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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前人及时贤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魏延等人作了重新评述，这些新观点、新看法有时会被视做对历史人物的翻案。对此，我并不认同。我认为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以近代史上最著名的人物曾国藩而言，对他的评价不是被颠倒了数次吗？所以对三国人物的重新评价也是很正常的。当然，本人的分析评判是否公允，还请专家与读者批评赐正。
九锡、禅让制度与两重君主观
自曹丕以魏代汉，“汉魏故事”便成了禅让的代名词。司马炎以晋代魏是“汉魏故事”的一次翻版。此后，南北朝及隋、唐、后梁、北宋各代帝王纷纷效尤，如法炮制，亦以禅位的形式完成易代鼎革。权臣既谋夺位，又欲逃避篡弑之名，于是便上演“禅让”的闹剧，胁迫傀儡皇帝主动逊位，然后故作姿态揖让一番，将夺位美化为禅让。帝制社会之禅让虽同上古唐虞时代不同，其目的是用以掩盖篡弑，但皇位与皇权的更迭相对比较平稳，一般都不会酿成大规模的社会动乱。故汉魏时期的禅让制颇有研究之必要。
更值得史家重视的是，历朝禅代都同九锡制联系在一起。为了效仿上古时期的尧舜禹禅让故事，使改朝换代能符合当时的法理观念，权臣在夺取帝位之前，必先晋爵建国，封公或封王，赐九锡，然后登上九五之位。曹操加九锡，封公建国，曹丕因之而终于完成汉魏禅代，从此九锡成了权臣易代鼎革的工具。从这个意义上说，九锡是汉魏晋之际权臣夺取政权的一种制度。中国古代专制主义的皇权政治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处于探索、改进与渐趋完善的过程。秦汉王朝虽然已经建立了皇权统治，但毕竟刚从三代社会脱胎而来，不仅皇帝独裁及忠君观念还未深入人心，而且其专制政体也不够完善，皇权的加强有一个较长的历史阶段。白钢先生认为：“划分中国皇帝权力形态的发展阶段，大体上可以赵匡胤建立宋王朝为界，将其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赵匡胤以前我们姑且称之为皇帝的相对独裁时期，赵匡胤以后，可以称之为皇帝的绝对独裁时期。”在皇帝相对独裁时期，宰相受到皇帝的特殊尊重，可谓位高权重，在诸多方面享受崇高的礼遇。魏晋南北朝时期，对皇权构成最大威胁的是宰相、大将军，一旦出现昏君庸主，失去对兵权的控制，抑或天下动乱，名教式微，宰相或大将军就有可能成为权臣，其加九锡、夺神器就是顺理成章之事。
三国时期，帝王还利用九锡来笼络羁縻敌国或地方割据势力，这是九锡制度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发挥的另一种特殊功能。九锡制从周代滥觞，汉魏之际形成，一直延续到五代。魏晋南北朝隋唐开国之君的《本纪》中都有受禅前的“九锡文”，然而由于史籍记载极其简略、零星，故历代史家对九锡制甚少关注，仅清人赵翼在《廿二史劄记》中立“九锡”专条，作简要论述。当代史家虽偶尔提及九锡，然皆语焉未详，未有专文论列。本书详细考察了九锡制的缘起及其与汉魏禅代之关系，这可以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中国皇权政治及易代鼎革的运作轨迹。
皇权政治的思想理论基础是强调天下臣民必须无条件忠君，但忠君的伦理观念在不同历史阶段有不同的表现形态。稽考史籍，笔者发现，先秦社会士的忠君观绝非如此，甚至到秦汉时期大一统帝国局面已经建立，君主专制政体已相当完善，一部分士大夫还没有把皇帝奉为自己唯一的君主。他们的忠君观具有两重性，即不仅认为皇帝是君，举主、府主等人亦可作为“君”。君臣名分多元化是周秦汉魏时期的普遍现象。
东汉末年，“四世三公”的袁氏“门生故吏遍天下”。在两重君主观的影响下，袁氏门生故吏皆奉袁氏为主，他们宁可不忠于朝廷，也要尽忠于袁氏，以致后来袁绍一度成为当时最强大的军阀。而袁术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在东汉王朝尚未完全崩溃之时，仅据淮南一隅之地而自称皇帝。三国时期，士人为图富贵，或背叛朝廷，或弃旧主，犹如脱屐。正如赵翼所说：“盖自汉魏易姓以来，胜国之臣，即为兴朝佐命，久已习为固然。其视国家禅代，一若无与于己，而转借为迁官受赏之资。故偶有一二耆旧，不忍遽背故君者，即已啧啧人口，不必其以身殉也。”由此可见，传统的“君臣大义”与“三纲五常”已荡然无存。
三国时期，两个大名鼎鼎的人物——诸葛亮与司马昭，虽然都对历史作出杰出贡献，但后世却有截然不同的评判。前者因忠君“忠”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而名垂宇宙，后者却因“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而遭世人唾骂。千百年来，诸葛亮与司马昭几乎成了人们衡量忠良奸雄的典型人物。我认为所谓诸葛“忠”、司马“奸”的评判标准和价值取向极为偏颇，是对古代社会的忠君观念以及皇权政治在不同历史阶段发生的跌宕起伏缺乏深度探究的结果。因此，本书就两重君主观的起源、嬗变、特征作一论述与辨析。
金戈铁马定三分：三国军事战略新探
