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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南下大大地劫掠一次。边防军将领们无可奈何，唯有把逃难的一些难民，提来杀掉，当作杀敌报功——其中有多少使人伤心落泪的事迹。然而，俺答年纪渐老，而且他和他的部落人民，都信奉了从西藏传过来的喇嘛教。开始厌倦战斗。七十年代时，又发生了一件桃色事件。遂使他们永无休止的侵略，蓦然结束。
桃色事件的男主角就是俺答，女主角是俺答的外孙女三娘子。三娘子美丽绝伦，身为外祖父的老混蛋俺答却把她纳为姬妾。三娘子的未婚夫不答应，跟俺答理论，俺答没有办法，只好把孙儿把汉那古的未婚妻，改嫁给三娘子的未婚夫。现在轮到把汉那吉恼火了，他说：“这算什么话，外祖父娶外孙女，祖父把孙儿媳妇送给别人。”就率领他的家人，逃到中国。边将们痛恨俺答，一致要求杀掉把汉那吉，幸而大同总督王崇古有政治头脑，坚持予以保护，又请中央政府委派把汉那吉一个中级军官（指挥使）的职位。
俺答的原配妻子恐怕她的孙儿被中国杀掉，日夜不停地向俺答哭闹咒骂，这个老混蛋在头脑清醒时还是有理性的，他既懊悔又惭愧，于是率领十万人的强大兵团，越过边界二直指大同，准备在发现中国杀了他的孙儿后，即发动攻击。王崇古知道他的用意，派人前去谈判和解，保证他的孙儿还结结实实地活着。俺答不肯相信，差遣他的亲信到大同窥探，看见把汉那吉穿着中国军官的制服，正在那儿骑马取乐。俺答惊喜说：“中国竟没有杀我孙儿，我从此也不再攻打中国。”
中国北方的外患，就这样戏剧性的停止。
俺答死后，三娘子掌握大权。她不但美丽，而且极有才干和见识，她发现跟中国和解，接受中国的封号所得到的赏赐，要比劫掠得到的还要多，所以她始终臣服中国，作为中国的屏藩。本世纪（十六）最后三十年，以及下世纪（十七）初叶，三娘子在世期间，两国边界保持一段长期的和平。
七 张居正的改革与惨败
跟俺答和解的前四年（一五六六），朱厚囗逝世，他在位四十六年，带给中国半个世纪的痛苦。他的死使中国人照例松一口气，由他的儿子朱载垕继任。朱载垕在位七年，于一五七二年逝世，由他的十岁儿子朱诩钧继任。
当朱载垕刚死，朱诩钧还没有登极时，首席宰相高拱跟次席宰相张居正，争斗激烈。张居正跟宦官巨头——司礼太监冯保勾结，利用主少国疑，千载难逢的机会，由冯保设下网罗，向朱翊钧的母亲李太后告密说：“高拱在朝堂上向群臣扬言：十岁的孩子，怎么能担起皇帝的重任？”高拱即令是一个白痴，也不敢公开讲这种杀身灭族的话，但在官场倾轧中，问题不在他讲不讲，只要有人坚持他讲就够了，李太后颜色大变，立即把高拱免职，擢升张居正为首席宰相。
张居正使用的显然是一种不尊严的手段，但不能责备他，明王朝三百年间，所有高级官员都必须有宦官的支持。只有少数人敢跟宦官对抗，但不是死于诏狱，便是死于穷困。
张居正是明王朝所有宰相中，唯一的敢负责任而又有远大眼光和政治魄力的一位，不以自己的荣华富贵为满足，他雄心勃勃，企图对政府的腐败作一改革。但他没有公孙鞅当时的背景和王安石所具有的道德声望，更没有触及到社会经济以及政治制度不合理的核心，他不过像一个只锯箭杆的外科医生一样，只对外在的已废弛了的纪律，加以整饬。
