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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们告诉他片子已经照好，还没洗出来，让他到外边车上等着。
人在抵御死亡信息上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他的腿软了，勉强来到朋友们为他准备的高级卧车上。
十几分钟以后，朋友们忙完了，来到车上，上车就往家送刘建军。朋友们只是说：“没什么事儿！”
刘建军也装傻：“没事就好！”
“没事”要像个没事的样子。
刘建军给中纪委那位女副处长打了个电话。那位女副处长说：“我们把材料转给省纪委了，告诉他们抓紧复查这个案子，你如果找，就找省纪委的X同志。他们答应给办这个事。”
又过了几天，刘建军给省里打电话找那位同志，对方说：“这个案子没有经过我们的手，分管我们的领导也知道这件事，复查不复查，要由领导定，或开会定，你等等吧。反正你这个案子大家都知道，看法也有，只是谁也不知怎么插手。”刘建军问：“中纪委让我直接找您。”对方说：“中纪委只是个人名义打电话，转来的信，也没要结果。你还是让他们要结果，我们立案就快了。”
刘建军决定再度进京，因为肝脏的危险信号给他压力太大了。他人一死就定案了。
已是10月下旬，天气已经很冷，刘建军又一次踏上了北京的征途。这一次，他直接去找一位高级领导的秘书。
那位秘书感到很吃惊，说：“怎么，问题还没解决吗？”
刘建军说：“处分决定了以后，很难改变了。”
这位秘书很生气，说：“那样不行！实在不行我们就找大官吧。我给你找一找人大常委会的主要领导。”
刘建军在约定的时间被这位举足轻重的人物召见。在宽敞的会客室里，刘建军从头到尾又把他的事说了一遍。
这位领导说：“我觉得，河北省树一个地委书记当廉政典型是有风险的，树这个典型，并且把这个典型树得这么高是不好的，我们这个党从历史上树了最高的、最大的、有职务的典型就是县委书记焦裕禄，焦裕禄还是死了以后才树的。那么活着的人树了个王进喜，是个采油队的队长；树了个支部书记是陈永贵。所以我们应该树基层的领导干部。”
他又说：“树这么高级别的政工领导干部是很危险的，如果有人对这个干部有看法就不敢说了，发现了他的阴暗面就不敢揭露了。揭了阴暗面，就得压一压，就容易出问题。你这个问题就出在这里，这容易出现冤假错案。”
刘建军听得很佩服，他觉得这位领导人头脑是非常清楚的，谈问题一针见血，他是从党的大角度去考虑的。
那位领导人说：“最起码我认为开除你的党籍是不对的，不应该处理得这么重，你先回去吧，这件事我让人了解了解，反正只听你说我也不能表态。再说，我表态也没有用，这是党内的事情，又是外省的事，要是中直机关的事，还顺手一些。”
过了几天，那位秘书给他打电话，对他说：“你这个材料，领导用了整整一天的时间认真看了，看了以后让人同河北省商量一下，河北的态度一般，他们说是地区处理的，你是地区管的干部。这就没有办法了，你还得自己找一找。”
刘建军问：“那么我再去找谁呢？”
对方没有回答。
周恩来的报童气不公
到了11月初，刘建军家中来了一位小老头，他叫宗正伦，离休后在保定休养，人所共知，他是周恩来在重庆办事处时的小报童，是在电影上最小的那个，他虽然个子不高，但在群众中很有威望，为人非常正直，敢于坚持正义，嫉恶如仇，光明磊落，宗正伦说：“你现在大概很不开心，我们老两口来看看你！”
刘建军说：“我现在的遭遇，打击得我几乎连记忆力都没有了，我在电影上看见过报童的事迹。”
这位报童哈哈一笑，感慨地说：“当时那个最小的报童的原型就是我，我并没有做过什么伟大的事情，现在你这件事情我倒是要管一管了，如果周恩来在世，他也会插手。”
刘建军摇摇头说：“您不知道现在的国情，这件事情官再大也插不上手，过去说，上梁不正下梁歪。现在是上梁正了下梁歪。你还能把这大厦拆了不成吗？可是不拆，你就去不掉那些歪了的下梁哟！”
“不！”老头说，“你看错了。你这个事情舆论很大，它关系到我们国家治理腐败的问题，在我们老干部活动室里，每个星期活动的时候，前半个小时，大家几乎都说你这件事情，所以我想管管这件事，当然，我管这件事是要为党负责，我也不是为了让你报答我，我不是你的亲戚，也不是你的朋友，我只是周恩来同志的报童！”
老人说：“要找找邓大姐。”听得出老头子跟邓颖超他们的关系还是很熟的。
于是老头子给刘建军提供了一个地址和电话说：“我不能忍心看着你这样一直到死！你再找找试试看。先用电话找这位同志，当然，我还可以介绍另外几位，他们都在北京。”
这一次刘建军雄心勃勃地又一次踏上了北京上访路。
老伴不知道有什么感觉，她总是怕刘建军受不了这次打击，她一定要跟刘建军一同去北京。刘建军非常感慨，自己已是快50岁的人了，前半生一心都为了党的事业从来没有带老伴到北京逛逛，他暗暗地感到愧疚。
刘建军拿出了家里最后剩下的一点钱，同老伴上路了。
刘建军对北京的各个部门可熟悉多了，他很快就找到了报童指给的那个地址。
