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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夸为杰出的人物,这种事是不鲜其例的,真是把人搞糊涂了。”
猫公博学多识,通晓天地古今,他引证或褒贬了荷马、毕达哥拉斯、笛卡儿、克莱尔、尼采、贝多芬、巴尔扎克、莎士比亚、孔子、老子、宋玉、韩愈、鲍照、晏殊、陶渊明,以及《诗经》、《论语》、《淮南子》、《左传》、《史记》等等数不清的中外名人名言。他还很有点自由平等观念。他说:“既不能零售空气,又不能割据苍天,那么,土地私有,岂不也是不合理吗?”猫公针砭时弊,道出了一串串永远耐人寻味的警句名言,诸如:“咱家不清楚使地球旋转的究竟是什么力量,但是知道使社会动转的确实是金钱……连太阳能够平安地从东方升起,又平安地落在西方,也完全托了实业家的福。”“官吏本是人民的公仆、代理人,为了办事方便,人民才给了他们一定的权力。但是,他们却摇身一变,认为那权力是自身固有而不容人民置喙。”猫公批评大和魂说:“因为是魂,才常常恍恍惚惚。东乡大将有大和魂,鱼贩子阿银有大和魂、骗子、拐子、杀人犯也都有大和魂。‘大和魂!’日本人喊罢,像肺病患者似的咳嗽起来,百米之外,吭的一声。”猫公还敢于蔑视权贵,鼓励创新。他描画乌鸦在东乡元帅的铜像上便溺,把伊藤博文的照片倒贴在墙上。他说:“不从胯下倒看莎士比亚,文学就会灭亡……”
猫公喜怒笑骂,皆成文章。悲痛幻化的笑声,最令人难耐。
猫公如此神通广大,才高识卓,又公正锐敏,当然是神猫、奇猫、圣猫了。以它的眼睛看世界,悲痛化为笑声,怎能不尖酸苛薄!当然,它同时又是个俗猫,蠢猫。他自作聪明,假冒圣贤君子,误了不少事,吃了不少苦头,甚至不知酒桶会淹死猫,终于丢了性命。
小说尽管以“猫眼看世界”,但写来写去,创作主体还是人类中的一个“我”,或是人类的邻居、地球上的另一个他(猫)。假如以全宇宙中的“我”或永恒中的“他”来观察人类;更不知将写出什么样的奇书了。
小说在结构上也有突破。它以猫的视觉为座轴,可长可短,忽东忽西,并没有一个有头有尾的故事,也谈不上情节进展的逻辑,读来却也津津有味。日本小说曾有散文化的趋势,某些小说的散文化,是有欠充实的反映。而在《猫》,在当时,却是一种具有魅力的创新。当然,老实说,作者最初并没有想写这么长。由于首章轰动,编者要他续写,他才铺陈连载,这说明他并没有通篇的完整构思,同时也说明如不是大家手笔,怎么会写得这么左右逢源,随心所欲。
在语言上,《猫》的格调既不全像《旅宿》那么豪放空灵,也不尽是《明暗》那么简练凝重,更有别于《心》和《从此以后》那么柔润细腻。在这里,刚柔兼用,雅俗并举,变化多端,声色俱艳。而且,将江户文学的幽默与风趣、汉学的典实与铿锵,西方文学的酣畅与机智熔为一炉,以致在语言的海洋中任情游弋,出神入化。
笔墨忽而精烁隽永,针针见血,富于哲理;忽而九曲十迴,浩浩大波,长于思辨。
暂且摘引两句景色和人物描写的妙句。例如挖苦苦沙弥平庸的脸说:“假如春风总是吹拂这么一张平滑的脸,料想那春风也太清闲了吧!”写景:“给红松林装点过二三朱红的枫叶已经凋零,宛如逝去的梦。”“这声音毫不留情地震撼着初春恬静的空气,把个风软树静的太平盛世彻底庸俗化了。”有的像讽刺诗,有的像写意画,各得其妙。总之,假如以一颗艺术的心灵去触摸或感受他的作品,自然会体味到语言的色彩、声韵,甚至字字都是个生命体。
我国目前也正处观念转换时期,说不定猫公的观察,对我们也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不过,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只得任人评说了。
窗外正大雪纷飞。东北雪总是那么魁伟、憨厚,却又沉甸甸、醉醺醺的。但愿这些披盔带甲的天兵天将,把猫公所诅咒的人间不平统通打杀。笔者将陪同读者,乘上瑞雪的幻舟,遨游一个梦里的清纯世界,何其快哉。
那么,让猫愁猫怨见鬼去吧!
