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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次跟濮议事件最大的不同是，政府全体官员的见解完全一致，宰相杨延和跟教育部长（礼部尚书）毛澄，合著了一篇《崇祀兴献工典礼》，自称是万世不易的经典，向文武百官宣布：“大家的行动都要以此作为根据，敢有异议的，就是奸邪。”——那就是说，凡是反对他的意见的人，一律纳入小人系统，这就是传统的古老法术。想不到一位新考取进士，在教育部（礼部）实习的年轻人张璁，他向副部长（侍郎）王瓒说。朱厚囗是继承堂兄的帝位，不是继承伯父的帝位。是入继帝统，不是入继大宗。朱祐樘有他自己的儿子，如果一定要大宗不绝的话，不应该为朱祐樘立后，而应该为朱厚照立后，所以朱厚囗不应改变称呼。王瓒认为他的理由充分，略微向大家透露。杨廷和立即气冲斗牛，唆使监察部门的官员，寻找王瓒的毛病，提出弹劾。王瓒不敢再开口，但初生之犊不怕虎的张璁，索性直接向皇帝上奏章申明他的主张。杨延和大怒，把张璁贬到南京，警告他说：“你要听话，不要唱反调。”恰巧宫中发生火灾，杨延和庄严地指出，这正是天老爷对违反礼教之徒的一种惩罚，必须朱厚囗称父亲为叔父，称母亲为叔母，天老爷才会龙心大悦。朱厚囗母子自问不能抗拒天老爷，只好照办。
但朱厚囗母子的屈服是短暂的，在火灾的震撼平息后不久，就旧事重提。朱厚囗坚持要恢复正常称呼，杨延和用辞职作为要挟，朱厚囗毫不挽留，立即批准，而把张璁召回北京。这是一个大的转变，全体高级官员在内政部长（吏部尚书）乔宇领导下，杯葛张璁，并阴谋用酷刑把张璁处死，他们的方法是来俊臣的《罗织经》上的一套，纷纷上奏章攻击张璁，司法部长（刑部尚书）赵鉴下令给他的部属，只要有一份奏章交下来查办，就逮捕张璁，不加询问，立即用廷杖拷死。朱厚囗对这个恶毒计划有所风闻，所以不但不把奏章交下查办，反而擢升张璁当翰林学士，后来更索性擢升他当宰相。
二十年代一五二四年，朱厚囗即位的第四年，正式下令恢复旧称，伯父仍称伯父，父亲仍称父亲。卫道之士大为震动，一个个中风狂走，好像到了世界末日。杨廷和的儿子杨慎尤其激烈，他大声疾呼说：“国家养士一百五十年，仗节死义，正在今日。”
——注意“国家养士”这句话，中国历史上以明王朝对人民（包括所谓“士”）摧辱得最为残酷，却竟然出现与事实恰恰相反的“养士”论调，说明奴性不但使人恬不知耻，更能使人颠倒是非。
杨慎的奴性狂热得到了响应，另一位大臣王元正也哀号说：“万世瞻仰，在此一举。”于是包括各部部长（尚书）在内的全体高级官员数百人，一齐集合在左顺门（宫门之一）外，匐伏跪下，大喊朱元璋和朱祐樘的帝王称号。王元正的表演更为出众，他像一个委屈万状的无赖一样，用拳头擂着宫门，拉起连老天爷都听得见的喉咙，放声大哭。大家发现如果不跟着他也如此大哭，就有被指控为离经叛道的危险，于是一片哭声，使金銮殿上的瓦片都摇晃起来。他们宣称所以如此，是痛心千古伦常和国家命脉，都已濒于毁灭前夕。虽然有宦官奉朱厚囗的命令前来劝解，但他们誓言在朱厚囗不改称父亲为叔父、母亲为叔母之前，哭声绝不停止。
朱厚囗下令逮捕哭声最大的官员一百三十四人，投入锦衣卫诏狱。第二天再补行逮捕九十余人，全部廷杖，其中十六位官员没有福气承受这种养士的待遇，竟死在杖下。杨慎、王元正幸而不死，于延杖后贬窜到蛮荒边区。
