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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个证明，纵观今日中国军队，穷苦出身高级将领的比例已占了压倒一切的多数。
他能的时候，我不能；现在我能了——
“几十年了，她为我带孩子，操持家务……”他仿佛听到了我的思想。
“我知道。”
“她不爱想事儿，知足，这样的人，寿命会很长，可能比你我都长……”
“我知道！”
他立刻闭了嘴，不再说，我也不说，心中的唯一愿望是：此刻无限延长。
……走廊里传来了杂乱的说话声脚步声，送行的人们来了。
我们同时松开了对方。
经过一段不堪回首、千辛万苦的突击努力，海辰总算考上了一所比较满意的中学，但由于离家太远需要住校。我本发誓不让海辰寄宿，再麻烦，在他没长大之前也要把他带在身边。我是寄宿过来的，深知寄宿对小孩子是怎样的痛苦。上小学我有一次高烧，仍坚持做操，劳动，上课，包括体育课，烧再高，没事人儿一样。就因为那时已经星期四了，星期六就可以回家了，如果让人知道发烧就得住隔离室，就不能回家，结果星期六刚一进家门就晕了过去，一个小孩子因为想家产生出的意志力足可以与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相媲美。那次我的体温是四十二度，本就是一个普通的急性扁桃体炎，由于延误治疗发展成了风湿性关节炎。父母始终不知道为什么会成了这样，因我始终没对他们说过，凭着孩子的本能我知道他们不会原谅我。他们会认为，一个星期不回家算得了什么？我却认为，风湿性关节炎算得了什么？小孩和大人的价值观常常是非常不同的。但现在我却不得不违背誓言送海辰寄宿，孩子是我的，还是社会的，从这次“小升初”白热化的竞争中我已窥到了一个中国儿童要想成材所必须经历的种种炼狱般的磨难。曾寄希望于海辰是个天才，天才可以违反常规，为此还特地带他去做了一次智商心理测试，测试结果，他是一个再正常不过的儿童，而且，“主流兴趣不明显”，就是说，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有什么特殊才能可以使他无视当今现行的教育制度而同时又拥有一个较好的前程。他必须老老实实走读书、应试这条路，考中学，考大学，否则，谋生都成问题。因而当海辰因不愿住宿想放弃那所好不容易才勉强考上的好学校时，我发火了，一口气数落了他半个钟头，最后的结束语是：“我不管了，将来看大门还是拾破烂儿，随便你！”也是人在江湖。幸而海辰是男孩儿，十二岁了，比我当初坚强多了也成熟多了，对于寄宿生活比较快地就适应了，我如释重负。
我又是单身了。
晚饭后，去公园散步，一个人。走得累了，就拣条面向湖水的长椅上坐下，不论坐多久，再不会有人打扰——已然过了能让人误解的年龄。我还在公园里开辟了一个“我的”地方，一小块位于飒飒竹林中的空地，青石板地，围有一圈矮矮的竹栅栏，由于没设长椅而少有人去，否则，这应是一个谈情说爱的好地方，深幽，隐蔽，美丽。我每天去那里做操，广播体操，还是在海岛时学的，新的我不会，来北京后再没有集体做广播体操的机会。做一遍五分钟，我做三遍，然后就去散步，围着公园的主湖走三圈，全套程序下来，一个半小时；回家后洗个澡，上床看看书，身心舒服，睡眠也因此好些了，人也胖了一点。有一天晚上，当我又怀着赴约会般的心情向“我的”地方赶去的时候，发现有一对恋人正站在我通常做操的地方紧紧相拥着接吻。我的头一个念头是：这个地方是我的。第二个念头是想告诉他们，旁边不远处有一个更隐蔽的地方，还可以坐着。当然所有的念头都只能是念头，因为这个公园里根本就没有什么“我的”地方，谁都没有。我只能反身沿着来时的甬道离开，心里头说不出的难过，好像被谁给抛弃了。
妹妹送给我了一个精致的小半导体，能收立体声，说是让我散步的时候带着，否则天天一个人一走一个半小时，闷也闷死了。那半导体至今原封原装地放着没打开过，我不需要。谁也不会知道，每天这一个半小时只有做操纯是为了锻炼身体，熬过那一刻钟后，剩下的时间，于我就是享受是精神盛宴了。我在湖边树下林中走，思想穿越了时间空间，不受任何约束地、无限自由地驰骋，无限自由。……把爸爸妈妈接过来住，让他们每天也来这里散步。爸爸是个对环境相当敏感的人，他肯定喜欢。可是，怎么来？我是骑自行车，只需六七分钟，总不能让他们也骑车。坐车啊！我开车。这个时候我当然是早已买好了车，也早已学会开了。每天吃完早饭就送他们过来，我回去工作，他们想回家的时候立刻来接他们。对了，给他们买一部手机。如果需要，每人买一部，现在这在我根本不是问题。……还有个问题，怎么住。把海辰的房间腾出来！海辰回来就跟我挤一挤。顺着这条思路，我开始在脑子里丈量海辰的房间，选择家具，连爸爸练字需要的大写字台什么样子都想好了。有一次逛家具城时还专门去看过。……我细细地、点点滴滴地做着安排，怎么住，怎么吃，每一个环节都要想到，要解决；如在哪一个环节卡住，就会苦恼，直到想出解决办法来为止。比如，我看中的那个大写字台比家中可供摆放的地方长出了两公分，就让我流畅的思绪停滞了很久。大前提可以假设，细节必须真实合理，这种畅想方式很像好的小说家创作小说。……穿越了空间时间我与爸爸妈妈相聚，一个晚上下来，充实愉快满足。
