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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买拉倒，你卖鱼还是卖笑？居然让她摸你的脸。”我举起手来就去打荷西，他知道理亏，抱住头任我乱打。
一气之下，又冲进酒店去将那条丢在酒吧上的大鱼一把抽回来。
烈日当空，我们又热，又饿，又渴，又倦，彼此又生著气，我真想把鱼全部扭掉，只是说不出口。
“你记不记得沙漠军团的炊事兵巴哥？”我问荷西。
“你想卖给军营？”
“是。”
荷西一声不响开著车往沙漠军团的营地开去，还没到营房，就看见巴哥恰好在路上走。
“巴哥。”我大叫他。
“要不要买新鲜的鱼？”我满怀希望的问。
“鱼，在哪里？”他问。
“在我们车厢里，有二十多条。”
巴哥瞪著我猛摇头。
“三毛，三千多人的营区，吃你二十多条鱼够吗？”他一口回绝了我。
“这是说不定的，你先拿去煮嘛！耶稣的五个饼，两条鱼，喂饱了五千多人，这你怎么说？”我反问他。
“我来教你们，去邮局门口卖，那里人最多。”巴哥指点迷津。当然我们卖鱼的对象总是欧洲人，沙哈拉威人不吃鱼。
于是我们又去文具店买了一块小黑板，几支粉笔，又向认识的杂货店借了一个磅秤。
黑板上画了一条跳跃的红鱼，又写著——“鲜鱼出售，五十块一公斤。”
车开列邮局门口，正是下午五点钟，飞机载的邮包，信件都来了，一大批人在开信箱，热闹得很我们将车停好，将黑板放在车窗前，后车厢打开来。做完这几个动作，脸已经红得差不多了，我们跑到对街人行道上去坐著，看都不敢看路上的人。
人群一批一批的走过，就是没有人停下来买鱼。
坐了一会儿，荷西对我说∶“三毛，你不是说我们都是素人吗？素人就不必靠卖业余的东西过日子嘛！”
“回去啊？”我实在也不起劲了。
就在这时候，荷西的一个同事走过，看见我们就过来打招呼∶“啊！在吹风吗！”
“不是。”荷西很扭捏的站起来。
“在卖鱼。”我指指对街我们的车子。
这个同事是个老光棍，也是个粗线条的好汉，他走过去看看黑板，再看看打开的车厢，明白了，马上走回来，捉了我们两个就过街去。
“卖鱼嘛，要叫著卖的呀！你们这么怕羞不行，来，来，我来帮忙。”
这个同事顺手拉了一条鱼提在手中，拉开嗓子大叫∶“吁——哦，卖新鲜好鱼哦！七十五块一斤哦——呀哦——鱼啊！”
他居然还自做主张涨了价。
人群被他这么一嚷，马上围上来了，我们喜出望外，二十多条鱼真是小意思，一下子就卖光了。
我们坐在地上结帐，赚了三千多块，再回头找荷西同事，他已经笑嘻嘻的走得好远去了。
“荷西，我们要记得谢他啊！”我对荷西说。
回到家里，我们已是筋疲力尽了。洗完澡之后，我穿了毛巾浴衣去厨房烧了一锅水，丢下一包面条。
“就吃这个啊？”荷西不满意地问。
“随便吃点，我都快累死了。”我其实饭也吃不下。
“清早辛苦到现在，你只给我吃面条，不吃。”他生气了，穿了衣服就走。
“你去哪里？”我大声叱骂他。
“我去外面吃。”说话的人脑子里一下塞满了水泥，硬帮帮的。
我只有再换了衣服追他一起出去，所谓外面吃，当然只有一个去处——国家旅馆的餐厅。
在餐厅里，我小声的在数落荷西∶“世界上只有你这种笨人。点最便宜的菜吃，听见没有？”
正在这时，荷西的上司之一拍著手走过来，大叫∶“真巧，真巧，我正好找不到伴吃饭，我们三个一起吃。”
