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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司惊动中南海-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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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朋友们告诉他片子已经照好,还没洗出来,让他到外边车上等着。
  人在抵御死亡信息上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他的腿软了,勉强来到朋友们为他准备的高级卧车上。
  十几分钟以后,朋友们忙完了,来到车上,上车就往家送刘建军。朋友们只是说:“没什么事儿!”
  刘建军也装傻:“没事就好!”
  “没事”要像个没事的样子。
  刘建军给中纪委那位女副处长打了个电话。那位女副处长说:“我们把材料转给省纪委了,告诉他们抓紧复查这个案子,你如果找,就找省纪委的X同志。他们答应给办这个事。”
  又过了几天,刘建军给省里打电话找那位同志,对方说:“这个案子没有经过我们的手,分管我们的领导也知道这件事,复查不复查,要由领导定,或开会定,你等等吧。反正你这个案子大家都知道,看法也有,只是谁也不知怎么插手。”刘建军问:“中纪委让我直接找您。”对方说:“中纪委只是个人名义打电话,转来的信,也没要结果。你还是让他们要结果,我们立案就快了。”
  刘建军决定再度进京,因为肝脏的危险信号给他压力太大了。他人一死就定案了。
  已是10月下旬,天气已经很冷,刘建军又一次踏上了北京的征途。这一次,他直接去找一位高级领导的秘书。
  那位秘书感到很吃惊,说:“怎么,问题还没解决吗?”
  刘建军说:“处分决定了以后,很难改变了。”
  这位秘书很生气,说:“那样不行!实在不行我们就找大官吧。我给你找一找人大常委会的主要领导。”
  刘建军在约定的时间被这位举足轻重的人物召见。在宽敞的会客室里,刘建军从头到尾又把他的事说了一遍。
  这位领导说:“我觉得,河北省树一个地委书记当廉政典型是有风险的,树这个典型,并且把这个典型树得这么高是不好的,我们这个党从历史上树了最高的、最大的、有职务的典型就是县委书记焦裕禄,焦裕禄还是死了以后才树的。那么活着的人树了个王进喜,是个采油队的队长;树了个支部书记是陈永贵。所以我们应该树基层的领导干部。”
  他又说:“树这么高级别的政工领导干部是很危险的,如果有人对这个干部有看法就不敢说了,发现了他的阴暗面就不敢揭露了。揭了阴暗面,就得压一压,就容易出问题。你这个问题就出在这里,这容易出现冤假错案。”
  刘建军听得很佩服,他觉得这位领导人头脑是非常清楚的,谈问题一针见血,他是从党的大角度去考虑的。
  那位领导人说:“最起码我认为开除你的党籍是不对的,不应该处理得这么重,你先回去吧,这件事我让人了解了解,反正只听你说我也不能表态。再说,我表态也没有用,这是党内的事情,又是外省的事,要是中直机关的事,还顺手一些。”
  过了几天,那位秘书给他打电话,对他说:“你这个材料,领导用了整整一天的时间认真看了,看了以后让人同河北省商量一下,河北的态度一般,他们说是地区处理的,你是地区管的干部。这就没有办法了,你还得自己找一找。”
  刘建军问:“那么我再去找谁呢?”
  对方没有回答。
  周恩来的报童气不公
  到了11月初,刘建军家中来了一位小老头,他叫宗正伦,离休后在保定休养,人所共知,他是周恩来在重庆办事处时的小报童,是在电影上最小的那个,他虽然个子不高,但在群众中很有威望,为人非常正直,敢于坚持正义,嫉恶如仇,光明磊落,宗正伦说:“你现在大概很不开心,我们老两口来看看你!”
  刘建军说:“我现在的遭遇,打击得我几乎连记忆力都没有了,我在电影上看见过报童的事迹。”
  这位报童哈哈一笑,感慨地说:“当时那个最小的报童的原型就是我,我并没有做过什么伟大的事情,现在你这件事情我倒是要管一管了,如果周恩来在世,他也会插手。”
  刘建军摇摇头说:“您不知道现在的国情,这件事情官再大也插不上手,过去说,上梁不正下梁歪。现在是上梁正了下梁歪。你还能把这大厦拆了不成吗?可是不拆,你就去不掉那些歪了的下梁哟!”
  “不!”老头说,“你看错了。你这个事情舆论很大,它关系到我们国家治理腐败的问题,在我们老干部活动室里,每个星期活动的时候,前半个小时,大家几乎都说你这件事情,所以我想管管这件事,当然,我管这件事是要为党负责,我也不是为了让你报答我,我不是你的亲戚,也不是你的朋友,我只是周恩来同志的报童!”
  老人说:“要找找邓大姐。”听得出老头子跟邓颖超他们的关系还是很熟的。
  于是老头子给刘建军提供了一个地址和电话说:“我不能忍心看着你这样一直到死!你再找找试试看。先用电话找这位同志,当然,我还可以介绍另外几位,他们都在北京。”
  这一次刘建军雄心勃勃地又一次踏上了北京上访路。
  老伴不知道有什么感觉,她总是怕刘建军受不了这次打击,她一定要跟刘建军一同去北京。刘建军非常感慨,自己已是快50岁的人了,前半生一心都为了党的事业从来没有带老伴到北京逛逛,他暗暗地感到愧疚。
  刘建军拿出了家里最后剩下的一点钱,同老伴上路了。
  刘建军对北京的各个部门可熟悉多了,他很快就找到了报童指给的那个地址。
  一位女同志热情地接待了刘建军,然后说:“真是出了件稀罕事,怎么能处分你呢?我打个电话,问XX在不在,你找他们看行不行。邓大姐现在不怎么管这些事情了。”
  电话打通了,对方说,这几天太忙,让下星期一上午8点,从中南海西门进去,那位同志在那里见他。
  刘建军和老伴按时间来到中南海西门,过了一会儿,出来一个人,这个人相貌端正,温文尔雅,穿着整齐的西服。
  来人问他:“你就是保定的刘建军吗?”