于雷
一九九二年十一月
序言
一九○四年夏天梅雨初晴的一天,一只生下不久的小猫迷路走进夏目漱石的家。
翌年一月发表的《我是猫》就是以这只小猫为模特的。漱石大概也没料到这竟成了他的处女作。
一九○五年,漱石三十八岁。作为初出道的作家来说,可以说是大器晚成。在这之前,他只零碎写过俳句,也没有形成风格。漱石四十九岁病逝,生命不长,创作经历更短,前后不过十年。漱石又是一个很有特性、怪癖的人,创作一直处于紧张状态。
一般说,作家写一篇长篇小说之前,要有构思的过程,有的甚至还有个小说提纲,不能什么准备也没有。说来奇特,《我是猫》成为长篇小说,却是另一种情况。
漱石是正冈子规“写生文”的崇拜者。子规死后,《杜鹃》杂志由高滨虚子主持。一九○四年十二月在《杜鹃》同人组织的“山会”上,他朗读了《我是猫》,颇得好评。《杜鹃》杂志载于新年号,立即引起广泛反响。“在下是猫。还没名没姓。”以演说姿态开始的这句话,后来成为文坛的名句。“我”的原文为“吾辈”,后来成为小说的题名。“吾辈”、“余辈”、“我辈”在初次发表的正文中是混用的,强调用猫的眼睛观察人类和人类社会,带有嘲讽的意味。因为它生来不久就被书生扔掉,冻饿不堪,命运是不幸的。后为长着两撇胡须的教师苦沙弥收养,所见的知识分子也都值得冷嘲热讽。《猫》本来只想发表一期即告结束,但它的成功极大地鼓舞了夏目漱石。他进一步让猫观察下去,二月号《杜鹃》发表了续篇,四月号发表第三篇,一九○六年八月号完成最后一章节第十一篇。小说在发表过程中就出版了单行本上编,完成时出版了中编和下编。小说的十一篇是在第一篇完成后逐惭构思的,没有严格的情节演进过程,既像抒情的“写生文”,又像结构松散的小说。作者后来说,它“没有题旨,没有结构,像无头无尾的海参似的。”
这是一篇在特殊条件下创作的特殊结构的小说。
极度郁愤是小说形成的条件,也是作家创作的动力。
一九○三年由英国回到东京后的几年,是漱石一生中精神最紧张、最郁闷的一段时间。
回国后,作家和妻子镜子的关系更恶化了。漱石在夫妻关系上思想陈旧,要求妻子以他为绝对权威。而她的妻子精神却又不正常。结婚第二年镜子曾想投河自杀,漱石作俳句:“病妻室内灯昏暗,苦熬晚暮度秋天。”可以想见,一八八九年的秋季,镜子的精神病已经很严重。漱石留英期间,曾给镜子写信,倾诉自己很孤独,责怪妻子不写信。不久他患了严重神经衰弱症,一时传说他疯了。文部省曾有“夏目漱石精神失常”、护送回国的电文。回国后,漱石常为神经衰弱而苦恼,常常做出越轨的行动。夫妻间的关系也越来越紧张。他无缘无故打几岁的小孩子,一件小事也大发脾气。一次四岁长女将一枚硬币放在火盆边,漱石头脑里显现出他在伦敦时一枚硬币引起的不快,动手打了女儿。妻子怀疑他有精神病,请医生做过诊断。
漱石的急躁、愤怒和越轨,反映了他对镜子的期望破灭。
回国后,漱石在东京帝国大学任讲师,工作亦不顺利。“英国文学概说”前任教授小泉八云深受学生的欢迎,漱石接课后不为学生所容,后讲“文学论”,同样不受欢迎。他情绪低落,经常闷在讲师工作室里,绝少出门。碰上好天气,才在工作室近处的不忍池边度过。他一度想要辞职,所挣的工资也难以支撑沉重的家庭负担。
