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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子走了，老彭和梅玲被带进屋里。房里空空的。
“敌人把能带的都带走了，”老人解释说，“不能拿的也被烧毁破坏了。”一盏油灯放在桌上，那张桌子好像是用残骸做的。房间一边是宽宽的土炕，冬天由外面燃烧，上面放着粗粗的旧褥和旧被子。
“你们今晚睡在这边，虽不舒适，但很暖和的。”
老人大概六十岁左右，黝黑的双手及面孔，下巴留着稀疏的胡子。他从大土罐里倒出茶来，拿给客人。
“他是你女儿？”老人问。
老彭说，她是他的侄女，然后问：“这里安全吗？”
“喔，现在十分安全，日本兵已经向南方走了，在一个月前，他们曾经过这里，我们现在有人保护。这不仍是中国人的地方吗？我们的村民已经回来了，我还有两个儿子在山里。”
墙上挂着一管猎枪，老彭指着说：“你打猎吗？”
老人笑着说：“年轻时打过，不过九月七日我用那支枪杀过一个日本人。”
时候不早了，他们打算休息。梅玲睡在大炕的一侧，老彭睡中央，老人睡另一侧。黑夜中两个男人谈得很投机。
梅玲躺着想一些事，和过去二十四小时所发生的一些事情，她合衣躺着，只脱下鞋子，她现在觉得很暖和，就在夜里起来把腿鞘和袜子都脱掉了。她在城外一个村子里，而博雅却在舒服的家中。很难想起博雅，因为四周太新奇了，她感觉好远好远。但是她知道离北平墙仅几里路的地方——气氛全不一样了。今晚在路上看到的一些事都具有振奋人心的感觉，车夫、军人、外国神父，以及黑夜中他们所发出的清脆笑声，都和城市里熟悉的低语笑声、躲藏，以及恐惧一切不一样。她又想起了天空中一大片闪烁的星星和西山绵延的棱线。每件事在这儿都是伟大的、强壮的、自由自在的，就像在黑夜中他们所发出的笑声。
她蜷缩在毛毯内，把臀部四周小心地盖好，免得碰到硬的土炕。老彭正问老人如何生活，老人回答说，这边的人都吃蔬菜过活，肉类很贵，家禽、肥猪也被杀完了，要等到明年春天才能再养小鸡、小猪等……
她不知不觉地睡着了。当士兵们从外头回来也回到院子来睡时，她睡得很熟，以至于连他们的声音都没听见。
第七章
天刚破晓，她就被军人的喧闹声吵醒，军人早已起床，准备出发。老彭已经醒来，正把弹药篮子交给他们。老人在厨房里，为大家煮麦粥。
“士兵们要到山里去，”老彭说，“跟他们走最好。他们想替我们扛行李。他们认得路，可以节省我们不少时间。”
梅玲正在穿鞋，手上的翠玉镯子碰着土炕吭吭响。
“你何不把镯子脱下来？这样会引人注意的。”
“我没办法，要套一辈子。”梅玲说。
在暗光中她摸到外衣，匆匆穿上。她进院子，先在门边扣好灰棉袍。有几个游击队员坐在地上系草鞋，一个士兵正在打绑腿，首领则站起来把臃肿的中国袍子塞到军裤内。
“你们昨晚睡在哪里？”梅玲问道。
“就在院子里呀，姑娘。不然还有什么地方。”有人回答说。
“你们不累呀——昨天走了一整天，又起得这么早？”
游击队员们发出一阵大笑。“这不算什么。”首领说。他还在用力把厚衣裳塞到军裤内。他指指穿军服的伙伴说：“这家伙走了六千里，由江西到西藏边界，又随八路军到过西北。”
“你的腿是钢做的？”