  刘建军忙说:“我就是。”
  那人说:“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你的事,我知道,你过去寄给我们领导的材料,我们看得很认真,上星期你让别人打电话来时,我们又仔细看了你的材料。如果还有材料,你就留下,如果没有,请你相信,我们会认真处理这个事的。你不要失望,我们把你的材料再转一转,转到河北省有关部门,你不要再来回跑了,我想,我们转的材料他们是会重视的。”
  刘建军很感激这位同志的帮助。
  他领着老伴离开了中南海门口。
  记者们的热心肠
  在北京,刘建军再一次想到去找新闻界的朋友们。
  刘建军对老伴说:“我们得到新华社去,那儿或许有人会支持我们的。”刘建军找到了新华社的朋友,那个朋友笑说,“我给你找人。”
  他领着刘建军在院子里转过来转过去,找了几个朋友商量这件事情。
  后来有几个朋友说:“这样吧,我们给你开个记者招待会,我们把北京的新闻单位都给你请来。起码一个新闻单位来一个人,然后你把你的冤屈再说一说,大家共同努力帮你呼吁呼吁。”又有人说:“光呼吁也不行,新闻单位毕竟是新闻单位,我看这事你还得打官司,去告状!”
  人家告诉他说:“你可以到法院的行政厅,你说你觉得被撤职不对,被降职也不对,这是可以打官司的。”
  刘建军笑了笑说:“我还是先依靠新闻界吧。”那位朋友说:“那可以吧,我们先给你租一个会议室,茶叶钱你拿,会议室的钱就拉倒。咱们把大伙儿召集起来喝杯茶,你也没有什么礼物没有什么纪念品,再说你是背着官司去告状,大家也不忍心要你什么纪念品。”
  然而刘建军还是不想开这个会,因为这对党的整个形象有损伤。要是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就不好了。朋友们说:“你可真够忠的,到这份上了,还考虑影响,那好,我们帮你转信。”
  他们从刘建军包里拿去十来封申诉书,后来,听说都给转到有关部门了。
  照样,泥牛入海。
  记者招待会开不成以后,刘建军按朋友出的主意,仅就被撤职这一点,向法院行政厅进行投诉。
  他就直接找到了法院,这次他可真正地想打官司了,哪怕打个家破人亡。
  法院很热情地接待了他。刘建军坐在法院办事人员对面的椅子上,不无愤慨地从头到尾把事情说了一遍。人家听完了他的讲述以后,表示很同情。可是人家告诉他说:“刘建军同志,我们不是不接受你的案子,法院的大门是对任何一个人打开的,然而你这件案子却不一般,它不属于法院所接受案子的范畴之内,因为法院的案子不包括党委机关处理的纪律案件,这还是归党内处理,不是我们的事。我们的工作是面对社会,比如罚款、拘留,你说对不对?”
  刘建军问他说:“那么我这件事该怎么办呢?我说句大胆的话,共产党自己内部的事,法庭能管什么呢?”
  法院工作人员摊开双手对他说:“你说的话都有道理。可是我们没有办法解决,你只能先回去等待。你的材料,我们负责转给纪检部门。”
  六
  “彭元帅。您在哪里?”
  有一天刘建军从医院拿了药,就去了保定市前任市委书记郗光同志家。
  刘建军告诉老书记:“我哪儿都不去了,我到哪儿都没有用处。办不了的,光有热心不顶用,能办的,看着大官脸色行事,谁为孙子烧青火?”
  这位前任书记突然哈哈大笑起来说:“你小子应该挺得住劲!甭说你,就说我吧,我也被整过多年,我现在不是担心你个人平反不平反,这不是主要的,而我担心的是:你不平反,你反映的这个事情就不会成为事实,而它假的一面却将成为铁的事实。我希望你继续努力,有句话不是说:不以成败论英雄,他不给你平反,肯定是暂时的。平反了是党的英明伟大。你即便现在被开除了党籍,也要好好地生活下去,为党工作下去,以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那才对呢!”
  这几句话说得绝望中的刘建军心里热乎乎的。
  书记说:“你知道郑板桥吗?他也是个县令,人家不当官,一骑毛驴就走,对这些事情不是那么在意的。我知道你的性格,你这个人啊,就是太认真,你肯定要斗争下去!你如果需要钱的话,尽管来找我好了。”
  刘建军说:“我不要钱!没有钱人可以活着,没有理想人就蔫了,我还要去找我的理想!你记得我过去写的歌吗,那就是我真正的理想,如果我在官场上失败了,被整成一个反革命,那我还有笔,我还有我的头脑,我还有我的心嘛!我只要不死在肝病上,就能有所作为。”
  带着严重的肝区病痛,刘建军第五次踏上进京的火车。他这次要找一位老首长,寻是他非常敬慕的老革命,过去他曾多次去他家听他谈哲学、谈政治、谈人生。那是他心目中的一位哲人,而且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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