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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除保警总队仍不断有人上门外，还有两个人先后拜访了他。一个是现任汉口市警察局刑事队队长，另一个是七分局的一个局员。这两个人都是他担任刑事队队长时无话不谈的下属。他们两个人都先后给他指明了一条可以不离开汉口的出路———那就是孤立章旺，率领保警总队的警官、长警起义。他一听，吓得连气都几乎透不过来了。是夜，他的妻子也向他喋喋不休地诉说，谁家乘船到重庆去了。他抢白妻子道，这回可不是抗日战争，武汉保不住，重庆保得住吗？妻子又说，谁家在黑市上买到了去香港的火车票。孔庆凡又抢白道，香港是挥金如土的地方，我们住得起吗？妻子一听，哭哭啼啼地更是诉说个没完没了，某某人没良心，抛妻弃子，去向不明……这一回，孔庆凡没再抢白妻子，也不由得黯然神伤起来……
第二天早上，他无精打采地起床后，经过一番思考，终于觉得与其在家坐以待毙，不如先到队上，看看风向，与相好的僚属们商计商计对策，再作最后计较。他于是穿上制服，催老婆把早点端上桌，可早点还未吃到嘴，一辆吉普车开到了家门口，从车上跳下来的却正是章旺。章旺一来表示慰问，尽释前嫌；二来告诉他一个消息，由他负责监控的一个共党嫌疑分子出逃了！39、屋漏偏逢连夜雨
共党分子的出逃，对孔庆凡来说，不啻是个晴天霹雳！他心里明白：杨庆山虽为他救了驾，但并不等于强加于头上的“通共”罪名已经取消。而今，由他负责监控的这名姓林的女共党嫌疑分子又在他称病期间跑了，这还得了！孔庆凡把筷子一放，与章旺同车来到保警总队，立即召集负责监视的十二名保警了解情况。
据班长反映说：今天一早，他带着三名身着便衣的保警到嫌疑分子家前后门，去执行监视任务。当班长和一名保警坐在其家斜对面小餐馆过早时，其家的女佣黄妈照例到餐馆来买早点。班长见她只买两个面窝，而平时总是买六个，就随口问道：“么样只买你一个人的？你家老爷和小姐吃什么？”哪知，那老妈子一听，脸色刷地变了，经进一步追问，方知其家父女已于昨日离家出走，说是到香港去了。
孔庆凡听完班长的叙述，接着问：“这两个人，一个年近六旬，又患了心脏病，行动不便；另一个挺着大肚子，快生小孩子，而你们有十二个人，轮班守着，他们是么样溜出门的，你们讲讲看。”
众军警自然晓得任何谎言都蒙不住处事精明的孔副总队长，只得如实作答。情况是这样的：昨天早晨，班长带着三个人上早班，他们先围着院子转了一圈，各人找了个摊担或餐馆过早去了。吃罢喝足之后，又分别上菜市场，从卖菜的小贩那里捎了一把小菜，便各自回家了。直到下午一点半钟，才又赶来点个卯，两点钟，向班副交了班，又回家了。下午两点，班副和三个弟兄接中班后，就一同去四季春茶楼，要了两壶茶，喝茶抹牌，一直抹到天黑，快到戒严、宵禁时间，才各自回家。而本来应值夜班的四个人，因为想到全城已经戒严，谅那个老家伙和那个大肚子都不敢出门，所以，干脆都未去值班。
“混蛋！”孔庆凡勃然大怒，复又摇头叹气，无可奈何地道，“像你们这样，么样不误事呵！”说完，孔庆凡当即把大家分成几个小组，一一交代了方法和任务，把他们分派到机场、轮船码头、车站和出入武汉的各咽喉要道。自己则带着一名军警乘吉普车直奔林家门口。
孔庆凡作了这一系列调查之后，感到心中已经有底，才上了吉普车，汽车在马路上飞跑着，他看看日已偏西，突然觉得饥肠辘辘，这才想起忙碌了大半天，连早、中饭都还没吃。于是，吩咐开车的保警先送他回去吃了饭再说。
吉普车在孔庆凡的家门口停下。他刚下车，妻子就急匆匆地赶出来道：“哎呀呀，你么样这时候才回来？有位先生在家等你好半天了。”
“是哪个？”
妻子还没来得及答话，就听屋里有人接腔道：“是我。么样，没想到吧？”
孔庆凡抬头一看，只见谭炳坤身着长衫反客为主地站在大门口拱手相迎。他立刻大步上前，紧握着谭炳坤的手道：“哟，是谭参议员呀！失陪，失陪了！”
谭炳坤笑着说：“局座不放心，要我来探视探视总队副的身体。不想，你一早就上案子去了。”
“岂敢，岂敢。我还没有到李局长和谭兄家里谢恩，反倒有劳大驾亲临寒舍，不安哪！”
一阵寒暄过后，贤惠的妻子为丈夫和客人在房里摆好了酒菜。三杯老酒下肚，谭炳坤略表关切地道：“么样，案子有眉目吗？”
“不瞒你说，今早一听那个姓林的女共产党跑了，我当时压力很大。但，刚才把情况一摸，觉得交差不难。”
“噢？”谭炳坤不觉一惊。他看孔庆凡那胸有成竹的样子，心想，他一定摸到了这名女共产党出走的有关线索。于是问：“不是说，他们都去香港了吗？你能把他们都弄回来？”
“烟幕。这都是他们施放的烟幕。”孔庆凡一仰脖子，干了一杯说，“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林家父、女都还在汉口。”40、“逼上梁山”
“既是这样，那他们不正好可以一同去香港吗？”谭炳坤故意问道。