我不太同意近年来史学界比较流行的，所谓“南北经济均衡”导致三国鼎立局面形成的观点。事实上，早在春秋战国时期，长江流域已经得到初步开发，建立于长江流域的楚、吴、越等国还先后成为春秋时期的霸主，一度问鼎中原，连北方晋、齐等强国都向其屈服。可见长江流域的开发并不始于汉代，所谓“南北经济均衡”才导致天下分裂的理论把复杂的历史简单化了。那么，三国鼎立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这当然是一个大问题，我在这里也不打算详细探讨。不过，我认为三分天下局面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靠的是“人谋”，“人谋”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诚如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所言：“曹操比之于袁绍，则名微而众寡，然操遂能克绍，以弱为强者，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很显然，诸葛亮强调曹操战胜袁绍的法宝，就是“人谋”。其实，不仅曹袁战争的成败取决于“人谋”，而且整个三国战争史都证明：凡善用“人谋”者就能克敌制胜，反之则必然失败。本章的三篇论文都与“人谋”有关，但又从新的视角探究了赤壁之战曹操失败、关羽失荆州以及具有超强战斗力的凉州兵团难成气候的原因。
赤壁之战胜败原因后人多有评说，几成定论。但鲜有从夏口的地理位置、战略形势的视角上检讨曹操失败之因。夏口“分荆襄之胜而压荆襄之口”，是荆、扬二州的“心喉”。曹操赤壁之战失利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其在夺取江陵之后，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忽视了夏口的重要战略地位，不纳程昱之良谋，没有乘胜追击势单力孤的刘备，占领夏口这一战略要地，致使刘备得到喘息之机，并与孙权联合，大破曹操于赤壁。曹操亦因此丧失了统一天下的最佳时机。
三国时期，关羽失荆州，败走麦城，致使诸葛亮《隆中对》规划的横跨荆益、分兵北上、统一中国的战略宏图化为泡影，“天下之终归于曹氏”（王夫之语）。对此，历来史家评论颇多，一般多责备“关羽大意失荆州”。我认为，将荆州之失归于关羽的疏忽大意，实是皮相之见。其实失荆州的原因远非如此简单，这是刘备集团在军事、政治、外交、战略、战术、用人等一系列问题上措置失当而造成的。王夫之认为，诸葛亮《隆中对》的两路北伐颠倒了军事上的奇正关系，是难以实行的。不少学者也表示赞同，我却不敢苟同。我认为诸葛亮的隆中决策在战略上是完全正确的，绝不能把失荆州的原因归之于《隆中对》。蜀汉丢失荆州既有关羽本人的责任，亦有刘备、诸葛亮的失策。把失荆州的原因找出来，不仅分清了刘备、关羽、诸葛亮的“人谋”失误，更可以使今人从中汲取一些有益的教训。
东汉末年，冀州、兖州、荆州、扬州、益州等地方割据势力对于中央政权及汉魏之际的历史影响，皆不及凉州军事集团远矣。以董卓为首、羌胡化的凉州军事集团曾一度席卷关洛京畿，对东汉帝国的中枢形成毁灭性的打击。从某种意义上说，东汉王朝是被胡化、羌化的凉州兵团所灭亡的。董卓、李傕对二京的破坏，是反文明、反人类的行为。此风一开，影响恶劣，军阀屠城、滥杀无辜的现象层出不穷。凉州兵精悍，具有强大的战斗力，然凉州武将性多疑忌，反复无常，不善“人谋”，其部又“莫相归服，军无适主”，缺乏凝聚力，加之“凉州寡于学术”，得不到士大夫的有力支持，故最终导致凉州军事集团的灰飞烟灭。
三国政治文化散论
本章名为，既为散论，也就是说没有一个明确的中心。尽管笔者所涉及的内容仅为冰山之一角，但读者仍然可以从不同的视角考察、了解三国时期特有的政治文化以及社会风貌。
东汉末年，汝南地区许劭、许靖兄弟主持的月旦评闻名遐迩，盛极一时，对当时社会的政治、思想文化、选官制度以及稍后出现的九品中正制均产生了重大和深远的影响。月旦评评人之确、察人之准为世人折服。在曹操尚未入仕前，许劭便评操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可见其目光如炬，料事如神。月旦评的盛衰消长有深刻的社会原因。东汉朝廷阉宦专权，皇权削弱，社会控制力下降，政治趋于多元化，这是包括月旦评在内的“清议”兴起的重要原因。到了魏晋时期，社会控制力逐渐增强，地方权力收归中央。随着九品中正制的确立，社会清议遂成为由官府控制的规范化的制度。这样一来，民间的、分散的人物品评逐渐湮灭，月旦评从此也就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壤。月旦评虽为时不长，但在史坛和文坛留下了深深的烙痕。
汝颍集团和谯沛集团的产生绝非偶然，其与曹操用人政策紧密相连。前期他们共同辅佐曹操，开创基业，建立曹魏政权；后期两大派别矛盾加剧，党争愈演愈烈。汝颍与谯沛二大集团的斗争绝非一般意义上的党争，它的直接后果是导致魏晋禅代鼎革，从此庶族寒门淡出政治舞台，而世家大族左右政局竟达数世纪之久。
张角同张鲁、张燕分别领导的三支武装力量，形式上有许多相似之处。但他们形同而实异，由于各自的出身、立场不同，三个人走的是两条路。以张角为首的广大黄巾军将领，前仆后继，慷慨殉难，显示了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