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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了，我坐在被窝里，海辰坐在我的怀里，听我讲画书，这时，彭湛满身酒气地进来了，身穿衬衣衬裤，走到大床的我这一边，掀开了我的被子，把身体挤将进来，同时，笑着逗海辰道：
“海辰，今天你睡小屋，爸爸和妈妈睡，啊？”
刹那间，一直苦思不得其解的那个“解”一下子出现在我的脑子里，令我脸红心跳：他准是把我的忍气吞声、忍辱负重、逆来顺受当成我对他的爱恋和挽留了！被爱者是主人，爱人者是奴隶，这法则颠扑不破。回想自彭湛进家以来我的所作所为所有表现，怎么可能不叫人做如此想法？尤其对于彭湛，以他的粗糙，他自我中心的思维方式，他的人生观价值观，根本就想不到一个小孩儿除了温饱还会有什么别的需求，当然就更不会想到母亲对孩子的那颗心了，那心的敏感、丰富、深幽、曲折、脆弱，非它的同类决不能体会。
这可真是一个天大的冤案。有嘴说不清，说不如不说，越描越黑。
他的大腿隔着薄薄的两层织物——他的和我的——贴着了我的腿，那陌生的肉的温度由腿部刷地传遍了全身，全身刷地涌起了鸡皮疙瘩。可悲的是我还不能采用一般女人这种情况下的通常做法，扇耳光，怒斥，没一样行得通，没有这样的环境气氛，也不是这样的人物关系。况且，更为特殊的是，身边还有着他和我的孩子。海辰先是震惊得呆住，接着就伸出两只小手拼尽全力去推他爸爸，推不动，一个三岁的孩子，“全力”又有多少？我搂着海辰往旁边挪开了一点——还不能挪多，免得又让人家产生错觉，以为我是在给他腾地儿——躲开了那腿，完全无法忍受那种陌生的肉的温度，多一秒都不行。
海辰推不动小山一样的爸爸，急得要哭。我紧紧搂住他安慰他：
“没事儿海辰没有事儿，爸爸喝酒喝多啦。”既然你借酒装疯，我也就借酒说事，大家谁也不尴尬，“妈妈当然要和海辰在一起，对吧？”又转对彭湛，正色道，“你快过去睡吧，开玩笑也得有个度，没看孩子真当真了？”
听我这样说他便下了床，走了。果然如我所料，他根本就没有喝多，至少没有喝多到失去理智的程度，他一直相当清醒，所以才会想到借酒装疯，以事先给自己预留出一条退路。
那天晚上我几乎没怎么睡着，躺在夜暗中前思后想，每想到自己竟使人产生了那样的误解，心里就恨，恨自己，恨得牙都酸了。
至于他究竟为什么要这么干，我拿不准，至今也没能搞得清楚，分析的结果有三种可能：一、希望能够“一睡泯恩怨”；二、离开小吕长了，有了生理上的需要；三、两者兼有之。
关于他的“生理需要”我了解，和我正热恋，就可以因为这需要同另一个他已决定抛弃的女人发生肉体关系，正是这件事使我知道了，女人之于他不过是需要时的工具。工具就是工具，需要时拿过来用用，用完了就完了，仿佛一支笔，一个碗，你用它写过了几行字，吃过了几次饭，难道从此就要对它担负起道义上情感上的责任了吗？笑话。可惜我对他的价值观不能苟同，我不想做工具。
“一睡泯恩怨”的可能性较大，根据是他选择的时机，刚好在我对他明确表现出不满表现出“怨”的时候。果真如此，他就是把自己作为了工具，是想对我使用“美人计”——天哪天哪！
二者兼有的可能也有。可惜，无论是做工具，使用工具，还是互为工具，我都没有兴趣。情、欲总还是应当有一点一致吧，毕竟，都还算是人吧，或许，男人和女人又有不同？但是归根结底，这事我有责任，是我让人家误会了。可因为一开始没有说，现在就更没法说了，只好永远不说。
……