他自说佾话的坐下来。
“听说今天厨房有新鲜的鱼，怎么样，我们来三客鱼尝尝，这种鲜鱼，沙漠里不常有。”他还是在自说佾话。
上司做惯了的人，忘记了也该看看别人脸色，他不问我们就对茶房说∶“生菜沙拉，三客鱼，酒现在来，甜点等一下。”
餐厅部的领班就是中午在厨房里买我们鱼的那个人，他无意间走过我们这桌，看见荷西和我正用十二倍的价钱在吃自己卖出来的鱼，吓得张大了嘴，好似看见了两个疯子。
付帐时我们跟荷西的上司抢著付，结果荷西赢了，用下午邮局卖鱼的收入付掉，只找回来一点零头。我这时才觉得，这些鱼无论是五十块还是七十五块一公斤，都还是卖得太便宜了，我们毕竟是在沙漠里。
第二天早晨我们睡到很晚才醒来，我起床煮咖啡，洗衣服，荷西躺在床上对我说∶幸亏还有国家旅馆那笔帐可以收，要不然昨天一天真是够惨了，汽油钱都要赔进去，更别说那个辛苦了。“
“你说帐——那张收帐单——”我尖叫起来，飞奔去浴室，关掉洗衣机，肥皂泡泡里掏出我的长裤，伸手进口袋去一摸——那张单子早就泡烂了，软软白白的一小堆，拼都拼不起来了。
“荷西，最后的鱼也溜掉啦！我们又要吃马铃薯饼了。”
我坐在浴室门口的石阶上，又哭又笑起来。
死 果
回教“拉麻丹”斋月马上就要结束了。我这几天每个夜晚都去天台看月亮，因为此地人告诉我，第一个满月的那一天，就是回教人开斋的节日。
邻居们杀羊和骆驼预备过节，我也正在等著此地妇女们用一种叫做“黑那”的染料，将我的手掌染成土红色美丽的图案。这是此地女子们在这个节日里必然的装饰之一。我也很喜欢入境随俗，跟她们做相同的打扮。
星期六那天的周末，我们因为没有离家去大沙漠旅行的计划，所以荷西跟我整夜都在看书。
第二日我们睡到中午才起身，起床之后，又去镇上买了早班飞机送来的过期西班牙本地的报纸。
吃完了简单的中饭，我洗清了碗筷，回到客厅来。
荷西埋头在享受他的报纸，我躺在地上听音乐。
因为睡足了觉，我感到心情很好，计划晚上再去镇上看一场查利。卓别林的默片——《小城之光》。
当天风和日丽，空气里没有灰沙，美丽的音乐充满了小房间，是一个令人满足而悠闲的星期日。
下午两点多，沙哈拉威小孩们在窗坍叫我的名字，他们要几个大口袋去装切好的肉。我拿了一包彩色的新塑胶袋分给他们。
分完了袋子，我站著望了一下沙漠。对街正在造一批新房子，美丽沙漠的景色一天一天在被切断，我觉得十分可惜。
站了一会儿，不远处两个我认识的小男孩不知为什么打起架来，一辆脚踏车丢在路边。我看，他们打得起劲，就跑上去骑他们的车子在附近转圈子玩，等到他们打得很认真了，才停了车去劝架，不让他们再打下去。
下车时，我突然看见地上有一条用麻绳串起来的本地项链，此地人男女老幼都挂著的东西。我很自然的捡了起来，拿在手里问那两个孩子∶“是你掉的东西？”
这两个孩子看到我手里拿的东西，架也不打了，一下子跳开了好几步，脸上露出很怕的表情，异口同声的说∶“不是我的，不是我的！”连碰都不上来碰一下。我觉得有点纳闷，就对孩子们说∶“好，放在我门口，要是有人来找，你们告诉他，掉的项链在门边上放著。”这话说完，我就又回到屋内去听音乐。
到了四点多种，我开门去看，街上空无人迹，这条项链还是在老地方，我拿起来细细的看了一下它是一个小布包，一个心形的果核，还有一块铜片，这三样东西穿在一起做成的。
