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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一切都准备好了，大家扶梅玲爬到那头没有装货的驴背上。老彭和玉梅走路，后者带了一个小布包，里面装着她的衣服和梳子，除了破旧的被褥，这是她唯一的财产了。
他们开始走下了石阶。驴子在路滑的石道上挑路走。梅玲觉得驴背扭来扭去，有些害怕，身子愈来愈往前倾，最后整个人趴在驴的双肩上。
“喔，我要摔下来了。”她大叫说。
她穿了腿鞘，不过现在她腿露了出来。
“石头路上驴子不会滑跤的，”老彭说，“不过你得往后坐——并且要把身子遮好。”
梅玲很不好意思，小心翼翼把棉袍遮好。
道路一山连一山，放眼望去尽是高大的山脊，驴夫照例是最好的伙伴，他们快快活活聊天，又能对一切玩笑置之，他们的事业就是赶驴子，赚一顿饱饭，到达某一个目的地，接受来临的一切，晴雨不改。他们的肌肉和驴腿一样走惯了山路，像岩石一样的健康、坚硬而黝黑，也像一切靠阳光和空气滋长万物，充满了生机。刮伤或瘀伤会自然痊愈。他们随驴子前进，足尖开展，稳稳地踏在岩石上。他们的生活像西山一样贫穷，忧虑也不比山中的树木多。
“西山很大。”梅玲惊叹说。她在平地生长，只见过孤零零的小山。
“你以前没见过大山吗，姑娘？”驴夫问她。
“没有。”
驴夫和向导不觉嘻嘻笑起来。
“你见过大山吗，玉梅？”梅玲问道。
“还有更大的，在长城附近。”
玉梅和驴夫一样，现在正得其所哉。她开始把梅玲当做新潮派的女学生之一，那些人的言语态度她都无法了解，但是第一次携手散步后，她发现梅玲比较像她以前见过的太太小姐们。她羡慕梅玲的毯子、手提箱、梳子和精巧的玩意儿，现在她以身边的行李为荣，也以东西的主人为荣。她在驴子身旁疾行，专心看护行李，不让东西滑下来，挂在驴子身旁的橘红色黑条毯子似乎深深迷住了她。梅玲看到她沉默又羡慕地注视着那条毯子，不时用手轻摸两下，喃喃自语一番。充满砂砾和岩石的路似乎一点也难不住她。她以自在、快活的步子行进，又快又稳，不断就近和驴夫讲话。以乡下姑娘来说，她不算难看，只是牙齿没长好，不能完全被嘴唇包住。她的头发梳成一个旧式的圆髻。梅玲骑着驴，想到她的情况，就问她：“你能跟得上吗？”“这不算什么，”玉梅答道，“如果有扁担，我还能扛行李哩。在军中我得背铺盖走。”然后她开始聊起来。“小姐，我是乡下女孩，我不懂庙里的那些女学生。我叫李小姐‘小姐’，她很生气，不准我这样叫。你不介意吧？”
“不介意。”
“我能了解你，但不能了解她们。她们讲的简直像外国话。我说‘老婆’她们都笑我，我问她们该怎么说，她们说一个人的太太要称为‘妻’。我说我从来没听过，她们说是我不识字的关系。我说‘老婆’有什么不对，她们说这样是瞧不起女人。我说‘太太’呢，她们说的我根本听不懂，一直说我‘封建’。‘封建’是什么？”
梅玲无法向她说明“封”就是“潘国制度”，只说是“保守”或“老派”。
“那她们为什么不说‘老派’呢？郑大哥和他太太在那儿的时候，我叫他郑大哥，叫他太太郑大嫂，她们说我不应这样叫，要叫他‘同志’。我不明白我们农家的话有什么不对。大家都是叔叔、婶婶、大哥、大嫂——全世界都像一家人。郑大嫂走后，我就没有一个人可谈了。我是听你叫那位先生‘彭大叔’，我才敢叫你‘小姐’。”