“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孔庆凡满有把握地说，“其一，林老先生有心脏病，而林女士大腹便便，即将临盆，能出远门吗？其二，据说林女士是个共产党人，在牢里曾吃了大的苦头，都不动心，而今汉口即将为共军所得，她肯离开这块地方吗？其三，如果他们真要去香港，那也是早就暗地谋划好了的。但林家连价值甚巨的古董玩器也未收捡起来，可见他们只是换个地方，临时隐蔽一下罢了。”
“但，偌大的汉口，你到哪里去找呢？”
“这有何难。”孔庆凡说，“我的耳目，遍及三镇。再说，依我之见，无论从哪方面看，他们父女两个，现在最理想的栖身之地应是医院。只要派人到市内各家医院严加查找，十有八九可将其抓获归案。”
“呵？！”谭炳坤这一惊非同小可。他呷了一小口酒，才从容不迫地道：“孔副总队长的分析虽有道理，但有一个漏洞，不知老兄是否注意到了？”
“漏洞？”孔庆凡睁着微醺的眼睛说，“兄弟尚未觉察到。请谭参议员不吝赐教。”
谭炳坤说：“不知总队副想过没有，即使抓获了林家父女，对章旺有了交代。但，共军随即打来，占领了汉口，老兄，岂不平添了一大罪状？”
“哦？！”孔庆凡目瞪口呆，刚刚灌进去的几杯老酒，立时化作一把冷汗，从头上、身上淌了下来。是呵，这一寻常道理，自己为什么竟未想到呢？刹那间，那桩发生在市参议院的“西楼血案”，又历历如在眼前，现在回想起来，那桩案子其实并不复杂。但在当时越往深查，便越感头绪纷繁难解。正当他如坠五里雾中之时，这个谭参议员忽然点拨了一句，“孔兄呀，你既入政坛查案，就应有政治家的眼光，这可不是桩普通的争风吃醋血案。”果然，经他这样一拨，根子追到了一个原先协助他破案的副议长的头上，才使案子迎刃而解。么样，一涉及到有关政治谋略，道理尽管十分简单，而自己就糊涂了呢？孔庆凡想到这里，拱手由衷地道：“庆凡鼠目寸光，不识大局，这一案子如何了结，还望先生指教。”
“了结此案，不难，不难。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如何化法？”
“调查时，可把声势造得大大的，愈是不着边际，愈好。拖不了几天，共军来了，也就不了了之了。”
“呵，妙！”
“不过，老兄，据我看，你的当务之急还不在这桩案子上。”
“那……那在哪里？”
“老兄呀，近年来，保警总队专干搜捕共产党和镇压学潮、工潮的营生，共军来了，会怎样看待这些事？”
孔庆凡听到这里，顿时感到坐立不安起来，他惶惑地解释道：“谭兄，你是晓得的，我搞了一辈子刑事案件，到保警总队这几个月，是被任建鹏和章旺逼上梁山的。”
“老孔呵，过去，章旺逼你上梁山，你就毫无条件地上；假如现在有人受共产党的委托，要你领着弟兄们倒戈反章旺，如果把这叫做‘逼上梁山’的话，你上不上？”
“呵？”孔庆凡张大嘴巴，喉咙里像卡着一根鱼刺。过了好半天，才又叹了口气说，“我只怕没有这好的运气。”
“么样没有？”谭炳坤说，“昨天，不是先后有两位先生好言相劝吗？你都让人家吃了闭门羹嘛。”
“哦……”孔庆凡恍然大悟地说，“那刑事队的队长和七分局的分局长都是你派来的呀？我的天！你是共产党？”
谭炳坤坦白地道：“我不是共产党。但，坦白地告诉你吧，我已被共产党‘逼上梁山’了。”
“那行！”孔庆凡举杯与谭炳坤的酒杯相碰，一仰脖子，喝了个底朝天，“你谭兄我信得过。莫说是水泊梁山，就是刀山火海，我也认了！”
09
41、保卫大武汉
1949年5月9日，汉口三元里华中“剿总”司令部的院子里，烧起了一堆又一堆烟火。机关各办公室的机要、文秘人员和作战参谋人员分别在焚烧带不动的文件。白崇禧坐在他的办公室里，两眼深陷，形神萎顿。他亲自向各军、兵种下达了撤退命令，并督促五十八军直属工兵营炸毁了汉口近郊的两座铁路桥，以延缓共军进军速度。他在这张椅子上已坐了很长时间，直到副官马永芳来催他启程。
与此同时，在夜幕的掩护下，汉口码头乱糟糟的大批敌军纷纷涌入江边几个集结点，等待轮渡过江。城内，当敌人刚从某一联防区内撤走，武汉市民临时救济委员会马上组织该区的工人纠察队、学生及商民自卫队等来维持这一区域的过渡时期治安秩序。
而此刻，武汉市民救济委员会汉口执行处的办公室里，更是一派繁忙景象。有打电话与各联防区联系和布置工作的；有从外面赶来汇报敌人撤退动态和请示各项工作的；更有许多人集中在一间大房子里，赶制欢迎解放军入城大幅红横幅、旗帜和书写红、绿标语的……不一会，68岁的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李书城先生，也兴致勃勃地拿着一份底稿走进大房间来，并乐哈哈地嚷嚷道：“快取纸笔来！快取纸笔来！”
一个青年给李老铺开一张白纸，另一个青年把手中的毛笔递给了他。李老把毛笔伸进砚盘，饱蘸了一笔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