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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注意听，博雅又说：“我有时候替那些日本小店东难过。他们好温和、好文静、好驯服，他们只想讨生活。但是他们走到哪里，军队和警察就跟到哪里，还有浪人，日本社会的渣滓。军官威吓浪人，剥削他们，靠鸦片的利润来自肥——这是军制的一部分。浪人恨军方发鸦片执照时的威吓、红带子和勒索，但是却不得不靠他们保护。文静的商人只想为妻子儿女讨一份生活，对两者都恨之入骨，因为中国人再也不肯进他们店里买东西了。东城小学附近一家文具店的日本店东去找那个小学的中国校长，求他叫学生到他店里买东西。他知道自己是受了军队暴行和流氓闹事的影响。中国校长告诉他，他答应对学生说说看，但是小孩若不去买，又有什么用呢？”
“但是大英帝国主义还是帝国主义呀！”冯旦反驳说。他的毕业论文是研究英国在远东的帝国主义，他想把话题转到他喜欢的题目上。“看看新加坡，看看香港，东印度公司和南满铁路有什么区别呢？英国和日本还签订盟约，保护他们在远东的利益哩。”
“当然，”博雅说，“大英帝国主义更可怕，因为他们把握了成功的秘诀。英国人从十六世纪就搞这一套了，日本人还是生手。再过一两百年，他们也许能统治殖民地，学会讨人喜欢。帝国主义光靠枪还不够，他们却只有枪。帝国主义是人道的艺术。”
“我不相信，”冯旦说，“一切全是经济，全是供求的问题，原料和市场的问题。”
“大学课本是这么说的，”博雅说，“就像开店一样，当然你必须会记账、卖货，知道盈亏、本金和利息的问题，但是最后分析起来，却要懂得让顾客喜欢你，下次再来买。帝国主义是一种微妙的人道艺术，治人的艺术，尤其是异族的人，你必须了解人性。日本人的帝国主义似乎是由军事课本中学来的。”
冯旦心里也很明白，但他是大学毕业生，喜欢采取冷静、客观、纯学术的立场，这是现代知识分子致命的弱点，一种不近情理的虚荣心。“日本人没有你说的那么笨，”他说，“毕竟他们也想培养中国人的友谊，设立了东亚文化协会，想团结黄种人把白人赶出去。他们现在不成功，但是由长远的立场来说，他们会成功的。”
“不错，他们会成功。”博雅习惯接受一个论点，再慢慢加以破坏。“如果他们不在城外用刺刀杀女人和小孩，他们也许会成为东方文明的斗士。他们真蠢，你看到前几天报上登的东亚文化协会的照片了吧，那几个汉奸也在里面，简直像幽灵似的，好安静，好沉闷，好不知羞耻。穿军服的日本人显得很机警，很进步。土井源一副精明、热心的样子，董康则温温顺顺，又高又冷淡。但是你难免有一个印象，总觉得日本人才是这场戏的受骗者，不是中国人。中国喜剧家知道这是闹剧，日本喜剧家却不知道，结果就造成了更深一层的喜感。他们不能对中国人用那种宣传法，这一套就像他们由空中投下来宣称日本人爱中国人的传单，那是日本军人的杰作，他们的脑袋简直像婴孩似的，就连中国黄包车夫的脑袋也没有那么幼稚。所以……”
冯旦觉得很屈辱。他想再说几句，又怕人家误会他“亲日”，就闷声不响了。博雅看看梅玲，她吃完瓜子，正在古砚上涂字，她的翠玉手镯在桌子上吭吭响。
“你在做什么？”罗娜问道。
“我在练习书法。”
“别那么迷人嘛。”罗娜叫道。
“魅力是英国人拥有而日本人缺乏的东西……你看，我每一句话都听到了。”她歪歪头，显然想写出有力的一笔勾字，嘴巴也张得大大的。
“你显得好舒服、好自信。”博雅说。
“就像英国人。”梅玲说。她放下毛笔，开始把小抽屉一一打开来，顽皮地检查里面的东西。
“该死！该死！”她用英语说。
“你说什么？你是不是在找什么东西？”
“我在学英国人。”
“你知道那句话是什么意思？”博雅问她。
“我知道，这是诅咒的字眼。”
“可不是一句好话，我提醒你。”
“不过我在上海和天津就只听到这句话。听起来好高超，好高贵。你不觉得为保住他们的帝国，英国人无时无刻都在说‘该死！该死！’吗？”
“也许吧！”博雅说。
“该死！该死！”梅玲又重复说。“我现在是不是显得很高超？”
“你太甜了，不像帝国主义者。”
“该死！”梅玲更热切地说，然后大笑。“你知道我分得出美国人和英国人。英国人说‘My God’！美国人说‘My Guard！’”梅玲学得惟妙惟肖，大家都笑出声来。
“你哪里学来的？”
“噢！到处都可以听到嘛。有一个美国人骂我模仿他。他说‘该死’还没关系，‘天杀的’却是坏字眼，只有气得要命才说出口。除非你想打架，否则不能用。美国人还喜欢用一个名词，就是‘老天’或是‘地狱’，当他们说时，听起来好像真要打一架似的。”
“你在哪里遇到美国人？”
“噢，到处都有，上海的咖啡馆、夜总会和街上。博雅兄说得很对，我们尊敬上海的英国人，只因为他们不吃我们的食物。你从来没见过英国人进中餐馆，我们因此觉得屈辱、卑下，似乎我们吃的是垃圾，而他们就显得较为高超了。现在你看日本军人和游客涌进我们的餐厅大吃，仿佛他们一辈子没吃过鸡肉似的。这一点对日本帝国非常不利。”
