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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他开始带陌生人来我的住处，晚上就坐着聊天。我不喜欢这些朋友，也不知道他们的来头。你知道有些人的面色犹如埋在土里十年再挖出似的。有时我正好上床睡觉，但是不免听到他们的谈话，我很担心。我开始怀疑他的朋友是汉奸，与日本人接触。我问他为什么不带他们到他家去，他不回答我。我警告他提防这些朋友，他生气了。他去北平一趟回来，开始提及皇军。我问他什么皇军，他说：当然是日本皇军哪。他说他们会给华北带来和平与安全，也许这样正好。我显然极为惊讶，‘你别管这件事，’他说，‘我养你，花钱租这样的公寓。我不希望你干涉我的事。’他的一个朋友是大连人，夸口说他认识某某日本将军。那只肥狗！他们叫他齐将军……”
“你不是指齐燮元吧！”
梅玲说：“可不是吗。”这是她强调一件肯定事物最爱用的词语之一，“他有一对山羊眼，一撇髭须，面孔油光光的，连苍蝇都没法落上。”
老彭更吃惊了，大叫说：“什么，你该不是说你和梁……同居过吧！”
梅玲点点头。“你听说过他？”
“听说过。”老彭说，“原来你也卷在里面！”
“让我告诉你。电报和信件开始寄到我的名下，崔梅玲收。他叫我不要动它，但是我动了。我偷看了几封，有一封是王克敏由香港寄来的。我再将信封粘好，晚上他来，我就对他说，‘你到底加入什么勾当？你是在出卖我们的国家！’他又羞且怒，责备我偷拆他的信件。我很气，所以就承认了。‘寄信用我的名字，对不对？’我说。一会儿之后，他软化下来说：‘我需要你帮忙，如果这事成功了，我们会发财。我要娶你当太太，你一生可享受豪华的生活。你要有理智，中国决不可能抵抗日本，而日本人一定要借中国人来统治中国，这就是我们的工作目的。北平马上要成立一新的华北汉人政府，我若和他们合作，说不定还能当天津市长哩。帮助中国人统治中国又有什么不对呢！’他发誓绝不离开我，并使我非常快乐。‘你是出卖国家。’我说，‘你为什么一定要拖我下水？’他说他不求我帮忙，只要我收下信件，不干涉他就行了。
“我决心离开他，但是我并未如此告诉他。我对政治不感兴趣，所以也就不再拆阅他的信件了。后来齐燮元亲自带他三十多岁的姨太太来。梁告诉我要对他好一点，他不久就要成为中国最大的人物了。齐尽量对我友善，我们四个人一起喝酒，他愈喝，愈是红光满面。齐特别对我说话。他说：‘等我当上中华共和国的总统，我们大家就不必担心了。谁知道呢，也许满洲国的皇帝会重登龙座，你会成为有头衔的贵妇。我认识皇帝，我会想办法的。’他双眼眯起，想要笑，样子比原先更丑了。看来仿佛他的身体已死，只剩眼睛发亮。我觉得他该躺在坟墓里，怀疑何以他还在世上走来走去。那像一场疯狂的梦……”
“你怎么办呢？”老彭问，他的眼睛坚固地凝视着这位少妇。