一位女同志热情地接待了刘建军，然后说：“真是出了件稀罕事，怎么能处分你呢？我打个电话，问XX在不在，你找他们看行不行。邓大姐现在不怎么管这些事情了。”
电话打通了，对方说，这几天太忙，让下星期一上午8点，从中南海西门进去，那位同志在那里见他。
刘建军和老伴按时间来到中南海西门，过了一会儿，出来一个人，这个人相貌端正，温文尔雅，穿着整齐的西服。
来人问他：“你就是保定的刘建军吗？”
刘建军忙说：“我就是。”
那人说：“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你的事，我知道，你过去寄给我们领导的材料，我们看得很认真，上星期你让别人打电话来时，我们又仔细看了你的材料。如果还有材料，你就留下，如果没有，请你相信，我们会认真处理这个事的。你不要失望，我们把你的材料再转一转，转到河北省有关部门，你不要再来回跑了，我想，我们转的材料他们是会重视的。”
刘建军很感激这位同志的帮助。
他领着老伴离开了中南海门口。
记者们的热心肠
在北京，刘建军再一次想到去找新闻界的朋友们。
刘建军对老伴说：“我们得到新华社去，那儿或许有人会支持我们的。”刘建军找到了新华社的朋友，那个朋友笑说，“我给你找人。”
他领着刘建军在院子里转过来转过去，找了几个朋友商量这件事情。
后来有几个朋友说：“这样吧，我们给你开个记者招待会，我们把北京的新闻单位都给你请来。起码一个新闻单位来一个人，然后你把你的冤屈再说一说，大家共同努力帮你呼吁呼吁。”又有人说：“光呼吁也不行，新闻单位毕竟是新闻单位，我看这事你还得打官司，去告状！”
人家告诉他说：“你可以到法院的行政厅，你说你觉得被撤职不对，被降职也不对，这是可以打官司的。”
刘建军笑了笑说：“我还是先依靠新闻界吧。”那位朋友说：“那可以吧，我们先给你租一个会议室，茶叶钱你拿，会议室的钱就拉倒。咱们把大伙儿召集起来喝杯茶，你也没有什么礼物没有什么纪念品，再说你是背着官司去告状，大家也不忍心要你什么纪念品。”
然而刘建军还是不想开这个会，因为这对党的整个形象有损伤。要是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就不好了。朋友们说：“你可真够忠的，到这份上了，还考虑影响，那好，我们帮你转信。”
他们从刘建军包里拿去十来封申诉书，后来，听说都给转到有关部门了。
照样，泥牛入海。
记者招待会开不成以后，刘建军按朋友出的主意，仅就被撤职这一点，向法院行政厅进行投诉。
他就直接找到了法院，这次他可真正地想打官司了，哪怕打个家破人亡。
法院很热情地接待了他。刘建军坐在法院办事人员对面的椅子上，不无愤慨地从头到尾把事情说了一遍。人家听完了他的讲述以后，表示很同情。可是人家告诉他说：“刘建军同志，我们不是不接受你的案子，法院的大门是对任何一个人打开的，然而你这件案子却不一般，它不属于法院所接受案子的范畴之内，因为法院的案子不包括党委机关处理的纪律案件，这还是归党内处理，不是我们的事。我们的工作是面对社会，比如罚款、拘留，你说对不对？”
刘建军问他说：“那么我这件事该怎么办呢？我说句大胆的话，共产党自己内部的事，法庭能管什么呢？”
法院工作人员摊开双手对他说：“你说的话都有道理。可是我们没有办法解决，你只能先回去等待。你的材料，我们负责转给纪检部门。”
六
“彭元帅。您在哪里？”
有一天刘建军从医院拿了药，就去了保定市前任市委书记郗光同志家。
刘建军告诉老书记：“我哪儿都不去了，我到哪儿都没有用处。办不了的，光有热心不顶用，能办的，看着大官脸色行事，谁为孙子烧青火？”
这位前任书记突然哈哈大笑起来说：“你小子应该挺得住劲！甭说你，就说我吧，我也被整过多年，我现在不是担心你个人平反不平反，这不是主要的，而我担心的是：你不平反，你反映的这个事情就不会成为事实，而它假的一面却将成为铁的事实。我希望你继续努力，有句话不是说：不以成败论英雄，他不给你平反，肯定是暂时的。平反了是党的英明伟大。你即便现在被开除了党籍，也要好好地生活下去，为党工作下去，以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那才对呢！”
这几句话说得绝望中的刘建军心里热乎乎的。
书记说：“你知道郑板桥吗？他也是个县令，人家不当官，一骑毛驴就走，对这些事情不是那么在意的。我知道你的性格，你这个人啊，就是太认真，你肯定要斗争下去！你如果需要钱的话，尽管来找我好了。”
刘建军说：“我不要钱！没有钱人可以活着，没有理想人就蔫了，我还要去找我的理想！你记得我过去写的歌吗，那就是我真正的理想，如果我在官场上失败了，被整成一个反革命，那我还有笔，我还有我的头脑，我还有我的心嘛！我只要不死在肝病上，就能有所作为。”
带着严重的肝区病痛，刘建军第五次踏上进京的火车。他这次要找一位老首长，寻是他非常敬慕的老革命，过去他曾多次去他家听他谈哲学、谈政治、谈人生。那是他心目中的一位哲人，而且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