“但这是因为中国菜比日本生鱼好吃啊！”冯健说。
“不，”她说，“他们不该这样做。如果两国不交战，那还没有关系。他们若想征服我们，就不能走进我们的餐馆。他们必须照吃自己的生鱼片，并显得很快活，还学英国人说‘该死！该死！’”她拿起一粒瓜子说：“你看过英国人吃瓜子吗？英国人若吃瓜子，他在远东的整个帝国就要崩溃了。”
博雅咯咯笑。“我就这么说嘛，你若想要做一个征服者，你就先要肯定自己，你不能一天到晚挥动枪杆。日本人挥动枪杆就因为没有肯定自我，我从来没见过像本市日本人那么紧张的士兵。我记得看过一部美国电影，有一个人待在房里，一个强盗拿枪进来。那个人手上空空，镇定地走向前去，走到拿枪对准他胸口的强盗面前，结果强盗紧张了，这就是我所谓的肯定自己。”
远处又传来炮火声，遥远的轰隆声像远方打雷般回声四处。“他们又来啦！”博雅说，“西郊那儿一定有战事发生。”更多炮火声连续，然后他们听到空中的飞机声，越过市区向西山飞去。
第五章
战时一切都来得如此突然，以至于最精心安排的计划往往也需要变更。前一天晚上，“游击队之母”裘奶奶手下的人员突击北平城墙外的一所监狱，放走五百名犯人。有些爱国志士包括一些东北大学的学生，被傀儡警察抓住了，于是裘奶奶安排了这次的援救。傍晚时分有十几个人进入监狱，其中几个扮做日本军官，制服了狱中的守卫，拿到钥匙。犯人获得了自由，游击队问他们愿不愿参加。全体异口同声说要加入，还包括一些中国卫兵，他们跟首领回到山区，带了几十支手枪、一些自动步枪和弹药。
游击队最近的行动都靠近北平市，人数也骤然增加。更重要的是，这让日本人丢脸，使游击队增加威望，使人有敌人并没征服这座城市的印象。
今天的炮火只是示威，而非真正的战斗。游击队行踪飘忽，无法有战斗。飞机是出去侦察，只是给山区斗士留下一点印象罢了。他们在一座庙宇附近投下一颗炸弹，空中白转一个钟头圈。就在无助的情况下，日本人察觉到必须采取某些行动，就加强搜索出城的平民，警察并挨户搜查游击队。
第四天早上，四个中国警察来到博雅家，由一个日本小军官领头，还有一个满洲通译员。约十一点，冯舅公不在家，冯老太太吓慌了，躲在自个儿房里不敢出来。警察被领到博雅的庭院，要他填表格，写下所有居民和仆人的名字、年龄、姓别、职位和商业关系。日本人似乎很困惑，就问他：
“为什么挂美国国旗？”
“屋主是一个美国女士。”
“她叫什么名字？”
“唐娜芙小姐。”
“她在哪里？”
“她在青岛。”
博雅奉命答复有关她年龄和职业的问题，同时他把房屋租约拿给他们看，日本军官皱皱眉头，检查了很久，直到博雅向他提起美国大使馆。
军官是一个矮胖的家伙，穿戴军帽、军服和高统靴，他花了很长的时间欣赏屋内的古董、名画和家具，显然对庭院的规模和数目十分惊讶。他手插在裤袋里，一直东张西望，人很机警，下巴向前伸，头向上仰，仿佛一切对他来说都太高了，他每走一步头就动一下，习惯抬高步伐，尽量使自己高一点。高个的满洲译员随着他，地方警察则在后面懒洋洋地走着。
当他们来到罗娜庭院的时候，日本人仿佛找到了大乐园似的，测览房间像观光客一般，而不像一名正在值勤的军官。院里的人早就得到警告，罗娜、她丈夫和冯旦都坐在客厅里。军官大肆欣赏墙上的名画和古董架。他用脚试试地毯的厚度，自顾笑着，又感觉到有人看他，就在军官的尊严和藏不住的赞赏间力求保持平衡。然后他跨入罗娜的卧室，盯着她的香水瓶和红拖鞋。回到客厅后，他在桌上拿起一根香烟，满洲人连忙替他点火，他仍然意趣盎然地踩着厚地毯，自满洲人手中接过火柴，眼睛眯成一条缝，香烟叼在嘴里。
他指指还没核对的梅玲的名字。
“还有一个崔梅玲。”满洲人说。
“她在里面。”博雅指指对面的房间。
梅玲躺在床上，扁桃腺正发炎发肿。日本军官冒失地闯进去，看到一个美丽的少女坐在床上，倚着枕头，就对身后的博雅说：
“她怎么啦？”
梅玲小声地说，她的嗓子不舒服。
“她和你是什么关系？”
“没有关系。”博雅回答说。
“她在这做什么？”
“没什么。”
不知道心里有没有什么念头，日本人摆出思考的姿态，牙缝间吱吱响，叫满洲人再问下去。
“一个人住在别人家里，又不是亲戚，怎么又没有什么事情呢？”这是日本人想不通的地方。
“她是我舅妈的客人。”博雅指指门口的罗娜说，罗娜对满洲人点点头证实，他正在记录。这样似乎还不够。
“她出生在哪里？”
梅玲现在真的吓死了。博雅要她回答，她只好说：“上海。”
“那她为什么来这里？”这是更想不通的奥秘。
“她来拜访朋友。”博雅有点不耐烦地说。
“她以前读什么学校？”
梅玲怯生生回答说：“我没上过学校。”
日本人摇摇头，仿佛确定有些不对劲。这似乎是一次不必要的长审。
“她父亲叫什么名字？”
“我没有父亲。”她说。
“她母亲叫什么名字？”
梅玲似乎不愿意回答，满洲人告诉她，这是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