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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汉朝气数已尽，汉家天子还值得辅佐吗？既然不值得辅佐，取而代之又有何不可？自古以来，帝王宁有种乎，大凡乱世之际，定是自负雄才伟略者风云际会之时。东汉末年的形势是“郡郡作帝，县县自王”，诚如曹操所言：“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三国志》卷一《武帝纪》注引《魏武故事》。袁绍、刘备、孙权等人皆骂曹操是汉贼，其实他们自己也不想当汉臣，也想称帝称王。诸葛亮才智谋略并不弱于曹操、孙权、司马懿等人，他手中又握有“自取”的先帝遗诏，若天假以年，诸葛亮长寿，且北伐成功，克复中原，诸葛亮本人，抑或其子孙，受九锡，登上皇帝宝座岂非顺理成章之事，我们又何必为之而惊讶呢！
诸葛亮袖手关羽“走麦城”辨析
《光明日报》“史学”版（2004年12月14日）等报刊曾摘录过我的《诸葛亮择主与拜相再认识》一文，不久，众多网站纷纷转载，并将题目改为《诸葛亮借刀杀关羽》。此文被各网站及众多媒体刊载报道后，引起了广大文史爱好者及学术界专家学者的强烈反响，大都表示无法接受拙文的观点。山东电视台“放言天下”栏目对此进行了专题讨论，并于2005年2月22日对我进行了电话采访（详见本章附录2）。为此，笔者再作辨析，冀望能将这一问题的探讨引向深入。
专家们最主要的不同见解是，关羽攻打襄樊的前期，擒于禁，斩庞德，把曹仁围困在樊城，军事上节节胜利，诸葛亮没有必要派蜀兵来增援他。后来从丢失荆州到走麦城，时间很短，诸葛亮无法知道，即使知道了，也来不及增援。从表象看，这一理由似乎很充分，但若依据史实，细加考订，还是大有问题的。
我认为，关羽孤军北伐，攻打襄樊，是战略上的严重失误。稍懂三国史的人皆知，诸葛亮《隆中对》的决策是，待天下有变，益州和荆州两路大军同时北伐，一攻宛洛，一攻长安，使曹魏首尾不能兼顾。而关羽所率领的荆州军仅是蜀汉的偏师，在益州主力军没有出动的情况下，以偏师攻击强大的曹魏，无疑是极大的冒险。况且，此时孙刘两家在外交上已呈破裂之势。若不是曹操进兵攻打汉中，建安十九年，刘备和孙权为争夺荆州已几乎诉诸武力，刀兵相见。关羽出兵攻襄樊，荆州城防必然空虚。在此情况下，当然要防范孙权在背后捅上一刀，趁机偷袭荆州，诸葛亮一生用兵唯谨慎，且十分重视孙刘联盟的动态，难道他会掉以轻心？关羽虽为荆州军的主帅，但没有刘备的命令，关羽是不敢擅自进兵的。诸葛亮明知关羽北伐的条件不成熟，且同自己《隆中对》的战略决策相违背，为何不尽军师职责，力加劝阻，此其疑点之一也。
襄樊战役开始后，曹操极为重视，其坐镇洛阳，日夜同司马懿、刘晔、蒋济、桓阶等心腹谋士分析“敌情”，商量对策。并不断调动其最精锐的部队及猛将增援樊城。据笔者爬梳史料，发现曹操前后共派出多批援军。《三国志·关羽传》载：“（建安）二十四年，先主为汉中王，拜羽为前将军，假节钺。是岁，羽率众攻曹仁于樊。曹公遣于禁率七军助仁。”《三国志·徐晃传》云：“复遣（徐）晃助曹仁讨关羽，屯宛。会汉水暴溢，于禁等没。羽围仁于樊，又围将军吕常于襄阳。晃所将多新卒，以羽难与争锋，遂前至阳陵陂屯。太祖复还，遣将军徐商、吕建等诣晃，令曰：”须兵马集至，乃俱前。‘……太祖前后遣殷署、朱盖等凡十二营诣晃。“《三国志·张辽传》云：”关羽围曹仁于樊，魏王召（张）辽及诸军悉还救仁。