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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话不算话！”戴胄忠说：“陛下命令，不过一时的喜怒。法律却经过慎密研究，颁布天下，人民共守。陛下应忍小忿而存大信。”李世民大喜说：“你执法如此严正，我还有什么忧虑！”李世民又命宰相封德彝荐举人才，久久没有消息，一再催促他，封德彝说：“不是我不尽心，实在是今世没有人才！”李世民说：“这算什么话，帝王治理国家，都是取才当世，岂有到几百年之前去借人才的。只可说自己不知道，怎么可诬蔑一代中国人。”封德彝大为惭愧。——这是李世民大帝的真知灼见，历史上有一种现象，越是政府人才缺乏之时，也越是民间人才辈出之时。李世民原籍武川（内蒙武川），跟关中（陕西省中部）接近，谈话时常评论关中人如何，山东人（崤山以东，非山东省）如何，监察官（御史）张行成抗议说：“国家元首应该以四海为家，不应该在地域上划小圈圈。”李世民立加赏赐。李世民又大修洛阳宫殿，一位御前督导官（给事中）张玄素说：“陛下当初克复洛阳，把隋王朝宫殿全部烧掉，不到十年，却加倍经营。为什么从前厌恶它，而今却效法它。这种情形，比杨广更坏。”李世民变色说：“你说我不如杨广，那么比子受辛如何。”张玄素说：“如果不停工，就跟子受辛一样。”李世民叹息说：“我考虑不周到，才有此错误。”赏赐张玄素绸缎二百匹，立即停工。李世民的儿子李恪亲王打猎时伤害农民，被监察官（御史）柳范弹劾。李世民责备亲王府秘书长（长史）权万纪：“这都是权万纪不能规劝阻止，罪应处死。”柳范说：“房玄龄还不能阻止陛下打猎，怎么能单单责备权万纪。”李世民大怒回宫，很久很久，怒气平息，发现自己理屈，马上再出来召见柳范嘉勉。最严重的一件事发生在六三二年，李世民受不了魏征的直言指责，也在大怒中回宫，一面发誓：“看我杀掉这个庄稼老汉！”长孙皇后问庄稼老汉是谁，李世民说：“当然是魏征，他总是在大庭广众之下侮辱我。”长孙皇后也是一位杰出的妇女，立即穿上皇后官服，站在庭院之中，向皇帝参拜。李世民大吃一惊。长孙皇后说：“我听说，领袖英明则部下正直，魏征所以正直，正由于你的英明，我怎能不祝贺！”李世民这才想到他自己过分，不久之后，即擢升魏征当宰相（侍中）。
向理性屈服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李世民大帝的伟大在此，尤其难得的是，夫妇二人都有这种高度智慧的认识。自从盘古开天辟地，李世民大帝是中国帝王中最初一个被中国人真心称颂崇拜的人物，固由于他的勋业，也由于他本身的美德。他治理国家的一言一行，成为以后所有帝王的规范。
在这样伟大的领袖领导下，从本世纪（七）三十年代起，中国开始从恶运中复苏。不数年间，欣欣向荣。
战争变乱容易叙述，而和平繁荣不容易叙述。我们叙述第二个黄金时代的中国社会时；深有此感。不过那盛况是显然的，最主要的现象是一年复一年的大丰收，六三○年时，一斗米只值三四个钱。中国人特别强烈的复兴潜力，完全发挥。全国判处死刑的囚犯，一年中不过二十九人。六三二年时。拿国判处死刑的囚犯增加到三百九十人，年终，李世民准许他们回家办理后事，命于明年秋天再回来受死（古时秋天行刑）。六三三年九月，三百九十人全部回狱，无一人逃亡。社会繁荣而秩序安定，夜不闭户。从前行旅们要自己携带食物，现在则凡是有道路的地方，都有旅店，工商业随着社会安定而蓬勃。杨广时代的暴政，成为不可思议的古老故事。