三 断头政治的恶化
朱厚囗在父母的称呼上，因父子至情，闪电似的爆出一线灵性。大礼议过去之后，闪电熄灭，不久他就恢复了他祖先传统下来的冥顽不灵。
朱厚囗在宦官群的引导下，信奉了道教，而且十分热切。但他并没有把道教福音传播全世界的情操，他只有一颗私心，相信如果他利用皇帝的权力，召请天下法术高超的道士，建筑华丽的祭坛，用美好的中国古文颂词，向天老爷——玉皇大帝谄媚哀求的话，一定能感动那位世界上最高的神抵，保佑他逢凶化吉，长生不死。于是，建醮（筑坛祭神）和《青词》（用红笔把拍玉皇大帝马屁的颂词，写在青颜色的符篆纸上，在祭坛上焚化，玉皇大帝就可以看到），遂成为政治上的两件大事。
道士段朝用曾向朱厚囗建议，如果能不跟外人接触，静心修炼，就可得到炼金的法术和得到纪元前三世纪赢政大帝所得不到的长生不死之药。朱厚囗乐不可支，一五四O年，他宣布要皇太子代理皇帝（监国），而自己准备退居到一个隐蔽的地方（静宅）十二年，十二年后即可修炼成功，然后以神仙之体，再出来执政。交通部长（太仆寺卿）杨最，上谏章抨击这种修炼之术，说它完全是谎话，不可相信。朱厚囗大怒（因为戳破了他的白日梦），把杨最逮入镇抚司诏狱，用廷杖拷死。朱厚囗经过这次扫兴，不再提起太子代理皇帝的事。但从这一年起，他就不再出席早朝，不跟任何官员接触。明政府又回到断头政治的混沌之境。
朱厚囗自一五四○年到一五六六年逝世，二十七年间，总共跟群臣只见过四次面，平均七年出席早朝一次。平常完全靠“票拟”（宰相签注意见）和“朱批”（皇帝红笔批示），跟政府保持不绝如缕地联系。朱厚囗把全副精力用到追求“长生”上，对骨肉亲属的感情，非常淡薄。对政府官员的感情，更是冷酷。大礼议事件使他疑心所有大臣联合起来跟他作对，于是，在断头政治期间——正是本世纪（十六）中叶，他只信任他认为无党无派，孤立于群臣之外的宰相严嵩。
严嵩是中国历史上最成功的大政客兼大贪官之一，他完全靠精密的谄媚和撰写歌颂玉皇大帝的《青词》，而被擢升到宰相的高位，他谨慎小心地伺候着政治老板，外貌上对任何人都和蔼可亲，只有在排除他的政敌时才露出毒牙。最奇异的是他有一个绝顶聪明的独生子严世蕃，朱厚囗写给内阁的，或直接写给严嵩的谕旨，字迹潦草而辞意含糊，没有人能看得懂。严世蕃却能一目了然，代他父亲所作的回答，无一不适应朱厚囗的心理状态。这使得朱厚囗一天都不能离开他的宰相严嵩，严嵩也一天都不能离开他的儿子严世蕃。
严嵩的唯一工作不是处理国家大事，而是研究朱厚囗的性格脾气，他对朱厚囗大脑上每一根神经都了如指掌。朱厚囗自以为十分英明，严嵩在朱厚囗面前便处处表示自己窝囊。朱厚囗死不认错，严嵩在任何情形下都避免暴露朱厚囗的过失。朱厚囗反复无常，严嵩就永不提任何建设性的建议。朱厚囗猜忌大臣结党营私，严嵩对任何陷于危难的朋友都拒绝援救。朱厚囗残忍好杀，严嵩正好利用它来肃清异己。君臣之间没有一点道德性质或政治见解的契合，只有无微不至的揣摩和欺骗。朱厚囗用官位玩弄严嵩，严嵩用上述的方法玩弄朱厚囗。
