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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六
开完书记碰头会，孙立栋又签了几份地市级干部违法违纪问题处理意见的请示报告（这几份报告都是要报请省委常委们最后议决的），已是晚上10点来钟了。报告虽然是签发了，但孙立栋历来的做法是，还要将它们在自己身后的机要柜里锁上一两天（当然，这样做的前提是时间允许），让自己对这些人和事的看法稍稍沉淀一下，然后，找个清静的时间，取出它们，再仔仔细细地看上两遍，再逐字逐句地推敲一下，尤其涉及到案件定性的那些关键部分，他会反复提出一些“疑问点”
来测试一下，看看能不能推翻目前的定性。确实不能了，他才会把它们呈报给省委常委会。应该说，今天要办的事均已完毕，可以回家了，但他没走。下午的会，最终没有得出一个结论。因为涉及到顾副书记和九天集团公司的关系，涉及到省反腐领导小组已经向橡树湾派出了工作组，省纪委到底还要不要过问这个基地的问题，书记们最终没能统一认识。在沉默了很长一段时间后，吴副书记谈了一个想法。他说最妥善的处置方法是，把这件事报告给章书记，等他表个态以后，我们再照着去办。这叫“解铃还得系铃人”。这么做，既不会得罪顾副书记，也没“抗着中纪委领导的指示”，也维护了组织原则。但另一位副书记当即提出了异议：“这好像……等于到章书记跟前去告顾副书记的状。”接着，另一位副书记推测：“假如章书记发出话来，让我们还去找顾副书记拿主意，这不就等于把我们自己逼到了绝路上？”在沉默了几分钟后，吴副书记又提了个建议：“还有个解决办法，就是把董琳副书记的电话记录原原本本地打印两份，一份呈省反腐领导小组并转顾副书记，一份呈章书记。对董琳副书记的指示，我们纪委先不要表示任何态度，等双方的态度出来后，再相机行事。”这个提议立即得到了大多数与会者的赞同，认为这样做最保险。但也有对此不表态的。孙立栋明白这两位没表态的同志的想法。他们觉得，作为一级纪委组织，尤其是省一级的纪委组织，对如此重大的问题，尤其是中纪委领导已经在过问的事情，应该表明自己的态度，提出相应的处置措施，而不该把问题和矛盾往常委会和省主要领导那儿一推了之。但他们没在会上坚持己见，引起争论。这一方面可能是因为自己处于少数的地位，另一方面从会议的进展情况来看，孙立栋好像也没有非要在这次会上做出什么最后决定的意思。既然事情还在两可之间，那么暂且不作争论也罢。
会议可以暂且不作决定，但事情却再不能拖延。孙立栋明白，大主意还得自己拿。董琳副书记的作风他是知道的，她交办的事，桩桩件件都会亲自来查问处理结果。什么时候对哪件事，她说过什么话，有时候甚至是针对一件不怎么起眼儿的事情说过一两句初听起来并不怎么“强硬”的话，你以为她只是随口说说而已的，不会较真儿的，但到时候她仍然会来检查你办了没有。而且特别让人佩服的是，几个月前说过的话，她会记得清清楚楚。时间、地点、在场有哪些人、对她提出的要求你当时表了什么态、而你现在又拖着不办到底是为什么等等等等，问得你哑口无言。
但是，从目前的情况看，怎么做才能不得罪了顾副书记，也是不能不顾及的一个大问题呀！那个老式的落地大钟“当当”地敲11下了，孙立栋还没有拿定自己的主意。他的秘书也没走，只不过在外头那间办公室里待着。大约到11点40多分，孙立栋突然出现在秘书面前，口气非常坚决地吩咐道：“给我要章书记在海南的电话。”看情况，他是决心要向章书记汇报了。秘书心里“咯噔”一下。秘书作为记录员，参加了下午的会议。他虽然没有资格在会上开口说话，但因为是孙立栋身边的人，这样的会参加多了，有时候对所讨论的一些问题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所涉及的种种利害关系，甚至比与会者掌握的情况还要多。孙立栋常常在会后（有时也在会前）
把自己的这位秘书单独找到办公室里，让他说说对有关问题的看法。不管他说什么，孙立栋当场往往不表态。但事后仍可以觉察出，他所说的话对孙立栋后来的决策并非一点都不起作用。
秘书赞成那种看法：这时候就橡树湾问题给章书记打电话，就等于去告顾副书记的状。万一章书记也不想得罪顾副书记，把事情又打发回来，让他们去找顾副书记解决，今后这事情就难说了。章书记身体“不太好”，到底还能在省里待多久，很难预料。从现在的情况看，顾副书记也是有这个可能接替章书记来主持省委工作的。这也是纪委里许多同志的顾忌之处。
“今天太晚了……明天再说吧。”秘书这么说。他想拖一拖，也许到了明天，孙立栋一夜考虑过来，处理起来会更理性一些。
“现在还不到12点，章书记历来有晚上工作的习惯，不晚。”孙立栋态度似乎挺坚决。
秘书说：“他去海南是治病，不是工作。
孙立栋略有些不耐烦地：“……我还不知道他是去治病的？”
秘书劝道：“孙书记，您考虑过没有？章书记的病万一好不了，今后很有可能就是顾副书记来主持省委工作。您已经58了……”