天快亮时我睡着了。睡前想到的最后一件事是，既然他连这种姿态都做出来了，可见他面临的艰难程度，我就不要在这个时候火上浇油落井下石了，我们没有感情，但也没有多少仇恨。早晨六点半的时候，我准时醒来，给海辰准备牛奶水果，给他去食堂里打了早点。
从这天起，他的态度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变化。小心了，勤快了，也常常往家里买东西了，说话做事也知道看一看我和海辰的脸色了。总之，像一个寄人篱下的人了。海辰马上就感觉到了这个变化，并充分加以利用，对他的爸爸颐指气使，蛮横霸道。我不喜欢海辰的这副样子，不喜欢他狗仗人势恃强凌弱像一个品质败坏的小奸臣。说过他几次，一点用没有。才发现，对孩子光“说”不行，孩子的单纯敏感会使他不加选择不由分说吸纳着周围环境所有的信息和影响。换句话说，他童年时成长的环境，将铸成他一生的品格，正所谓三岁看大七岁知老。
我曾经那样地为海辰渴望着父亲，身临其境时才发现，过去我在这个问题的认识上，有些偏颇。我是读了过多的有关书刊文章，被那些并非不科学的关于单亲家庭儿童的种种吓怕了。深知那些著书立说的社会工作者、专家学者的苦心，但还是要说，他们在强调完整婚姻对于孩子的重要时，却忽略了有关婚姻形式与婚姻内容的探讨。怎么见得有父亲就一定比没有父亲强呢？换个严谨的说法，怎么见得双亲家庭就一定会比单亲家庭强呢？倘若没有社会上的偏见、歧视，单亲家庭和双亲家庭就能够做到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各有优长。比如，单亲比之双亲，就可以更大限度地保持对孩子教育上的一致性。海辰便是一例。
为了海辰，我想让彭湛来；同样是为了海辰，我想让彭湛走。可是，怎么让？下过几次决心，话都到了嘴边，说不出来。好几次，看到海辰又和他爸爸一起窝在电视机前，晚会、广告、电视剧一路看下去的时候（ 道理怎能敌得过榜样？ ），看到他小油条似的在我和他爸爸的不协调中左右逢源、渔翁得利的时候，看到我们家以前的生活秩序、我自认为是健康规律的生活秩序已然遭到了致命摧毁的时候，便反复对自己说，不能再这样了不能再这样了，学好十年，学坏三天，海辰真的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最后，我做出了决定，他留下，我们走。
那天晚上，海辰睡了后，我对彭湛说我得带海辰回家一趟，我母亲想海辰了；他走的时候把门锁好就可以了，钥匙给对门邻居；还告诉了他饭票在哪里饭盒在哪里食堂几点钟开饭等等。
半个月后我带海辰回京的时候彭湛已经走了，我用了整整一天时间才将屋子恢复到了他没来之前的水平。晚上，看着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的家，心里头像水洗过般的清亮。上床后，照例要和海辰聊一会儿天儿，这种聊天通常是东一句西一句，琐碎拉杂想哪说哪，这一次我们聊的内容却比较重大，是关于他的父亲。
“海辰，想不想爸爸？”
他叹了口气，若有所思：“他老是喝酒，睡觉，看电视，什么忙都帮不上。”
“那干脆和他离婚算了。”
“那他还是我的爸爸吗？”
“那当然啦！”
他没马上回答，我等待着。他终于开口了，说的是：“算了吧。凑合着吧。”
我的心沉了沉，但是再也没说什么。我必须耐心等待，等到海辰能够接受的时候。他们也是同样，他和小吕。爱情决不比亲情更高尚更神圣，这二者起码应当是平等。加上我们都是成年人，成年人的承受力远远大于孩子，所以在这件事上，不管愿不愿意，我们，我、彭湛和小吕，都得以海辰的感受为主。
