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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大街上，人声鼎沸。我马上明白教堂中的人为什么那么少了。我回到了那种微醺的气息之中，感到了自己置身于这种气息之中更加自在。身边不时走过描眉抹粉的姑娘，我也没有了那种反感，她们有权利按自己的方式理解幸福，而且，自己跟她们的差别，也并不像平时设想的那么大。我觉得自己看透了世界，没有来世，没有终极，没有时间后面的本质，因此没有牺牲的理由。难道自己的骨灰对世界会有一种期待？时间之中的历史因素是无法抗拒的，展开着的市场不承认理想主义英雄主义。人需要一个神话，但这个神话却被永远地击碎了。于是，自己就是终极，就是唯一的意义之源。在这个时代，过程与终极已经合流。这是破译，这是底牌，这是真相，这是这个时代最大的觉醒，也是最大的悲哀。在今天，生存已经成为生存的唯一依据，这太可怜也太可悲了。人不是猪狗，人需要在自我生存之外去寻找活着的依据。可今天，当人们把自己当作意义之源，他就切断了自己通向无限的可能性。觉醒的人是可悲的，他承受着残忍的悲哀，横下心剪断了对世界的任何念想，舍弃了道义人格和良知，顺从了可亲可近可悲可鄙的现世主义。我曾认为如果一个人仅仅只凭着生活经验活着，那他一定是个狭隘的人，只看见自己的人。世界上一定还有另外一种声音，从神秘的虚无之中发出的声音，这种声音无法驾驭，也无法证实无法描述，却是那样确凿地存在。这是更高的真实。这个真实不是上帝，而是深心那种无法说明的冲动和渴望。这种声音只有少数人能够听到，并受到感召，使他有抗拒生活经验的力量。那些圣人们，就是一些抗拒者。我仍崇拜他们，但我再也不能跟着他们走下去了。对世界我无能为力，我有权利放弃，我只能如此。无能为力，无可奈何，这是我的理由，也是我的解脱，我感到了如释重负的轻松。那些猪人，还有狗人，其实是聪明的人，幸福的人啊。人这一辈子，只能面对鼻子下的那一点点东西，人其实就是这么可怜，可悲。但只有在可怜可悲之中，才可能与现实发生有效联系，才可能萌生出一点点希望的萌芽，可怜可悲的希望萌芽。
我发誓要重新做人，把过去的自己杀死。决心很大，做起来可不容易。
目标已经确定，第一步就是要在厅里占到一个位子。世界这么大，无限的可能性对我来说只剩下这么一点。哪怕是为了儿子吧，眼前即使是一潭臭水，也要跳下去扑腾一番。过去设想自己站在一座山峰上，俯瞰山脚下名利场中那些可怜可悲可笑可鄙的人在蠕动，蛆一般地蠕动。当自己终于决定了要进入的时候，才感到这种蠕动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我对董柳说：“这雀巢奶粉，就自己吃了？”董柳说：“我想好了，给丁处长送去。”我还以为她说她们医院哪个处长，她手往那边一指，才知道是丁小槐。送给谁我咬咬牙也上门去了，去拜丁小槐的码头，这太伤我的心了。我说：“那你今天晚上给宋娜送去，就说谢谢丁小槐那个电话。”董柳望了我嘲笑地说：“就把我推到第一线？”要不是心怀着鬼胎，哪怕是丁小槐，去谢谢他也是应该的，可现在生怕才进了门，就被别人把五脏六肺看了个透。我想起了自己的誓言，连声说：“我去，一起去，坚决去，完全去，彻底去。”别人无生中有还会来事，我有一个由头在这里没勇气来事吗？答应下来了晚饭吃得不痛快，心中凝了一个结。我对自己说：“还能把自己看得那么金贵吗？要把自己看小，看小，像粪坑里的一条——蛆。你一条蛆你还想有尊严？”这种想象太恶心，也太残忍，可我还是不放过自己，逼着自己反复想了好几遍，盯着那种蠕动的样子，不让自己逃开。这样想着，饭嚼在嘴里都要吐出来了，又强迫自己吞了下去。可这样想了还是没有冲开心中那个结。吃完饭董柳在洗碗，我在房间里转来转去，心里忽地冲出一句话来：“老子毙了你！”我马上意识到了这句话的意义，就站住了，身体中似乎被冲开一条透明的通道，从头到脚。我把右手缓缓举了起来，用拇指和食指比划出一把虚幻的枪，左手贴近了，做了一个上子弹的动作，食指又弯了弯，体会着扳动扳机的感觉，然后顶着自己的太阳穴，心里说：“老子以儿子的名义毙了你，你还没死！”马上感到了窒息的紧张，像有一把真枪逼住了自己，心跳也加快了。我对这种效果感到满意，把手放了下来。去的时候董柳想把蜂蜜拿出来，我说：“一起送去，丁小槐他娘不是老人吗？”就带一波去了。走在路上我说：“人他妈的总是很庸俗地存在，连美国总统竞选时都说自己好，别人不好，他竟敢在电视里对全国人民这么说。连他在电视上都敢说，我脸皮要那么薄干什么？”走到楼下我想千万别被晏老师看见了，我从来没送过什么给他呢，就加快了步伐。上了五楼，我用左手在脸上抹了一把，想象着给自己戴上了面具，右手又比划出那把枪，在太阳穴上戳了一下。董柳奇怪地望着我说：“干什么，神经病一样。”我说：“干什么？就干那个什么。”董柳敲了门，我对自己说：“你就是来谢谢人家的，难道他还潜入到你心里来搞侦察？”我心里镇静了一点，手中提着东西，心中幻想着那把枪正顶着自己的太阳穴。