那个军人被漂亮的少女一捧，露出天真的微笑。“一个人若要做革命志士，就要先锻炼身体。”他说，“有时候我们得用担架抬病人或伤兵走山路。脚一滑摔倒，就会落到无底的深坑里，连你扛的病人一块儿摔下去。”
“革命志士可不自吹自擂哟。”首领和气地说。那个军人满面羞红，像小孩似的。
吃完简便早餐，大家就上路了。早晨的空气清新宜人，东边的天色愈来愈亮，眼前山腰的颜色也改变了。梅玲发现步调快了些，但是她个子小，软底鞋和绑在足跟的腿鞘使她在石路上走得很舒服。
他们在一座村庄歇息，村民似乎和游击队很熟，供上茶水和麦饼。谢过了他们的招待，大家又动身前进，穿过一条铁路，来到山脚下。有四分之一里的路程很像干河床，不容易通过，但是穿便鞋的游击队扛着行李一个石头一个石头跳过去。然后大家沿一条小径走，穿过不少矮丘，最后来到一间隐在山脊中的庙宇内。
他们是在大约十点钟到达的。庙宇内大厅里全都是人，厅内正上着政治训练课程。一个留短发、穿灰制服的胖女孩站在镀金菩萨的前端，正在训话呢。群众都穿着蓝色农夫服装，和一般的不太一样。很多人蹲在地上，也有人倚墙、倚柱而立。这位少女似乎很会对农民群众讲话。她的声音又大又粗，但是一说到“切断通讯”，她的发音太有力了，以至于大家真的在想象切断的铁路、电讯和电话。她说话带有阳刚之力，把听众完全吸引了。
在庭院走廊上有很多男女学生，也有手牵手在树下散步的。他们面色愉快，举止如此喧哗，几乎引起优雅社会的反感。他们的穿着混合了新奇和朴实的特色，半军半民，半西半中，以至于给人的第一个印象是杂乱无章，尤其男女不分。男青年穿衬衫，短裤和皮鞋。有些女孩子头戴小帽，身穿大口袋的棉袍，打绑腿，穿草鞋。有人穿着咔叽衬衫和漆黑布裙的学生服，加上束带袜和布鞋。少数还穿着长袍。梅玲看到一对年轻人坐在石头上，正辩论得起劲呢。另外一个男孩子正在吹口琴。一位少女的短发由帽缘滑出来，口袋里露出一支自来水笔。有一位女生挂着手表，却穿草鞋，戴宽边的农夫帽。说来令人不解，也难以相信，这一代竟完全离开家，脱出社会传统，逃开个人的命运，被私人环境所驱使，或者被一个高贵的理想所推动，要在这个宇宙中建立崭新的生活，大家聚在这里追求灵魂的自由。一切都坦率、单纯、现实而合理。短发不只是一种发型，也是一种方便。他们正要开始全新的生活，仿佛人类文明从来就不存在似的，只有手电筒和钢笔例外。他们爱穿什么就穿什么，爱想什么就想什么，想到了就直接说出来。如果他们找的是精神自由，他们已经找到了。
梅玲和老彭被带到庙堂的一个房间，那是地方总部的办公室。行军床边有一张桌子和几张木凳，一个高个、面色黝黑，年约三十岁的男子站起来迎接他们。梅玲觉得，以他的权位来论他算相当年轻了。
“彭同志，你帮了我们很大的忙。你有什么计划？”
老彭把计划说出来，军官告诉他们，两条线路上都有激战发生，但是答应研究看看。
他以大忙人的姿态坐下来，显然对自己的计划要比眼前客人的问题更加关切。“敌人正沿两条铁路往下攻，”他解释道，“他们会占领干道，我们必须像毛细血管，把他们的血液吸出来。敌人到哪里，我们也到哪里，事实上，敌人进城后，我们更容易组织乡间的人民——等大家见过他们的兽行以后。那是我的经验。”
他说话充满安详的信心，却没有一般军官的派头。他穿着棉制服，没有挂级别徽章，看起来就像农夫似的。现在他似乎轻松下来，看看梅玲说：“你为什么要去上海呢？这边有趣多了。”