“《资治通鉴》卷六十八曰：”魏王操自洛阳南救曹仁，群下皆谓王不亟行，今败矣。侍中桓阶独曰：“大王以仁等为足以料事势不也。’曰‘能’。‘大王恐二人遗力邪（按：二人谓曹仁、吕常也）’。曰‘不然’。‘然则何为自往？’曰‘吾恐虏众多而徐晃等势不便耳’。阶曰：”今仁等处重围之中，而守死无贰者，诚以大王远为之势也。夫居万死之地，必有死争之心，内怀死争，外有强救，大王按六军以示余力，何忧于败而欲自往。‘操善其言，乃驻军摩陂，前后遣殷署、朱盖等凡十二营诣晃。“
由上述史料可知，曹操为解樊城之围，共派出五批援军：第一批是于禁、庞德等率领的七军；第二批是徐晃的精兵；第三批是徐商、吕建的部队；第四批是殷署、朱盖的十二营；第五批是把曹操手中最精锐的王牌军——张辽的部队，从与孙权对垒的合肥前线调来增援曹仁。即便如此，曹操还不放心，为取得压倒优势，曹操还亲率十余万大军屯驻于离襄樊不远的摩陂（今河南郏县），以便随时增援。由此可见，为了对付关羽，曹魏方面已经实行了全国总动员。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和强烈反差的是，蜀汉方面却丝毫没有作出任何反映，采取任何军事部署。据《三国志·甘宁传》载：“羽号有三万人。”关羽以区区三万之众，既需留一半兵力于后防基地，防守荆州，又要攻取曹魏军事重镇襄樊，真乃捉襟见肘，其艰难自不待言。由于关羽兵微将寡，故在八月“汉水暴溢，樊下平地五六丈”的有利条件下，都不能攻克樊城。及至曹操各路援军云集襄樊时，关羽军已处于绝对劣势。
或许有人会认为，诸葛亮并非神人，亦难以预料吕蒙会偷袭荆州，故不给关羽增派援兵。其实即使东吴不背盟图羽，单凭关羽这支偏师亦很难攻取襄樊，而在曹操遣徐晃配合曹仁夹击关羽之际，羽军已面临覆灭的危险。史载“羽乘船临城，立围数重，外内断绝”《资治通鉴》卷六十八，胡三省注。，但曹魏大将徐晃就是凭借其优势兵力攻入重围，破羽围堑鹿角十重。史载，关羽军“围头有屯，又别屯四冢，徐晃扬声当攻围头屯，而密攻四冢。羽见四冢欲坏，自将步骑五千出战，晃击之，退走，遂追陷与俱入围，破之，或自投沔水死”《三国志》卷十七《徐晃传》……关羽军伤亡惨重，只得撤襄樊之围返师南逃。只因曹操欲收渔翁之利，才停止追歼羽军。胡三省评曰：“使吕蒙不袭取江陵，羽亦必为操所破，而操假手于蒙者，欲使两寇自弊，而坐收渔人、田父之功也。”同①。王夫之也指出：“关羽之覆于吕蒙固意外之变，然而无吕蒙从中扰，羽能制操之死命乎，以制曹仁而有余，以敌操而固不足矣。”王夫之：《读通鉴论》卷十。真是智者所见略同，确是中的之论也。
襄樊战役关乎蜀汉北伐大计，诸葛亮既然以“兴汉”为己任，怎么可能不密切关注这一战役发展的一举一动？亮镇守荆州多年，对荆州军的兵力、装备也应该了如指掌，为何在曹魏大军几乎倾巢出动，军事态势如此严重的情况下无动于衷？蜀汉在益州的主力军难道就不能抽出一旅之师增援荆州，而让关羽以孤军抗击曹魏的十余万精锐之师，此诚不可解也。
论者又谓关羽骄狂轻敌，误中吕蒙、陆逊之计，尽撤荆州守兵以攻樊城，遂造成后方空虚，给孙权以可乘之机。其实这也需要分析。关羽抽调江陵守卒增援襄樊，固然是他对东吴偷袭荆州的可能性估计不足，但如果不是因为兵力不足，樊城久攻不克，关羽又何必“连呼刘封、孟达，令发兵相助”呢？如果这时成都或汉中的蜀军能够及时赶到，关羽又何必动用看守老家的部队？关羽南征北战数十年，虽称不上足智多谋，但亦并非一勇之夫，焉能虑不及此，他之所以出此下策，恐怕也有蜀中不肯发兵相助的难言之隐吧。