主要的措施在于加强行政效率，下级官员必须对中央命令彻底执行，不能敷衍了事。张居正屡次调查户口、测量耕田、整理赋税，使负担过多的穷人减少负担，使逃税的“乡绅”纳税。又大举裁减不必要的官员，缩小若干机关的编制。最有成绩的是，张居正任用水利专家潘季驯治理黄河，任用抗倭名将戚继光守御北方边疆。
当戚继光调任蓟辽兵团司令官（蓟辽总兵）时，准许他率领一手训练的击败倭寇的浙江部队。到任后的某一天，举行阅兵，忽然大雨倾盆，边防军竟一哄而散，只有浙江部队因没有得到解散命令，仍在大雨中屹立不动，边防军大吃一惊，从此他们才知道什么是军纪军令。这件事说明边防军的腐败（现在我们可以了解万里长城所以抵挡不住俺答的原因了）和张居正所以进行改革的必要。
然而，我们一再提醒，儒家思想下的中国传统政治，是反对任何改革的。尤其是本世纪（十六），正是大黑暗时代，对改革的反对当然更加强烈。张居正所作的这种外科医生的手术，严格地说还谈不到改革（更谈不到高一级的变法了），只不过稍为认真办事而已。但他所遭到的反对，却同样可怕。一是丧失既得利益者的反对，如被裁减的人员，被增加田赋的“乡绅”和一部分不能作威作福的宦官。另一是习惯性的反对，儒书上“利不十，不变法”，已成为阻止改革的借口。不幸的是，张居正又因为父亲亡故的守丧问题，触犯了儒家的礼教。
张居正的父亲于一五七七年逝世，依照儒家礼教的规定，作儿子的必须辞去官职，回到故乡守丧三年。只有皇帝才有权下令征召守丧中的儿子继续供职。皇帝朱翊钧倒是下令征召张居正的，但仍然引起政府若干官员的喧哗，一种是卫道之士，他们认为纵然有皇帝的征召，但儒家正统思想不能违犯，不守父母三年之丧，跟禽兽没有两样。另一种是锐进之士，希望张居正马上退出政治舞台，即令是短期的也好，以便自己擢升。这场争执虽没有大礼议事件那么死伤狼藉，但也热闹了一阵。使张居正的仇人布满天下。
张居正当权十一年，在一五八二年病死。朱翊钧已二十岁，蛇蝎性格随着他年龄的成长而大量显露，他恨透了在他幼年时对他生活管教过严的宦官冯保和在他幼年时对他读书要求过严的张居正。
朱诩钧十岁时，就经常拷打身边的宦官和宫女，把这些可怜无助的人拷打到死。冯保向李太后报告，李太后就责骂朱翊钧，有时候还揍他。有一次李太后暗示他如果不停止凶暴，可能有被罢黜的后果。至于张居正，他兼任皇家教师，往往在朱翊钧早睡正甜时，强迫他起床读书。在他读错字时，又声色俱厉地纠正他。
朱翊钧在张居正死后亲政，立即向他们采取报复行动，任命冯保的死敌张减当司礼太监，把冯保放逐到故都南京。接着宣布张居正的罪状，下令抄没他的家产。张居正是荆州（湖北江陵）人。地方官员在谄媚奉承宰相之家十余年后，为了表示对新当权派的忠贞和对“罪犯”的深恶痛绝，还没有得到正式命令，一听到风声，就派兵把张居正家团团围住，门户加锁，禁止出入。等中央查抄大员张诚到达时，已有十余人活活饿死。
张居正的失败是注定的，当时的社会背景绝不允许他成功。他失败后，十年的改革成果，逐渐化为乌有。一切恢复原状，黄河照旧泛滥，戚继光被逐，边防军腐败如故，守旧的士大夫、乡绅、宦官，一个个额手称庆。
八 第一次保卫朝鲜
张居正死后不久，日本大举侵略朝鲜王国，中国第一次武装援助朝鲜。
朝鲜王国和安南王国，是中国南北两个最忠实的藩属，他们除了有一位国王和使用一种跟中国大同小异的文字外，事实上可以说是中国的一省。中国是他们的保护者和宗主国，但从不过问他们的内政。
日本帝国在本世纪（十六）有一位巨人崛起，他就是平民出身的大将丰臣秀吉。他统一了全国，担任国家最高执政官（关白），天皇便成为一个虚名。丰臣秀吉在国内建立了不朽的功业后，日本三岛已不能容纳他的野心，他决定征服朝鲜。