“我保持缄默，直到有一天——八月十四日——上海战争爆发，全国都在打仗，我的良知再也无法忍下去了。我收拾我的衣物和珠宝，不告而别，登记假名住进一家旅社，等船去上海。每天都有谋杀和投掷炸弹的事件，爱国志士想杀汉奸，汉奸想杀爱国志士。我们那家旅社有一位青年受伤，他的朋友来看他，我获悉他们属于一个锄奸组织。我进屋去，没告诉他们我是准，只把公寓的地址告诉他们，说上锁的抽屉里有重要文件。他们问道，这是谁的地址？我说是一个名叫崔梅玲的女人的。那天晚上他们去突袭那家公寓，一定拿到了文件，但是换了旅馆，所以不知道他们做了些什么。我仍在等船票，两天后我看到报上一条新闻与我有关。上面说，某某的姨太太崔梅玲卷带珠宝和钞票潜逃，警察正在搜捕。那时我真的吓慌了，因为日本人控制了全城和保安警察。我是用真名买船票，轮船要过两天才开。所以就在那天晚上，我搭车到北平去……现在想起来还发抖。你摸我的手。”她热情而亲切地伸出双手，老彭握住，上面冷汗淋漓。
“你是个勇敢的女孩。”他说。
“我一生都像这样，一次又一次陷入困境。现在大家都知道我是他的姨太太，而且以为我席卷首饰潜逃。你晓得这种名声有多坏！”
“警方和日本人可能是以为你拿了文件，交给中国政府。”老彭停了半晌又补充说，看来很严肃，“他们会以为你知道他们一切的秘密。”
“可不是吗？但愿我知道。那些文件对我们一定很有用，但是我对政治没兴趣。两周后他们之间有一个人在上海被刺。他们也许以为是我协助了这件事。那些信件分别寄自北平、上海、香港，一定充满有用的情报。但是我却一无所知。”
“所以梁党的人都知道崔梅玲的名字，”老彭说，“也许我们中国人也和汉奸一样在找你。”
“我还没想到这一点。我早该告诉那个我告知地址的人，说我就是崔梅玲本人。现在对任何人我要如何解释呢？爱国志士也好，汉奸也好。”
“你太年轻，太单纯，不该卷入政治阴谋。”
“可不是吗。”她可怜兮兮地说。
老彭站起身，激动地踱来踱去。他点了一根烟，猛力吸着。
“从现在起，你对任何人都不是梅玲，即使连我和博雅也一样。梅玲已经失踪了，也许自杀了——她消逝了。你是彭小姐，你是我的侄女，你父亲是我的哥哥，他在你十岁那年去世了……你叫什么名字？”
突然地她把脸埋在手绢里。
“我不是有意让你伤心。”老彭说，手温柔地放在她肩上。这样一来更糟了，她像任何处于困境中的少女一样痛苦。
“彭大叔，”梅玲揉着眼说，“我不知道怎么办……你明白这是多么难以向博雅开口的故事，只要他了解，我不在乎别人怎么说……”
“你放心，”老彭说，“等我们在上海和博雅相遇，我会向他解释整个经过。你并没有做错，你做了爱国的事，他会因此而佩服你。你们决不能彼此猜忌。”
他的声音有着父性的慈爱，她一生还没听过这种声音。
“我到他家，看到里面安详的气氛，对我来说简直像做梦——他的家人，他的祖先，他的大房子和老家具。我幻想自己若生长在这样的家庭，有他这样的父母和亲友，不知道是何种样子。花园充满浪漫气氛。当我第一次和他做爱时，我告诉自己是一文不值。我希望给他一份纯洁的爱，于是我恨我自己。我告诉自己，成为孤儿错不在我，但是我决不能告诉他整个故事。我曾告诉过他我的第一次婚姻——就再也不能多说。他并没有嫌弃我，说他爱的是我这个人。哎，真的——男人真的不在乎这些吗？”
“是的，是真的。”老彭柔声说，“在爱情的眼光里，你仍是纯洁天真的。我是一个佛教徒，你听过佛教名句：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以前的事情都不重要，世上谁没有罪孽呢？佛家说‘普渡众生’。每一个人都有慧心，躺在那儿被欲念蒙蔽，却没有消失。那是智慧的种子，像泥中的白莲，出污泥而不染。”
“你是佛教徒？”她诧异地问道。
