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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到内地去，那儿问题最严重。那里是最能行善的地方，可以救最多的人。”
“战线上？”
“嗯，战线上。”
“而你没有计划，没有组织。”
“没有，我不相信组织。对我而言没有委员会，由一个人做着计划，却叫其他人去完成。除非和人民生活在一起，一个人又如何能事先知道哪儿最需帮助，要怎样帮法呢？我不要人命令。”
“这样做对国家又有多大利益呢？”
“我不知道，但是多一个小孩儿得救也是一件大好事。”
“个人的生命真有如此重要吗？”
“是的。”
对真理作归纳和辩论是毫无意义的，但是一件真理在给予真诚声明的时刻，并将付诸行动，发言者的面孔和声音就会有着无比的力量和真实感。
“你什么时候动身？”
“一拿到钱就走。银行业务瓦解了，我只能将钱汇到上海。”
吃过晚饭博雅点上烟斗，静坐沉思。老彭站在房子中间抽烟，靠近灯光看报。除了报导日军胜利的“都美报导”外，没啥新闻可看。他把报纸放在桌上，在房间内踱来踱去，然后再点上根烟，坐到一张藤椅上，透过他的大眼镜，用眼睛注视博雅。
“你知道这位裘老太太是个奇女子。她是个老女子，五六十岁，她告诉我的，完全目不识丁。她躲在这个城内，我佩服她的勇气。当我去看她的时候，她并没向我求助。她只是需要，没有人能够拒绝她。”
“你答应给多少？”
“我答应筹两千块给她——我心里也把你计算在内。”
“那不成问题……她打算到哪去买弹药？”
“就在城里。弹药一大堆，二十九军抛弃的，被傀儡警察收去了。如果你找对门路付钱，你就能得到。她打算亲自运往山上自己部队去。”
“她长得什么样子？是不是很壮，像我们知道的女土匪？”
“你完全错了。她看来就像一位甜蜜、可敬的祖母，走起路来步伐稳健。”
“真了不起！”
“她是满洲人，自一九三二年起就从事这项工作。东北人已尝过日本人统治，知道在他们底下是什么滋味。我告诉她我在郇县所看到的情形，奸杀掳掠。她说这些事在东北已是老故事了，对中国而言还只是刚开始呢。她太了解日军了，她还说了一件有趣的事：‘该死的日本人比我们的强盗更坏！假若没有打仗，我们或许听信传闻，一直怕他们。但是当你看到他们屠杀、掠夺、威吓老弱妇孺，没有半点君子风度，你就不再怕他们了，你只会瞧不起他们。上天赐给我们这场战争，让我们的人民和军人并肩作战，看谁才是最优秀的人种。’她说，‘当一个民族看不起某个征服者时，对方不可能征服他们。’”
“这完全符合我的理论，”博雅道，回复到他哲学化的心境，猛抽他的烟斗，“这十分明显，如果我们遵循这种正确战略，我们会赢。这是我们的唯一致胜之道。”
“再谈你的战略吧。”老彭道。
“我们必须了解这场战争的特殊性，”年轻的博雅说道，“这不是通常所说的战争，战场上两军势均力敌的战争，这将是一场全民加入的战争。日本人将拿下上海，随后攻下南京，再封锁海岸线，这事像白天般清楚。然后我们看会有什么事发生。假设中国人精神崩溃，中国便完了，但是如果没有，这场战争就变成一个全然不同的问题。整个的海岸要放弃，所有沿岸城市被敌人攻占，千百万市民不是接受奴役，就是逃到内地去。战争的担子就落到一般百姓身上，而一般人民也必须能够挑得起，必须忍受可怕的艰辛和匮乏。但是为了有勇气来承担这些苦难，每一个中国人都要恨日本人才行。因此，日本兵就得继续像现在，维持兽性和暴行。城市必须烧毁，老家必须放弃，农人必须离开他的农场和牲口。没有一个人情愿如此做过。你曾读过《战争与和平》，俄人并非有计划故意烧莫斯科。除非敌人格外残忍，你不能教老百姓逃离家园。每场战争都免不了杀戮和残暴，光这些还不够，人民必须被视为奴隶；任何人不管附敌或抗敌都不安全，无论是农夫或商人的女儿、母亲和姐妹，谁也不安全。不过尽管就这样也无法迫使人民放弃家园、焚毁城市，每个被迫逃亡的人都必须有段非常羞辱、非常不人道的经验，在进一步受辱和流亡作难民之间，别无其他选择。就连这些还不够，人民必须见到极端可厌、触犯他们的固有伦常关系和道德良心观念之事才行。”博雅继续用冷静的态度分析着，“我的意思是，妻子在丈夫面前遭人强暴，女儿在父亲面前被人蹂躏，婴儿腹部用刺刀戳入，战俘被活活烧死或活埋，进而彼此间相互挖掘的坟墓。还要有公开的交媾。怪了，你说，这对日本兵要求太多了，使他们看来不像是征服军，反倒像野兽。但是这些一切都发生了。而且最要紧的，这必须无阶层划分：敌人不仅强奸农人的女儿，也同样打劫富人；大公司必须没收，小店铺也被闯掠；动产必须被烧或破坏；敌人必须像最可恶的强盗。那么所有的军事行动都失去了意义。”
“你根本不知道你自己会怎么说。”老彭说，“我告诉你邹县农夫告诉我的。日本兵宰了一头母牛生吃它。农夫看到他们抓起母牛，倒挂在一根柱子上，切割它，每位军人都用刺刀插入它的关节，切下一片肉来生吃，母牛痛苦号叫，军人却在旁边大笑、大闹、玩柔道，你想想农夫的心情怎样。”