宋娜开了门，一面对里面说：“董柳来了，还有池……池……他也来了。”她这么一说我心里就发慌了，也不怪她，自己没有头衔，人家是不好叫啊。丁小槐系着围裙从厨房跑出来说：“稀客稀客！”又摊着一双手说：“在外面领导别人，在家里被别人领导。”又钻到厨房去了。董柳把提袋放在沙发上，宋娜说：“来就来，还送什么东西？”董柳把一波拉过来说：“来谢谢丁处长。”又提高了声音对厨房里说：“上次要不是丁处长一个电话，我一波也好不这么快。”强强要拉着一波到房间里玩，董柳说：“一波你别跟弟弟打架啊！”宋娜叫住儿子说：“强强表演一个给董阿姨看。”强强说：“哪一个？”宋娜说：“小鸭子。”强强就表演起来：“小黄狗，汪汪汪，小花猫，喵喵喵，小青蛙，呱呱呱，小鸭子，呷呷呷。”一波挣扎着也要表演，被董柳用双腿夹住了。强强演到小山羊不记得动作了，望着宋娜。这时一波把两只手放在头上，大拇指翘起来，说：“小山羊，咩咩咩。”董柳用力把他的手扯下来说：“你现在是观众。”一波望着她，疑惑而委屈。这时丁小槐从厨房出来，两个小孩子到房子里玩去了。董柳叫一声“丁处长”，就站起来，我也站了起来，却喊不出口。丁小槐示意我们坐下，说：“宋娜比我学医的还爱卫生些，洗了碗还要一只只擦干了放到消毒柜去。”我找话说：“你们房子还不错吧，有模有样的。”宋娜马上说：“这是卫生厅最差的呢，到隔壁化工厅去看看，人家处级干部住的是什么？”董柳说：“那我看过，一百多平方，四室两厅，结构真的好呢。”跟宋娜把那房子的结构描绘了一番，“卫生厅还要努力。什么时候丁处长搬到新房子去了，我们就争取分到你们这一套。”董柳的话像打我一个耳光一样，我脸上一阵发烧。丁小槐身子往沙发靠着，翘起二郎腿，脚尖不时地踮一踮。我看着他真的进入角色了，以这种形体语言分出了层次，确定了相互的位置关系，就像他在马厅长面前侧着身子走路一样。我心里想：“你比老子还小一岁，在我面前派什么派！”身子却仍前倾着，面带微笑说：“上次一波烫伤了，多亏了你那个电话。”我说着感到自己脸上的笑很别扭，面部肌肉也没有调整到最佳状态。越是想调整，就越是找不到感觉。在圈子里呆着，要训练有素，把形体语言面部语言调整到得心应手的状态，这可不是一样容易的事。丁小槐悠悠地踮着脚，望着我微微地笑，让我心里发虚。其实我心里明白，他不过就是丁小槐罢了，我还不了解他？可我心里还是发虚。人在精神上的优势和劣势，并不是由这个人怎样决定的，而完全是由他头上那顶帽子决定的。在这个身份社会你不得不把帽子看得比人格还重要。我心里想，到那一天了我也表演给你看看，你乖乖跟我看着。这种位置的感觉实在也是一种巨大的价值，一种上进的动力啊。董柳说：“丁处长，那天的事真不知怎么谢你才好，等会叫一波出来给丁叔叔磕个头。”我说：“那是那是，是应该的。”董柳说：“连我一波也沾了丁处长名声的光了，走到哪里，谁不知道，什么事办不成？”我觉得董柳说得太过了，丁小槐可能会承受不了要谦虚几句，谁知他说：“我到下面医院跑得比较多，经常去检查工作，下面的人都还认识我。不是吹嘘，这点面子他们还是要给的，再大的面子也是要给的。”我口里说：“那是那是。”心想，人性的盲点竟会盲到这种程度，以后有肉麻的话只管说，对方听着并不肉麻。丁小槐的人物感使我觉得可笑，但我必须忍受。又想到那些大人物长期被包围着，习惯了恭顺之言谦卑之态，失去了判断，不是这样反而感到不正常不习惯。他们以为周围的人个个面带羞涩，这种趾高气扬的姿态，他们是一辈子也看不到的，他们生活在一种虚构的真实和真诚之中。董柳说：“丁处长，我们医院很多人谈起来都知道你的名字。”丁小槐掩饰不住得意说：“真的？”董柳一口一个“丁处长”，叫和脆生生的，我很不舒服。又意识到自己还没叫过一声，丁小槐肯定很敏感，就想着找个机会把“丁处长”三字个叫了出来。一波的事说完了，我想找些话来说，竟找不到。厅里的事不能谈，我们之间没有默契。同事之间不但要设防，还必须设得十分严密，谁知道谁跟谁真实的关系是怎样的？随口一句话，就可能被别人卖了你，去加强与他人的感情联系。幸好董柳又说到房子，宋娜说：“化工厅的房子是大套间带小套间，互不干扰，那房子才叫房子呢。卫生厅跟人家就不能比呀！人比人嘛……”丁小槐用力咳一声，宋娜就停住了。丁小槐说：“有这样的房子还要怎么样？还是马厅长看得远，先把几大医院的硬件搞上去，医院都升了级，再申请拨款就容易了。”我说：“那是那是。”又坐一会，董柳到房间里找一波出来，就告辞了。出了门我记起“丁处长”三个字还没说出口，不知他会怎么想，恐怕今天这一趟不来还好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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