五 唐政府的结构
我们应先行了解唐王朝的政府机构。
中国中央政府组织，到第三世纪曹魏帝国时，把九卿挤到次要地位，另行成立“尚书”、“中书”二省，作为行政中枢。经过继起各王朝帝国四百年来不断修正，到了唐王朝，遂成为下表所列的形态：
所谓崇官，即现代所称的国家元老，一种只有尊荣而没有实际权力的最高顾问。“三公”、“三师”只是习惯称呼，事实上包括六种官位：太师、太傅、太保、太尉、司徒、司空。他们只支领俸禄，不干预国家政务。
乙级机构秘书省，二世纪中期，东汉政府设立秘书监官员，负责保管及校勘政府所持有的图书。三世纪初，三国时代之曹魏帝国政府，把秘书署扩大成为一个“省”，而命秘书监作为首长。唐政府仍维持它存在，类似国立图书馆，当然只供应帝王和高级官员阅读，不向人民开放。翰林院，是唐政府创立的类似文化人聚会所，或高级官员储备所的官署。唐王朝初建时，各地经学家（研究儒书五经的学者）、文章家（专门写宣言、文告，或短篇论文之类的知识分子）、预言家（星相占卜）、艺术家（包括画家、雕刻家），纷纷向首都长安集中。皇帝特别指定一个处所，招待他们之中最杰出的若干人士，以便随时召见。这个处所称翰林院，由年高德劭的一位担任首长，称翰林承旨，其他人士则称翰林学士。以后各色人等陆续淘汰，只剩下文章家，专为皇帝撰写诏书。因为汉字和文言文运用困难，一个人至少要有二十年以上的刻苦努力，才能胜任。文章家在这方面的特殊能力，很受到皇帝的重视。因之翰林学士往往比其他官员容易升迁到宰相地位，所以当时称翰林学士为“储备宰相”（内相），成为知识分子最羡慕的一种职位。御史台负责监察弹劾，首长御史大夫，副首长御史中丞，以及所属诸御史。他们是皇帝的耳目，但也不时反映民意。
丙级机构九寺，即九卿办公官署，从次要地位又再被挤到政府的角落，职务和权力都非昔比，大半被尚书省的六部所夺，唐王朝九卿的职掌跟秦王朝的职掌大不一样。一、太常寺，负责典礼布置跟宫廷医药。二、光禄寺，祭把用品跟宫廷饮食供应。三、卫尉寺，管理军械库。四、宗正寺，处理皇族事务，如继承封爵，保护坟陵之类。五、太仆寺，马匹牧养跟牧场管理。六、大理寺，最高法院。七、鸿鼐寺，藩属事务部。八、司农寺，农林部。九、太府寺，负责宫廷费用供应，也就是皇帝的私人钱库。
丁级机构四监是尚书省的附属机关，但它具有完全的独立性。一、国子监，隶属礼部，即国立京师大学，设六个学系：国子学系、太学系、四门学系、律学系、算学系、书学系，每学系有若干教授（博士）。二、将作监，隶属工部，负责政府重大土木建设工程。三、军器监，隶属兵部，就是兵工厂。四、都水监，也隶属工部，负责水利建设工程。
最后，我们叙述行政中枢，即甲级机构的“三省”；尚书、中书二省，是三世纪曹魏帝国的旧制，不过尚书省所属六部的权力，更为扩大，实质上已完全代替了九卿，他们的职掌在下表中已加说明。六世纪北魏帝国和南梁帝国时，又在这二省之外增加门下省——因它设在宫门之下而得名。于是中央政府遂成为三省，具有下列的编制：
三省职权的划分：中书省发布命令，门下省审查命令，尚书省执行命令。普通情形下，诸宰相在设于中书省的政事堂，举行会议，由中书舍人（中书省专门委员）先用书面写出各人的意见，送呈中书令，征求同意，然后提出会议，由会议作成决定，奏报皇帝。皇帝批准后，再交中书省，用皇帝名义，发布诏书。在发布之前，必须送门下省审查，门下省认为不合适时，可以拒绝副署，诏书缺少副署，依法即不能颁布，而给事中且有把诏书退回（封敕）的特权。如果门下省没有异议，则副署之后，即成为国家正式法令，交由尚书省执行。整个帝国政令，在这种方式下运转。