朝鲜得到日本即将入侵的情报，对于文化落后的蕞尔小国，竟敢动高度文化大国的脑筋，感到不能置信。为慎重起见，一五九O年，特地派遣一个代表团前往日本访问，调查日本入侵的可能性。代表团于翌年（一五九一）返国，提出两份内容恰恰相反的报告，团长黄允吉认为日本一定会有军事行动，副团长金诚一则认为冷战有可能，热战绝不可能。朝鲜国王李（日公）问二人对丰臣秀吉的印象，黄九吉说：“光采焕发，具有胆略。”金诚一说：“双眼像老鼠一样，毫无威严。”
——判断，是人类最高智慧的表现。判断如果错误，就必须付出判断错误的代价，小焉者是个人的失败，大焉者是国家受到伤害，甚至灭亡。对同一现象，竟产生两种完全不同的判断（事实上有时候还产生两种以上完全不同的判断），跟当事人的智慧见解，生活体验，以及心理背景，有密切关系。
朝鲜政府经过研究之后，决定采信副团长金诚一的判断。那时朝鲜的李王朝跟中国的明王朝是一丘之貉，同样的腐败浑噩，他们不愿意受到攻击，所以不相信会受到攻击。
第二年卜五九二），丰臣秀吉统率海陆军十五万人，渡过对马海峡，在朝鲜半岛的釜山城登陆。朝鲜不堪一击，日军长驱直入，抵达首都王京（汉城）。王京陷落，国王李（日公）逃到北方的开京（开城）。开京又陷落，又逃到更北方的平壤。平壤又陷落，李（日公）于是逃到跟中国一水之隔，鸭绿江畔的义州。日本兵团自四月在釜山发动攻击，到六月夺取平壤，只不过三个月时间，朝鲜全国八省（道），全部失守，只剩下义州一个孤城。李（日公）向中国告急，他认为复国无望，请求举族内迁。
中国这时正逢宁夏军区（口孛）拜兵变，兵力集中在西疆，一时不能调遣。国防部长（兵部尚书）石星就派遣精通日本语文的沈惟敬，作为中国使节，前往日本占领下的平壤，了解情况。沈惟敬到平壤后，日本大将小西行长表示：“日本无意跟中国为敌，我们愿跟中国共同瓜分朝鲜，以大同江为界。中国如果同意的话，日本就撤出平壤，退到大同江以南。”沈惟敬回报，中国拒绝，认为必须维持朝鲜领土的完整与主权的独立。这一年九月，（口孛）拜事件平息，中国大将李如松率援朝军出发。
李如松于十二月渡过鸭绿江，跟国王李（日公）会合。明年（一五九三）正月，开始进攻，张居正整顿后的武装部队，仍有残存的优良纪律和战斗力，日军大败。援朝军追击三百余公里，克复平壤。再追击一百五十余公里，克复开京（开城）。日军节节失利后，在王京（汉城）北十五公里碧蹄馆，布置埋伏，由间谍向李如松报告说：“日本人已放弃王京，向南逃窜。”李如松这时已经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十分骄傲。他轻骑急追，在碧蹄馆陷入重围，战马跌倒，他的头部受伤，虽然援军仍将日军击退，但损失惨重，锐气已消。
然而，日本也无力反攻，而且鉴于平壤之败，不敢固守后勤交通线有随时被切断危险的孤城，不久真的放弃王京（汉城），撤退到朝鲜半岛南端最初登陆地的釜山。车臣秀吉返回日本，留下小西行长：等候命令。这时除了釜山一城外，朝鲜全国光复。如果换了有些大国，可能会趁此良机，把朝鲜一口并吞。然而中国却命国王李（日公）不必内迁，还都王京（汉城），李（日公）像中了马票一样的大喜过望。
日本退守釜山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