“可以说我是，也可以说不是。我并不研谈佛教哲理。我研究过世上的主要宗教，它们的目标全都相同——讲慈悲，解放人类的苦难，也就是我的宗教。为什么观音叫做‘救苦救难的慈悲娘娘’呢？我们若显出慈悲心，我们就是观音的一部分了。所以你要带玉梅走，我很高兴。那就是慧心，你的心是温暖的。”
“我希望博雅是佛教徒——像你这种佛教徒。”
“他很聪明，但是‘慧心’是不同的东西，那是体谅和温情……当我出生时点了一盏灯，但是始终在那儿……别担心，我会替你找博雅谈……你今晚上哪里去了？”
“我只出去散散步，忍不住到街角去看看我住过的旧公寓。窗内没有灯。从那次突袭后，房子一定废弃了。我一转身，发现有人在黑暗中注视我。我害怕，拔脚就跑——一直跑到大街上。”
她站起身，拿起热水瓶，泡了一碗杏仁露给他，轻轻搅几下。他吃完把碗搁在桌上，白色的乳液沾在他胡须上，他用手去擦，但是梅玲去拧了一条热毛巾给他。
“有你这样的侄女侍候也不错。”老彭说，“你太宠我了。”
“你得替我取一个名字。”梅玲在他身边坐下来。
“你建议取什么名……”
梅玲想起童年的小名“莲儿”，但这是她希望留给博雅单独叫的昵名。
“我希望新名字和我爸妈取的名字尽可能差远一点，以前别人没用过的名字。”
他们建议了几个名字，不是太文雅就是太通俗了，有些好名字又似乎和她不称。
最后老彭说：“我想到了。‘丹’是一个好字，那是你胎记的颜色，你名字就叫丹妮。”
“丹妮——丹妮。”梅玲说，“蛮好听的。”
于是第二天早上他们要玉梅叫她丹妮小姐，五天后他们到达上海，她开始以老彭的侄女，丹妮之名露面。
第十章
当梅玲和老彭离开北平的那天早上，博雅醒来时，想起梅玲在分手前一天晚上轻捏他的手，并悄声说“明天见”的甜蜜。她还叫他打她耳光，他想起来就好笑，觉得很有趣，就躺在床上回忆他们去老彭家途中在暗巷时的爱情场面。突然地他想起，在分手时她曾要他送毛衣和外套去。匆匆起身，他走到罗娜的庭院去拿衣服。
但是当他抵达大门，就遇到老彭的佣人，拿着梅玲前一晚带去的毯子。
“他们走了。”老佣人轻声地说。
“谁走了？”博雅困惑不解地问。
“老爷和年轻小姐。用完早餐他们要我叫来两辆黄包车，说他们要出城去，他告诉我将毯子带来给你。”
博雅双手抓着老佣人，仿佛将要把他弄碎一样。
“这不关我的事。”佣人缩开说，“我怎么知道出了什么事？”
“他们没有留个话？”博雅气冲冲说。
“噢，有的。老爷说他们到上海和您碰头。那位小姐也这么说……”
“你怎么不早说呢？”博雅问道。
“少爷，您发火，不让我开口呀，”老佣人若无其事地说，他说话慢条斯理的，使博雅很不耐烦，“噢，对了，老爷说他要走了，不知道去多久，叫我别告诉任何人。”他停顿咳嗽一下，接着说下去，“今天早上老爷很早出门，买了几根油条当早餐。小姐还在睡觉。少爷您若不见怪，我可要说现在的小姐可真能睡，太阳已经高高挂在西厢的屋顶上……”
“快说！”
“我不是正在说吗？我说到哪了……小姐还在睡，后来她起床，我端热水给她梳洗，所以我知道有什么事不对劲。”老佣人说得更慢了。“我帮小姐摆上早餐，老爷已经用过了。这时候，有个人来找老爷，老爷到院子去见他……噢”——他提高音调——“如此而已。小姐还来不及吃早餐，老爷就要我叫辆车，他们就走了，就是这样。”
“那个人什么样子？”博雅问他。
“他穿着一件普通的蓝布衫，两人低声说话，他没进屋就走了。”
“但是老爷没说他们要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