这天，晚饭过后，我换衣服换鞋，准备去“赴宴”，开门的时候，电话铃响了。
“喂？”
“韩琳老师吗？……我小李！”
小李？……噢，小李。我无声地叹了口气。一个小青年，二十六岁，是汽车方面的技术员，说是热爱戏剧，通过熟人找到了我这里来。我喜欢交往，但不喜欢无谓的交往，具体地说，与小李的交往我就不喜欢。他是个好青年，善良，勤勉，衣饰整洁；可是有点儿木，有点儿太爱叹息人生啊，痛苦啊，孤独啊之类。我喜欢的聪明敏感朴素自然，他不具备。他感觉不到我的不喜欢，仍然定期电话联系。必须承认这是他的优点——他从未有过未经联系的来访。但这优点也是出于模仿而不是出自本能，否则他便不会再来电话——我已谢绝他的来访有四五次之多了。我是理解他的，可能比他自己意识到的还清楚些。二十六岁了，工作已经定型，精神和情感急需得到新的滋养，这滋养只能来自一位与之年龄匹配的女性。在这位女性出现之前他与我的交往好比是一九六○年人们赖以度过困难时期的野菜薯干什么的。而如果说我之于他是野菜薯干，他之于我则是一盏白水。这种人物关系的持续相当耗神儿。每每下决心结束它，关键时刻却总是难以启齿，碍于熟人的面子，也是不忍伤害浑然不觉的年轻人，就这样一次复一次地拖了下来。而只要我不开口明明白白地说，小李断无自己觉悟的可能。得说，等有了适当机会无论如何也得说。有一天机会似乎来了，我收到了徐彤彤的信，那天小李恰好在。徐彤彤是位青海的读者，女孩儿，二十岁，某机关招待所招待员。她在头一封信中并未要求我回信，我却回了信，因她的那封信打动了我。那是一封真正的信：手写的，写在那种上方印有单位名称、带格的、软软的稿纸上，贴着邮票，通过邮局寄来。我似乎好久好久没有收到这样的信了。现在所能收到的信件几乎都是公函——私人往来都是电话和电子邮件了——硬硬的白光纸，方方的打印出来的字，那种信即使抬头打的就是你的名字，给你的感觉也是批量产生出来的，不是独独针对着你的，缺少那种带有私密性的亲切感。徐彤彤的那封信将一个女孩子苦苦奋斗时的处境、心境，感受表述得生动、自然、准确、流畅，使我禁不住想同她说几句什么。这封信是她给我回信的回信。看完信后我对小李讲起了她，讲着讲着突发奇想，建议他同她通信交个笔友。我不指望也从没希望这通信会导致什么实际结果，比如婚姻。只是觉着这种联系会使他们双方都感到些乐趣。私心里，当然希望充实之后的小李会少些进而停止对我的关照。结果却适得其反，与徐彤彤联系上之后，这关照反而愈加频繁。他需要能有人同他谈论徐彤彤，这人非我莫属。他显然喜欢上了她，喜欢得不愿意见面，唯恐她长得不对，破坏了他的心创造出来的人物形象。他对自己的形象还是自信的。后来徐彤彤来信说可能来京参加电影学院导演系的招生考试，小李愈发地惶惶惴惴，仿佛他肯定要失去这位感觉中已相当亲近美好的女笔友了。他一再地说，说得我也好奇起来，一时间，徐彤彤的模样儿竟成了一个我时而要揣测一下的谜。
电话那头，小李问我：“韩琳老师，最近有时间吗？”
“哎呀对不起我最近特忙！你上次送来的电视剧本我已经给你快递过去了，也写了意见，你没收到？”
“那个没关系。我是想告诉你，徐彤彤来了。”
还真的来了。
“她长得怎么样？”
“这不是一句话两句话能够说清楚的！”
我又叹口气。小李永远是这样，喜欢给最简单的事情也赋予神秘、复杂、意味深长的色彩，我可不想鼓励他的这种爱好，便不吭声了，他终究是憋不住。他说了。
“简单说吧，跟我想象的差不多。”
“就是说没有使你失望？”
“绝对没有！”
“她现在在哪儿？”
“在我这儿。”
“在你那儿？”
“啊。住我这儿。我每晚出去打游击，已经五天了。”
小李家在外地，住单身宿舍。这件事情的发展有点出乎我的意料，或者说，令我感到难以接受。我清楚我的过时，但还是要问：
“住你那，有必要吗？”
回答是“当然”。徐彤彤刚来时住在她的一个上大学的女朋友那儿，但长时间打扰人家毕竟不合适。再说，他的宿舍离考试地点很近，初试二试她都通过了，后天三试，三试一完她就得回青海，她来考试是请病假偷跑来的，想趁明天有空来看我。
我不能拒绝。
我看到了谜底。
不是通常标准里的那种漂亮，那种光芒四射的美艳，而是耐看。很匀称的中等身材，深栗色的发丝细细的，丝绒一般。眼睛明亮，看人时目光专注；衣着很随意，不是另类，没有另类的怪异也没有另类的邋遢，随意而已：深棕长裤，格衬衫，外面套一件原白色夹克式短风衣，与她脸上的神情十分匹配，那是一种对自己的外貌全不在意的、全然不觉的神情，一种年轻女孩儿少有的神情。她来时半长的头发用皮筋扎在脑后，同我说话的时候有时会把皮筋取下拿在手里面玩儿，于是那头深栗色发丝便会于顷刻间垂落下来，又顺又亮，下颏小巧的明净面孔环抱其间，平添了几分生动，几分妩媚。
我当时当刻就理解了小李。
却发现她喜欢他远不如他喜欢她。
表面看是够亲近的。饮料没了，我要去买，我是主人。徐彤彤拦住我，“小李去！”小李便心满意足地去，尽管他每月的收入只有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