三省职掌的划分，十分有趣，却也十分无聊，它只不过是皇权一权的琐碎分配、实质上中书省只是皇帝私人的秘书室，门下省只是皇帝私人的收友室。看它们的官属，无论官称和职务，几乎完全相同，只好勉强用“左”、“右”予以区分。只有尚书省有其存在价值，但没有像国会之类或像罗马元老院之类会议性质的制衡机构。中国传统文化中缺少人权思想，政治思想中缺少民主思想，再多的农民暴动或民变政变，因缺少这两大思想的最高指导原则，所以始终无法产生代议政治或其他任何种类的民意机构。
三省首长是当然宰相，但因李世民大帝曾经担任过尚书令的缘故，大臣们不便于再称这个官号，尚书省遂一直由副首长尚书仆射（执行长）代理首长，成为当然宰相之一。除此之外，其他官员——大多是中书、门下二省副首长（侍郎）或六部首长（尚书），皇帝命他“参知政事”、“同平章事”、“同中书门下三品”时，同样也是宰相。所以宰相名额，总在三人以上，而以声望最高的一人为首相，不过并没有首相名义，他只有影响力，而没有法定权力。诸宰相除了定期会议外，还要定期在政事堂共同进餐，以便有更多的时间会商国事。
唐王朝的学校制度和考试制度，影响中国一千三百年之久。
学校的设立是中国古老的传统，但大分裂时代中，各独立王国因军费不足，往往停顿。上世纪（六）国家统一，学校教育也随之复兴。唐政府带给人民安定，学校教育更趋发达。各州有州立学校（州学），各县有县立学校（县学）。首都长安有三个高等教育机构：一是前述的隶属于尚书省礼部的“国子监”，即国立京师大学。二是隶属于门下省的“弘文馆”，即政府主办的普通贵族大学。三是隶属于皇太子宫的“崇文馆”，即皇太子主办的高级贵族大学。后二校学生限定必须具备某种资格，如皇族近亲、皇后或皇太后近亲，或宰相的儿子，一品以上高级官员的儿子，才能入学。只有国子监大学，低级官员的儿子或平民出身的学生，才可以就读。李世民大帝在位时，常常去国子监视察，使学校教育更受到重视，当时学生人数已达三千余人。东方高句丽王国、新罗王国、百济王国、渤海王国、日本帝国；西方高昌王国。后来还有吐蕃王国以及南方南诏王国，都有大批留学生前来受课，成为世界上最可观的高等学府。
学校所用教科书，当然限于儒家学派的《五经》。因为对《五经》的解释，各学者互不相同，唐政府指定国子监大学校长（国子祭酒）孔颖达，组织一个委员会，对《五经》的解释，重新确定，出版《五经正义》，共有下列九书——因之世俗有时也索性称之为“九经‘：
经过唐政府的核定颁布，这九本书遂成为学校的标准本教科书，无论研读或考试，或其他任何情形下涉及《五经》时，都以此《正义本》为标准。这是一个统一思想的基本措施，儒家学派的思想领域，再被缩小。学生们在学校研究《九经》，只要能搞通其中一经，即由唐政府授予官职。
学校教育的发达，促使科举制度的发达。上世纪（六）隋王朝统一全国后，对门第世家独霸政府的现象，予以变革，改用考试的方法，向平民阶层选拔新进官员。凡考试及格的知识分子，不问什么门第，一律委派官职。唐王朝继承了这个办法，并使之成为一种最受尊重的制度，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