这种铜片我早就想要一个，后来没看见镇上有卖，小布包和果核倒是没看过。
想想这串东西那么脏，不值一块钱，说不定是别人丢掉了不要的，我沉吟了一下，就干脆将它拾了回家来。
到了家里，我很高兴的拿了给荷西看，他说∶“那么脏的东西，别人丢掉的你又去捡了。”就又回到他的报纸里去了。
我跑到厨房用剪刀剪断了麻绳，那个小布包嗅上去有股怪味，我不爱，就丢到拉圾筒里去，果核也有怪味，也给丢了。只有那片像小豆腐干似的锈红色铜片非常光滑，四周还镶了美丽的白铁皮，跟别人挂的不一样，我看了很喜欢，就用去污粉将它洗洗干净，找了一条粗的丝带子，挂在颈子上刚好一圈，看上去很有现代感。
我又跑去找荷西，给他看，他说∶“很好看，可以配黑色低胸的那件衬衫，你挂著玩吧！”
我挂上了这块牌子，又去听音乐，过了一会儿，就把这件事忘得一干二净了。
听了几卷录音带，我觉得有点瞌睡，心里感到很奇怪，才起床没几小时，怎么会觉得全身都累呢？因为很困，我就把录音机放在胸口上平躺著，这样可以省得起来换带子，我颈上挂的牌子就贴在录音机上。这时候，录音机没转了几下，突然疯了一样乱转起来，音乐的速度和拍子都不对了，就好像在发怒一般。荷西跳起来，关上了开关，奇怪的看来看去，口里喃喃自语著∶“一向很好的啊，大概是灰太多了。”
于是我们又趴在地上试了试，这次更糟，录音带全部缠在一起了，我们用发夹把一卷被弄得乱七八糟的带子挑出来。
荷西去找工具，开始要修。
荷西去拿工具的时候，我就用手在打那个录音机，因为家里的电动用具坏了时，被我乱拍乱打，它们往往就会又好起来，实在不必拆开来修。
才拍了一下，我觉得鼻子痒，打了一个喷嚏。
我过去有很严重的过敏性鼻病，常常要打喷嚏，鼻子很容易发炎，但是前一阵被一个西班牙医生给治好了，好久没有再发。这下又开始打喷嚏，我口里说著∶“哈，又来了！”一面站起来去拿卫生纸，因为照我的经验这一下马上会流清鼻水。
去浴室的路不过三五步，我又连著打了好几个喷嚏，同时觉得右眼有些不舒服，照照镜子，眼角有一点点红，我也不去理它，因为鼻涕要流出来了。
等我连续打了快二十多个喷嚏时，我觉得不太对劲，因为以往很少会这么不断的打。我还是不很在意，去厨房翻出一粒药来吃下去，但是二十多个喷嚏妥完了，不到十秒钟，又更惊天动地的连续下去。
荷西站在一旁，满脸不解的说∶“医生根本没有医好嘛！”
我点点头，又捂著鼻子哈啾哈啾的打，连话都没法说，狼狈得很。
一共打了一百多个喷嚏，我已经眼泪鼻涕得一塌糊涂了，好不容易它停了几分钟，我赶快跑到窗口去吸新鲜空气。荷西去厨房做了一杯热水，放了几片茶叶给我喝下去。
我靠在椅子上喝了几口茶，一面擦鼻涕，一面觉得眼睛那块红的地方热起来，再跑去照照镜子，它已经肿了一块，那么快，不到二十分钟，我很奇怪，但是还是不在意，因为我得先止住我的喷嚏，它们偶尔几十秒钟还是在打。我手里抱了一个字纸篓，一面擦鼻涕一面丢，等到下一个像台风速度也似的大喷嚏妥出来，鼻血也喷出来了，我转身对荷西说∶“不行，打出血来了啦！”
再一看荷西，他在我跟前急剧的一晃。像是电影镜头放横了一样，接著四周的墙，天花板都旋转起来。我扑上去抓住他，对他叫∶“是不是地震，我头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