孙立栋一下变色通：“怎么可以这么考虑问题？”
秘书慌慌地：“我没别的意思……”
孙立栋很不耐烦地摆了摆手：“你走吧。”
秘书嘴里回答：“是。”但人却依然不动。
孙立栋说道：“把章书记在海南的电话号码给我留下，你可以走了。”
秘书依然没动：孙立栋有点火了：“怎么没长耳朵？”
秘书恳切地：“孙书记，您再考虑一下……下午会上，几位副书记的担心不是一点没道理的。万一章书记把这件事又推回来交顾副书记处理，您就会非常被动。顾副书记也许就会记很您一辈子（越说越激动）。孙书记，不管您怎么批评我，今晚这话我都要说。您辛辛苦苦、勤勤恳恳地干了一辈子，从来没怎么为自己考虑过，眼看就到退休的坎儿上了，您不能不为自己考虑一回呀！省直机关里谁不知道冯祥龙跟顾副书记一家人走得特别近？尤其是顾副书记的那个儿子，在经济上眼冯祥龙更是掰扯不开。最近还有一种说法，说顾副书记和冯祥龙的父亲50年代在一个县里干过工作，关系还非同一般。”
“别道听途说。”“那会儿，顾副书记还在乡里干着哩，只是个拿津贴的民政助理。冯祥龙的爸爸是他的顶头上司、管民政的副乡长。后来冯祥龙的爸爸出了车祸，两条腿都锯了，没法再干了，他就极力推荐了手下这位民政助理接替他当了这个副乡长。顾副书记是从这时开始成了个正式的脱产干部的。
他以此为起点，正式走上仕途，从此一发不可收，进步特别快。从乡到区，从区到县，一直干到省里……“秘书一边说，一边又从外间的文件柜里取出一个收存相关剪报资料的卷宗。
又从卷宗里取出几份有关冯祥龙的剪报，放到孙立栋面前说道：“您别不信，这几篇有关冯祥龙的报道所说的一些情况，都跟我听到的差不多。顾副书记在省直礼堂做报告时，也好几次提到他当年在桦树县的基层怎么怎么做工作……”孙立栋对秘书出示的这些剪报资料仿佛并不感兴趣似的，只是淡淡地瞄了那么一眼，说道：“就算这些情况属实，又怎么样？顾副书记今天已经是党的一个高级干部，已经是我们党、我们国家的栋梁之才，他早已经不是乡里的一个民政助理员了。我们怎么可以毫无根据地在背后议论一个省委省政府的主要领导，断定他在处理问题时一定会徇情枉法？这种错误已经不是简单的自由主义问题了！”
秘书不做声了。
孙立栋断然说道：“回去吧。”
秘书转身向外走去。
孙立栋说道：“电话号码。章书记在海南的电话号码。”
秘书本能地犹豫了一下，但这一回没再犟嘴，乖乖地从一本机要记事本里抄下号码，端端正正地放到孙立栋面前，毕恭毕敬地问了声：“还有事吗？”
孙立栋摆了摆手。
秘书去拉上窗帘，往茶杯里续满水，并且从小柜里拿出一点干点之类的点心，放在孙立栋的手边，然后走了出去，顺手还把门带上了。
里间只剩下孙立栋一个人，一时间办公室里十分安静，甚至静得都有点让人感到窒息。只听到那架老式的落地座钟“滴滴答答”单调地走动声。孙立栋机械地看了看桌上的那些剪报，又拿起那张记着章书记电话号码的纸片看了看，沉重地坐了好大一会儿，迟缓地正要伸手去拿电话机，忽听得隔壁外间有什么响动。他放下电话，立即起身走到外间一看，秘书根本没走。皮包、大衣、手套都已经准备好了，但就是没走。“还不走？末班车都没了。”孙立栋关切道。“我骑车回去。”秘书闷闷地说道。“这么晚了，路上全是冰壳子，还骑什么车？
我让司机送送你。“孙立栋说道。”不用。没事的，天天如此。“秘书说道。”那就赶紧走吧。“孙立栋说道。秘书的头却一下低了下来，脸上现出极伤感的神情。孙立栋知道这位忠心耿耿的助手只是在为自己担心，担心已经58岁的他，一旦处理不好这档子事，难以让自己这一生善始善终了。其实也不一定，大不了，从省纪委书记这个位置上退下来，不给安排个人大副主任政协副主席的位置，真正一退到底罢了。就是一退到底，在自己家楼底下种点菜、养点花，又何乐而不为呢？真是的！”走吧走吧。“他极感慨地对秘书说道。
秘书似乎还想说什么，刚抬起头来，却见孙立栋对他摆了摆手，明确是在“赶”他走。
他只得走了，拿起大衣、手套、皮包，便走了出去。孙立栋关上外间屋的灯，转着身子四下里打量了一圈，看到各处的门窗都已关好，这才慢慢地走回里间，沉沉地坐了下来，拿起那张记录了章书记电话号码的纸条，开始给章书记打电话。
第二天一早，人们发现，顾副书记早早地就来上班了，而且脸色阴沉。不一会儿，大铁门再一次“隆隆”地开启。政法委的来书记、省高检的张检察长、省公安厅的高厅长、省监察厅的曲厅长……一辆辆公务用车鱼贯地开进大院，连岗台上的两个警卫战士对此也不禁感到愕愣。“又出啥事了？”被紧急召来安排会务的几个工作人员，对此也都莫名其妙，互相打听着，却谁也不知道昨晚下班后，又发生了什么事。
会议室里的气氛稍好一些。虽然被紧急召来时，没人告诉他们具体的原因，但毕竟都是各部口的负责同志，对这样的场面早已不陌生，内心深处各有猜测，各有戒备，但表面上都很放松，谈笑风生地寒暄着。蒋兴丰也被通知来与会，比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