五
母亲病了。
那一段我正好在家。确切地说，是在军区通信总站代职，半年。总站离我们家乘车二十分钟的路，领导做这样的安排，也是为了让我能够兼顾孩子。我通常是早出晚归，当部队有什么重要事儿时，就不归，晚上海辰由小英带着。五月下旬，母亲感到右腿膝部疼痛，后来就开始肿。去医院挂专家门诊，说是类风湿，开了些有关类风湿的药回来；母亲和我们都想，要是类风湿就不算什么了，慢性病，六十多岁的老人了。只是腿疼得蹊跷，越来越疼，皮儿都疼，不能挨，手一挨就疼。六月下旬，母亲开始发烧，低烧，伴有咳嗽，但是没有任何人想到把它和腿疼联系到一起，都以为是感冒。正好之前海辰感冒过一次，就想当然认为是海辰传染了姥姥，就拿些感冒药来吃，却总也不好，烧依然是低烧，咳嗽重了，喘，呼吸困难。好不容易说服母亲去医院——母亲最不愿去医院——透视没发现问题，于是坚信就是感冒，可能由于是热伤风，不易好。当时我正在通信总站参加长话连的一次全军业务考核，那些天晚上就住在连里，我不在的日子，夜里小英由楼下搬到楼上陪着海辰，于是楼下就剩下了母亲。妹妹知道了这个情况，就回家去住了，有一天打电话给我，让我回家。
母亲盘腿端坐床上，两手支撑在身体两侧，几天不见，脸都有些肿了。问母亲怎么回事，说是喘不上气来，憋的，夜里睡不好。拉过母亲的手来，发现由于用力支撑身体，手背关节都被凉席磨出了一层黄色硬皮。后来，后来的后来了，在返回北京的火车上妹妹告诉我，那些天母亲夜里憋得躺不下，就一直那样坐着，妹妹几次说要把我叫回来，母亲不让，说我这次是带着任务回来的，压力大，“你姐姐一个人带着个孩子，不容易，我能帮帮她就尽量帮帮她。”
在我的动员下、也是母亲实在坚持不住了，才又去了医院。这一去就再也没能回来。检查结果是，中心型肺癌，三十四厘米大，并已向纵膈转移。
母亲在医院里住了四十天。
那四十天是那一年里最热的四十天，我们姊妹六个全部地、全力以赴地扑了上去。
听说北京海军有位抗癌明星也是肺癌，从发病到现在已活了二十年，我们千方百计将电话打了去。那人说，他刚诊断出肺癌时就已是晚期，决定手术，打开胸腔后发现，已多处转移，医生什么都没做，又把胸腔关上了。后来他靠化疗，靠积极的生活态度，坚持到了今天，现在，肿瘤的原发灶都已钙化。这消息给了我们巨大鼓舞；妹妹在一本杂志上看到有广告说有种膏药能治肺癌，五百元一贴，两贴见效，不假思索就将一千元钱寄了过去；妹妹家离医院较近就成了我们给母亲做饭的据点，妹妹家的煤气灶由于不停地炒啊，烧啊，炖啊，煮啊，加上天热，灶台的塑料开关都热熔掉了；病房里没有空调，我们轮班昼夜给母亲扇扇子，到扇扇子也无济于事时，就想法给母亲的病房里装上了空调。按说这是不允许的，但为了母亲事先我们已经打通了所有的关节，从院领导到科领导到医生护士长到护士，我们全都拜访过了关照到了。医生护士们劝我们说你们这样不行，一下子全“烀”上来不行，得做个长期安排，轮流来，否则这样下去，你们受不了。我们一一答应着，但是谁也不肯轮流来，每个人都是天天来，哪怕没什么事做，只要能跟母亲待在一起。母亲睡了，我们就静静地坐着，等她醒来，有时便会把手放在她的脚上，轻轻摩挲。从前至少我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举动，从前我特别不愿意过分地跟母亲亲昵。
有一段时间母亲很好，呼吸顺畅了，腿也消了肿，不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