襄樊战役始于建安二十四年七月，终于是年十二月底，首尾凡半年。战役的转折点是在十月，即东吴背盟、吕子明白衣渡江，兵不血刃夺取荆州。关羽败走麦城，突围至临沮被吴兵擒杀是在十二月，这也就是说关羽的失败过程有两个月左右的时间。令人费解的是，难道在这么长的时间内，刘备、诸葛亮对整个战役急转直下的形势竟然一无所闻？难道关羽和蜀汉统帅部、大本营就完全失去了联络？难道蜀汉这个刚刚建立的新兴政权的情报部门就全部失灵，完全瘫痪？按照一般的军事常识，襄樊战役打响后，魏、蜀、吴三方都应该把注意力、聚焦点全部集中于荆州战场。蜀汉益州地区在没有受到吴、魏任何威胁的情况下，绝不可能对荆州的战况置若罔闻，作壁上观。
必须指出的是，秦汉三国时期，军队中已建立起相当完善的军事情报系统。史家也对此作过系统研究。东汉时期，军中负责通报战况、从事情报和信息搜集工作的专职人员，称为“斥堠”。《尚书·禹贡》“五百里侯服”孔传：“侯，候也。斥堠而服事。”孔颖达疏：“斥堠，谓检行险阻，伺候盗贼。”《史记·李将军列传》：“然亦远斥候，未尝遇害。”司马贞索引许慎注《淮南子》云：“斥，度也。候，视也，望也。”亦指侦察敌情的士兵。《三国志·诸葛恪传》云：“远遣斥候。”《三国志·孙韶传》曰：“常以警疆场，远斥候为务。”可见魏、吴两国对军事情报工作相当重视，蜀汉也不例外。例如，刘备在攻取汉中后，为了加强成都与汉中前线的通信联络，“起馆舍，筑亭障，从成都至白水关，四百余区”。《三国志》卷三十二《先主传》注引《典略》。刘备伐吴时，沿途派出许多“斥堠”，以保证前方和后方之间的联络畅通无阻。
当然，我们也可假设吕蒙攻陷江陵、公安后，严密封锁消息，关羽的荆州军卒全被俘获，无一人漏网逃回成都报信，但问题是，东吴为了扩大战果，又遣陆逊“别取宜都，获秭归、枝江、夷道，还屯夷陵，守峡口以备蜀”《三国志》卷四十七《孙权传》……孙吴的疆域已拓展至蜀汉西部边境的永安，即白帝城。在吴军凌厉的攻势下，“汉中王刘备所置宜都太守樊友”弃城而逃，奔回成都，“诸城长吏及蛮夷君长皆降”。《三国志》卷五十八《陆逊传》。毋庸置疑，刘备、诸葛亮此时对荆州的战况已基本清楚，只是关羽生死如何，尚不得而知。《三国志·陆逊传》明确记载宜都失守的时间是在“建安二十四年十一月”，距离关羽被擒还有一个多月。
我认为，如果这时刘、葛即刻发兵，日夜兼程去营救关羽，或许还有机会，即使未能达到目的，救兵未及赶到，而关羽已遭不幸，刘、葛在此事上的处理总算还在情理之中。所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但如果连“人谋”也不尽，那又能作何解释呢？问题是，陈寿所撰的《三国志》及裴注中均无只言片语涉及刘、葛商议发兵营救关羽的记载，这当然引起了后人的困惑。章太炎作为近代的国学大师，以学术功底深厚、治学严谨而著称，他在《訄书》中提出的“葛氏假手于吴人，以陨关羽之命”的见解虽然仅是猜测，但确实很有道理，绝非无稽之谈。
已故著名史学家方诗铭先生袭用了章太炎的观点，但他却认为不是诸葛亮要除去关羽，而是刘备要剪除关羽。其理由是关羽骄横跋扈，“不但易代（即刘备死后）之后将难于控制，即刘备健在之时也感到没有把握”。方诗铭：《三国人物散论》，236～23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由此可见，章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