“但是我必须到上海去见一个亲人。我们怎么走法？”
“用脚走哇。”他笑笑说，“你如果运气好，我们也许能替你抓一匹敌人的战马。说不定你要在这儿等几天，我们经常有人到南方去。同时，你可以和其他女孩同住一个房间，我带你去见李小姐，喏——他们正在唱歌呢。”
年轻的毛军官陪他们出了院子，向大厅走去。群众正在唱一首军歌。
“他们唱的是什么？”
“《游击队之歌》，”毛先生答道，“这是我们最先教授的一些项目之一。”他指着领头的人说：“那就是李小姐。”
当他们在半小时前进屋时，带头的少女曾经转头看看梅玲，但是现在她正领头全力指挥唱歌。大家似乎唱得很起劲。不过现在有很多人转头注视身旁的这位美女，歌声几乎中断了，只有前排几个人继续唱。
李小姐用一根看来像和尚用的鼓棰敲敲桌子。
“怎么啦？”她大声说。
现在大家完全停住了。男士们看看梅玲，又看看他们的老师。后者一再地拍桌子。
“现在开始再来一次，把字念准。没有吃没有穿——”
“自有那敌人送上前。”大家吼道。
“没有枪没有炮——”
“敌人给我们造。”
“现在再从头开始。”
这次他们唱得比以往更起劲。唱完，李小姐用她那沙哑的男音说：“在我解散你们之前要问几个今天和昨天学过的问题。”
“我们为什么打仗？”
“保卫我们的国家！”大家吼道。
“我们国家有多少年的历史？”
“四千年。”
“我们和谁打仗？”
有人叫“日本”和“东洋鬼子”。
李小姐似乎不太满意。一个蹲在前面的人喊出：“日本帝国主义！”老师才点头认可。
“是的，日本帝国主义。”她重复地说。但是下面有人嘟哝说话，表示他们不太懂。
“敌人进攻我们要如何？”
“撤退。”
“敌人撤退我们要如何？”
“进攻。”
“我们要什么时候才能进攻？”
“攻其不备，出奇制胜！”
“我们最重要的原则是什么？”
“团结人民群众。”
“中国要怎样求胜？”
“切断交通。”
“还有一个问题，我是你们的老师吗？”
“不，你是我们的同志。”
全体解散，大家看来都像快乐的孩童。李小姐转向客人，司令介绍老彭和梅玲，告诉李小姐带梅玲到房间去。
他们很早用晚餐。梅玲身边坐着一位十分文静的少女，显然是乡下来的，话中有北方口音。梅玲问她家住在哪里，她只说是天津附近的人。这个少女要和梅玲共卧一床。她圆脸，有点黑，黑眼中有着渴望、饥饿的光芒。身穿一件旧的农夫衫，露出结实发红的手臂，决不可能是学生。其他女孩子没有人和她说话，梅玲在新团体中也有点不自在，宁可和她谈话。
晚饭后她问两人能否一起散步。一条走道由寺庙通向空地附近的一条幽径和一片小树林。沿着曲径向前，她们来到一块岩石边，坐了下来。
“你叫什么名字？”梅玲问她。
“玉梅。”
“我叫梅玲。你要参加游击队？”
“我想是吧。”她的语气并不肯定。
“你怎么会来这里呢？”
“这是偶然，我没别的地方可去，日本人。”她非同寻常地强调最后一句话。“你又为什么来这儿呢？”
“也是因为日本人。”梅玲说。“告诉我你怎么来的？”
“我是跟叔叔由天津逃出来的，我们沿长城走，有个游击队正在招人，我叔叔就参加了。他被派到冠县，从此我就没有听到他的消息。已经三个礼拜，可能他被杀了。”
“你几岁？”
“二十一。”
“你结婚了吗？”
女孩子点点头。
“你丈夫呢？”
“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