“你知道，”后面的驴夫表示意见说，“现在他们叫年轻的女孩子‘先生’。连女人也可以叫‘先生’了。”
“我就这么说嘛，”玉梅又说，“我说女孩子‘出嫁’，她们说这样也不对。我说‘杯子破了’，她们说‘杯子被人打破了’。我说杯子破了就是破了嘛，她们说了一些我不懂的话，又说外国人对‘破了’和‘被人打破’分得很清楚，我生气了，就说我何必管外国人说什么呢！我一辈子都说‘杯子破了’，如果她们不喜欢中国话，她们可以不说。我再也不敢和她们说中国话了。”老彭很感兴趣，就问她：“她们教你‘出嫁’要改用什么？”
“李小姐说，我应该说‘结婚’。我问她理由，她说现在男女平等，我说‘出嫁’就表示男女不平等，是女人嫁出去，我应该说‘结婚’，表示男女结合。她们之间和我老是谈‘女权’，‘女权’是什么？”
“女人的权利——和男人平等。”梅玲解释说。
“她们也这样告诉我，我以为‘拳’是‘拳头’哩，我就说：在乡下，你不必谈起女人的拳头。我们乡下女人的拳头向来很大，可决定我们和男人不平等。”
听到这句话，大家都笑了，包括向导和驴夫，笑得最厉害的是老彭和梅玲。
“你和她们在一起多久了？没来这儿之前你在什么地方？”梅玲问她。
“我们一直跟游击队走，三周前我叔叔才跟孙将军的志愿兵到南部去打仗。我替士兵烧饭、缝衣服。”
“其他女人也跟你在一起？”
“那可不？谁还有家，女人既不能留在村子里，而没有女人也就不成家了。日本人一来，女人就先走。如果日本人过去了，男人就来叫女人回家，如果日本兵把家烧了，男人就来参加女人的行列。”
“你是说难民还是讲游击队？”
“没有不同啦，”玉梅说，“难民和游击队都是被逐出家园的人，如果他们能打仗，就算游击队。他们不想走远，谁不想重返自己的田园呢？有办法的人用武力保卫家乡，妇女和老人都跟他们走，等他们必须逃命，他们就变成难民了……我们怎能生活在如此般的世界里？如果他们回来了，往往发现家园被烧，牛、鸡、猪全不见了，只有老狗还在。我们经过昌平的时候，看见路上布满鸡毛、鸡爪和鸡头，不小心还会踩到内脏。还有家畜的尸体、猪脚、羊头，有一次我看到一头牛的头部和肩膀——真怕人——血肉都发臭了。日本人吃不下整只家畜，就丢在路上——简直滥杀滥糟蹋嘛。如果肉还没臭，是好肉，我们会切下来煮。你想我们乡下人的感受？那是我们的鸡、猪，他们不是——偷我们的吗？有些农夫被迫将未熟的谷物割下来，因为田里是藏枪手的好地方，然后等他们毁了作物，日本兵就把他们枪杀。喔！如果我们活不下去，谁不加入游击队呢？”
“嗬！”有一个驴夫说，“由这儿到天津，整个乡下都充满我们的自卫团体——我不知道有几万人。有些团体比较大，像孙殿英的游击队，裘奶奶的组织和八路军——这些装备比较好。还有些留在村子里，有枪的人就拿枪出来当义勇兵。现在谁不恨日本人？嗒——嗒嗒！”他鞭打着毛驴。
现在他们走出一个山头，再度能够看到北平的原野和城墙。天上云层密布，不过远处的城市那一边却有太阳照耀着。他们看到五里外的夏宫，还有一道绿水环绕着柳树间的乡村。远处的北平像一座公园，盖满翠绿、姹紫和金黄的颜色，宫殿和塔楼的屋顶也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梅玲跳下来看手表，才十点钟。玉梅由驴背上拿出自己的被褥，铺在一块岩石上，对老彭和梅玲说：“老爷、小姐，你们若不嫌脏，就坐在这上面。对你们来说石头是太硬了。”
“我们没关系。”老彭说。
