中国保存大量古籍。像《太平御览》所引用的原书多达一千六百八十九种，其中百分之八十八，即一千五百种以上，都已失传。完全靠这部类书，才知道那些古籍和它们的内容，这是文化史上最大的勋绩。——
文化普及有赖于图书普及，图书普及有赖于进步的印刷术。古代图书，都靠手抄。到了七世纪，木刻版兴起，寺庙和尚最初用来雕刻佛经——宗教信仰始终是文化传播的主要动力之一。上世纪（十）时，士大夫才用来雕刻儒家学派的经典。到本世纪（十一），雕刻技术突飞猛进，业务蒸蒸日上，遂发展成为一种大规模的手工艺行业，大小工厂林立。杭州（浙江杭州）、成都（四川成都）、洪州（江西南昌）、泉州（福建泉州），都是重要的出版中心。遇到篇幅巨大的图书，像上述的四部类书，就要送到这些地方雕版。除了政府刊行图书外，因印刷的方便，民间也大量刊行图书，书店业由是应运而生，图书由珍藏秘宝，逐渐变成普通商品。
——本世纪（十一）四十年代时，最伟大的雕版家之一的毕异，曾发明活字版。他在胶泥上刻字，用火烧铸，使它变硬，形状跟近代的铅字一样，排版的方式也相同，这是中国最早的活版印刷。但不知道什么缘故，并没有推广，只昙花一现便消失了。可能是农业社会的静态需要量，还没有多到手刻版来不及供应的程度。
五 宋词
中国文学在第八、第九两世纪唐王朝时代，以诗的创作，有辉煌的成绩。但中国诗有先天的缺点，即字数句数和韵脚，限制太严，又由于方块文字运用困难，所以无法发展出来像希腊《伊利亚特》和《奥德赛》那种海洋般的长篇史诗。绝大多数的诗只有四句或八句，字数也只有五字或七字，只有在极少数情况下，可以稍作突破，但限度又非常的小，以致不能表达更复杂的感情和作更复杂的叙述。同时因为音乐的普及，于是，一种新的形式兴起，最初称之为“诗余”、“长短句”，这是最恰当的称呼，但中国古代习惯使用单音节，所以又改称为“词”。
词是诗的解放，无论字数句数和韵脚，大都比诗所要求的尺度为宽，而且比诗更适于歌唱。所以每首词都有一个固定的雅丽名称，以标出它的音乐性质。诗人只要选择词调之后，照它既定的格式下笔，就立刻成为一首歌曲。词的歌唱法，很久以来，已经失传。不过我们认为，词有很高的文学价值，但不见得有很高的音乐价值。
——词律最讲究的是字的平上去入四声与清浊，苏轼作词往往不合这种规定，有时还不注意断句，曾被指摘为“把人的嗓子拗断”。所以我们判断，在如此单调简陋的基础之上，不可能有复杂的高级音乐产生。二十世纪的今天，我们可以听到“词”的后裔“昆曲”，实在并不悦耳，使我们更肯定这种判断。
第八世纪，词便出现于文坛之上，但它却在进入第十世纪之后，才生气蓬勃，压倒其他形式的文学作品，造成词的时代。宋王朝以词闻名的有八百余人，有专业出版的有二百余人。我们举出其中最伟大的五人：李煜、苏轼、柳永、辛弃疾、史达祖，作为词时代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