阴郁、愤懑、神经质等,必然对其处女作产生深刻的影响。漱石后来说:“我对这种神经衰弱和疯狂深表感谢之意。”可见,神经最紧张的日子也是作家走向创作繁荣的时刻。
这绝不意味着《猫》的创作失掉了理性。而是说,《猫》的创作实践确实和作家的精神系统的病狂联系在一起。特别值得注意的,就是作家用猫眼看人生与社会,其中充满离奇的想象。但它不是颠狂的疯人语,而在精神重压之下的愤懑的倾述,那境界远远高于世上哲理大家。
为了说明这一问题,我们不妨看看漱石的生活与思想经历。作家生于一八六七年,第二年便发生了明治维新,封建幕府垮台,资本主义制度确立起来。父亲是江户(今东京)奉行所直辖的名主,世道虽然变了,但仍拥有权势和财产。母亲是商家的女儿,作为后妻已生育四男一女。漱石初名金之助,不知为什么,父亲就是不喜欢,每晚放在另家夜店的篮子里,姐姐发现将他抱回家。九个月后送盐原昌之助为养子。盐原也是名主,明治维新废除这官位后,迁居到江户享乐商业区的浅草。
九岁时因养父母离婚,漱石重归自家。十四岁他最恋慕的生母病死。少年学过汉学,后学英语。十七岁离家独立生活,考入大学预备门预科(今东京一高前身)。其间,生父与养父为漱石的户籍问题,争执不下,使他苦恼不堪。后来在小说《道草》中说:“不论从生父看,还是从养父看,他不是人,而是物品。”最终,生父付出赔偿,方告结束。在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学习期间,与同级的正冈子规相识。一八九○年进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英文科,并获文部省贷费生资格。一八九三年毕业后入大学院,却对英国文学产生怀疑,对禅宗发生浓厚兴趣。一八九六年与贵族院书记长女镜子结婚,其间曾先后任四国松山市松山中学、熊本第五高等学校教员。一九○○年留学英国。
漱石所经历的是明治维新后很多知识分子共同走过的路,但他有自己的曲折的生活历程,这就使他认识了很多知识分子没有认识到的事物。
一九一一年,夏目漱石在和歌山市发表以《现代日本的开化》为题的演说。认为日本走上资本主义的“开化”,和欧洲是不同的。欧洲的开化是“内发的”,它经由几百年的积累,“如行云流水是自然发展的”。日本的开化却是“外发的”,是“在与外国接触”过程中被迫转化的。文化也是在大受刺激下急剧转变的。因为外来文化消融存在问题,土壤和根底均不相同,从而“失去自己本位的能力”,就必然引起“国民的某种空虚感”,也会出现“不满与不安”,发生“神经衰弱”病症。为了不患“神经衰弱”,“只能向内发的方向发展”,这是“苦恼的真实”。
从上述演说不难看出,漱石对明治维新改革的不彻底性是有清醒的认识的。他在一九○六年写作的《片断》中也说:“当知道开化的无价值,就是厌世观的开始。”
进一步发展,就会成为“真正的厌世文学”。
这里特别引人注意的,是“厌世”的观点。“厌世”、“苦恼”、“郁愤”是漱石常用的词汇,也是他的世界观和创作观。如他说:“不描写烦恼称不上是文学”,还说:“在现在不得神经衰弱的人,大多数是有钱的鲁钝之徒和没有教养的无良心之徒”。一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