玉梅失望地收起被褥。
“看那边，”老彭指着城市说，“发光的圆屋顶，那就是天坛。”
梅玲静坐着，睁大眼睛看远方。她这样坐了几分钟，直到向导来叫大家出发。
老彭扶她起来，平静地说：“博雅没事啦。”
梅玲抬眼看他，为他已看透自己的心事而发窘。
他们下山后，路很好走，只在通清华的林荫道上看见几个傀儡警察。他们吃了一顿麦饼和面条当午餐，就横过铁路，向通州的方向走。梅玲不时跳下驴背，改用步行。他们来到码头镇一家农舍停下时，天已经黑了。
这是一个游击队领袖的家，他曾在军中当过上尉，大家还叫他“队长”。他在河西务战役中断了一条手臂，奉命在家乡地区组织游击队。驴夫把行李卸下，将毛驴拴在院子里，就到一家酒店去用餐。老彭、梅玲和玉梅都累了，一锅红糖煮蕃薯也只有饿着的人才能吃得津津有味。主人现在是农夫打扮，人很诚恳，坐下陪他们喝上一杯。他姓上官，是罕有的名姓，他说他是上官云祥将军的亲戚。他谈起附近的情形，对河西务之役津津乐道，那次有两旅中国兵被炮火和炸弹消灭了。美女当前，他似乎比平常更爱讲话。梅玲已经把帽子脱下，乌溜溜的卷发披落肩上，双眼在模糊的灯光下闪闪发光。
“惨啊！真惨！”他说。“没看过那一仗的人搞不懂我们怎么那么容易地就失守了。他们应该看看我军的尸体，成百成千堆在河岸上。这种战争还能叫失守吗？我们输了城池，但可没输这一仗。敌人的卡车、坦克和步兵连穿过河西务。我们得坚守河西务，好保卫公路。我们只有两旅人，后援又断了。我们明知会输，还是打下去。敌人轰大炮，铁鸟也在空中飞翔。炮弹太密了，躲都没有用。没有一个人退缩。两个钟头后一旅全军覆没，后来另一旅也完蛋了。如果这还不算打仗，我简直不知道打仗是什么了。你能说我们失守吗？我们的弟兄硬是不肯逃。我从未看过一天死那么多人。冠县也一样。整营人死光了，却没有一个人逃走，真是血肉敌钢铁。你还能说我们军队没有尽力打吗？”
现场并没有人说士兵不尽全力打，但是队长继续反驳他想象中的苛责。
“我们挡住了敌军的侧翼，使涿州的我军能够安全撤退。我昏迷不醒一段时间，等我醒来，天已经黑了，我挣出同伴的尸体堆，一路由战场爬回来。”
第三天，向导奉命回去，驴夫也不肯再走了。“河西务是坏地方——日本兵太多啦，”有一个驴夫说，“我靠这头畜生维生。万一日本兵或保安队把它收去，我怎么办呢？我该向谁去讨价钱？”但是老彭答应给驴夫每人五块钱，看在这笔大钱的份上他们同意走到河西务。队长说他们可以在午饭后再出发，而且出乎他们的意料之外，他竟说要陪他们走。
“你们若有钱，我可以安排保安队一路送你们到天津。”他说。
“怎么可能呢？”梅玲问道。
队长大笑说：“他们只要钱。你们可以搭他们的船直下大运河，不必走路。”
“那你又何必亲自来呢？你不能派一个向导跟我们走吗？”
“我要去办事。你们若有兴趣，好戏在后头哩。”
“你是说打日本人？”梅玲问他。
“还有谁呢？”队长怀着高兴、不要命的表情，用正要说出大秘密的得意口吻说。“我们要去救几个女人。”
“什么女人？”
“中国女人哪。还会有谁？离这边三十里有一个村庄。日本兵抓了十个女人，用铁线穿住她们的耳朵，排成一串，带出村子。过去在这条路上，村民常玩一种把戏：散漫的日本兵会到村子里要女人。村民交出几个妇女，带敌人进屋，等他们污辱我们的妇女，我们的年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