“我没想到日本兵如此之坏。”博雅说，“日本人既以天皇为名，如果他们想征服中国，何以让日本兵如此丢人现眼呢？日本军队确实比大家想象中还糟糕。因此本来我不敢确定说我们会赢，现在却有信心了。这场战争结束后，我将去日本，好好研究这个国家。”
博雅停了停，他的烟斗已熄了火。老彭一直在注意倾听，发觉他朋友的声音出奇地平静，和强烈的话题不太相称。
“你把人类的苦难说得太轻松了，博雅弟。听你说似乎是你希望这些酷行和痛苦降临在我们人民身上一样。”
“我并不希望这些降临在我们人民身上，我只是在叙述这场战争的特质，以及牵涉的因素。你承认吧，这是一场全民战争。”
老彭额上的皱纹加深了。“是的，嗯，一场全民战争。除非你到乡下去看，你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但是这一场可怕的民族仇恨——不知将持续多久！我想经过五十年我们的人民也难忘怀他们所看到的，以及他们所经历的。这对日本人十分不利，你知道吗？我们的人民对这些跨海而来的邻人将予很低的评价。同时别忘了：仇恨也许可以忘却，鄙视则否。一旦你对敌人失去敬意，就永远不再复存。裘老太太是对的，一个民族若瞧不起某征服者，你不可能征服他们。”
“日本人必须要了解这点，”博雅说，“归根究底，他们之所以对皇军荣誉那样敏感，坚持老百姓要向哨兵行礼，来恢复他们的自尊心，就是这个道理。”
“但是对你的战略而言呢？”
“刚才我只说了一半——我们的同胞必须能够担负起来，这点我敢确定，不能确定的是另一半。如我所说，这是一场独特的战争，历史上不可能再给我们第二个例子。假如日本人征服海岸，我们的人民移居内地，只留下一片焦土；假如我们愿意烧毁自己的城市，千百万人民愿意放弃或离开家园；假如我们的士气没有崩溃，军人不畏日军，人民团结奋战到底，成功还是取决几个因素。日本人封锁海岸线，试图侵入大陆，结果愈陷愈深。我们有整个大陆足供退守；我们有土地，这就表示我们有时间。我们必须牺牲部分土地，以赢取时间战斗。我们必须利用土地、人数的天然优势，拟订拖延抵抗的策略，否则我们就失败了。我们的海岸和长江，整个长江盆地，都很容易受害，但是其他的疆土却多山艰险。为了使敌人蒙致最重损失，设法延缓他们的攻势，我们必须保留主力，补充精良的新兵。但是既然我们要抗战下去——我们唯一的希望是形成长期战争——我们必须在内陆建立一个完整的国家。这就表示我们同一时间内必须做两件事。我们一面抵抗侵略者，一面开拓内地，组织一个抗战物质基地。过去可曾有过如此的战争吗？想想有多少事必须做的，要开路、挖河，延伸通讯，新工业中心的设立；训练新兵，组织人民，学校和学府的迁移内陆，防止传染病；同时，在沦陷区附近留下游击队和正规军以骚扰敌军，不让他们巩固利益。敌人在占领区内也必须继续他们的强盗般行径，就像他们的所作所为。我们的将领必须不叛国，唯有靠坚强勇敢的领导维持高旺的士气，这一切才有可能——如果人民稍有存疑，如果他们认为他们的领袖不会贯彻始终，或者动摇了决心，他们就不愿意牺牲一切，只有如此中国才能打赢。我们的人民必须非常好，非常好，而日本兵要很坏，很坏，然后这些才可能发生。如果我们能全部做到，那将是历史上最伟大的奇迹。”
“博雅，跟我来。”老彭说。“我们能一起做点事，这地方把你憋住了，你从未曾去过内地。你是个很好的战略家，但是光说又有何用？那边的一切又不同了，你会觉得更好些。旅行，看看人民，做点事，我需要你相伴。说来真傻，”老彭继续说，“过去我们经常饮酒哭泣，以后我们晚上相聚共饮，但是不再哭了如何？”
“我一直在考虑。”博雅缓慢地说。
“我知道你的困难所在。你太有钱——你和你的太太以及生活方式。”
“问题不在这儿。”
“你脚上的那双皮鞋就可以拯救两个孤儿的性命——我是说命呢。把你太太带来，她看来像是个坚强的人，又是大学毕业生，我将从事的工作需要这一类的女人。”
“你误解我了，”博雅说，“我和你一样无拘无束，我也许会参加你的工作，但是至于我太太，根本没任何可能。她太有钱了，不是我。我甚至不能和她讨论这件事。我一直独自想这些问题，都快想出病来。”
“怎么回事呢？”
“婚姻是件怪事情。我想要娶一个美丽的躯体，我娶到了。她在学校是篮球队员——大腿很美，全身都很不错。嗯，婚姻改变了她，也许是我改变了她，但是一切都过去了。我知道我会对她冷酷，但是我也没法子，你知道我并非一个理想丈夫。她知道这点。现在，又有了梅玲。”
“梅玲是谁？”
“她是我舅妈罗娜的朋友，过去三个星期来她一直住在我家。她想去上海，但是没人陪她去，她由我们照顾。也可以说是由我照顾，我太太大概也起了疑心。”
“喔，我明白了。年轻人的烦恼。”
“我想最近这几天我恋爱了。她真美，以至于我不敢相信我的感官……这种幻觉和她的神秘——对她我几乎一无所知——有时候叫我害怕，我对我自己说：‘她不是真有其人。’等我看她，她又是如此真实。有时候她很单纯，孩子气，有时候又很世故，很深沉。她的眼睛看来悲伤，但是她的嘴唇充满喜气，我喜欢她的悲伤和喜悦，我没法想，只是在她面前感到快活。如果这就是爱，那么我恋爱了。”
老彭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