举一个例子可以说明这种情形，严嵩每逢巨大的贪污案件败露，人赃俱获，受到监察部门官员纠举弹劾，面临杀头坐牢的危机时，他就去长跪在宫门口，或长跪在朱厚囗面前，痛哭流涕，承认自己罪不可赦，唯求大皇帝开恩，但他所以被那些具有别种心肠的官员围攻，却都是因为他太忠心耿耿的缘故。朱厚囗最欣赏他这种婢膝奴颜的“投案”，所以每次都不予追究。这就是严嵩看穿了朱厚囗的肺腑后的大胆适应，他知道朱厚囗认为贪污算不了什么，不过恬不知耻而已，而那么多人不断围攻，正足以证明严嵩只对皇帝一个人忠贞，这恰是朱厚囗所要求的。严嵩对朱厚囗的了解，超过朱厚囗对自己的了解。所以严嵩从不说一句使朱厚囗不愉快的话，任何情形之下都不说，这正是一个成功政客最基本的素养。
严嵩当权二十年，一五六二年，终于被朱厚囗勒令退休。并不是他的法宝有什么不灵光，而是严世蕃对他的工作日久生厌，每天荒于酒色，不再把皇帝的谕旨放在心上。严嵩年老，无法控制儿子，只好自己提笔应付，遂大大地失去朱厚囗的欢心。
严嵩虽去，但纯政客类型的政治形态，从此在中国政坛上生根，成为以后数百年间最丑陋的政治现象之一。
四 全国沸腾的抗暴民变
在这种断头政治和这种纵容贪污的社会条件之下，上世纪（十五）遍地爆发的抗暴民变，进入本世纪（十六）后，更如火如茶，全国人民每年至少都要有一次以上大规模的暴动。有些被明政府迅速扑灭，有些则战斗数年或数十年。如汤麻九集团，占据孝丰（浙江安吉）一带一万余平方公里，达二十余年。徐九龄集团，占据建昌（江西永修）一带二万余平方公里，达三十余年。陈阔口集团，占据下历（江西定南）、和平（广东和平）一带二万余平方公里，达四十余年。这种长期的跟明政府对抗，组成国内之国的现象，是大黑暗时代中政治腐败、宦官当权和断头政治特有产物之一。
我们再把其他重大的人民抗暴行动，列为下表摘要的加以说明：
刘六集团发生在河北心脏地区，跟首都北京只有一百二十公里，他们分成数个支队，在华北大平原上进行游击战，大肆杀戮贪污官员和被称为“乡绅”的大地主。他们在初起事时，一度想向政府投降，曾透过宦官张忠向皇帝请求赦免，张忠要白银二万两的贿赂，才肯保证下大赦令，而更大的宦官刘瑾的家人，又另外索取一万两，刘六集团无力缴纳，虽经更加努力劫掠，仍不能凑足。一五一一年，剿匪总司令（右都御史提督军务统京营兵）马中锡，派人招降，态度十分诚恳，刘六深为感动，决心归附，但他的弟弟刘七说：“现在宦官当道，马中锡自保都不容易，他怎么有力量实践他的承诺？”刘七的判断十分正确，马中锡不久就被宦官逮捕，死在锦衣卫诏狱。
朱寘钅番是一位亲王，他本身并没有受到迫害，但他不忍看到人民所受的迫害。事变发生那一年，刘瑾派他的摇尾系统最高法院副院长（大理寺少卿）周东，到宁夏地区测量耕田，征取马匹及追缴人民历年所欠的地租。连年旱灾，人民早都成为赤贫，但周东仍然用严厉的手段对付，法庭之上，每天拷打，后来更牵涉到军中屯日战士和低级军官，军民的愤怒一时爆发，拥戴朱寘钅番当领袖，发动军民联合的抗暴行动，包括周东在内的贪官酷吏群，全被砍头。
朱宸濠也是一位亲王，他的叛变目的跟朱寘钅番不同，只不过想当皇帝而已。但他的叛变行为，却是贪污的产品。他利用巨额的贿赂收买宦官钱宁和国防部长（兵部尚书）陆完。朱宸濠的父亲因为作恶多端，中央政府曾把他的亲王府的守卫撤销。在钱宁、陆完的建议下，朱宸濠获准恢复，他就用这支警卫军作他的基本武力，向中央发动第二次靖难之役，结果因阳明学派创始人王守仁抄他的后路而迅速失败。
最奇异最悲惨的是杨金英集团。她们都是美丽的妙龄少女，充当第十二任皇帝朱厚囗的宫人，乘朱厚囗熟睡的时候，把绳索套到朱厚囗的脖子上、企图把他勒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