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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文学史-第9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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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日睹民族的灾难,敌人的凶残,人民的奋起,于一九三九年三月在延安创作了堪称民族史诗的《黄河大合唱》组诗。诗篇一开始,作者便借黄河上船夫拚着性命与惊涛骇浪搏战的情景,象征中华民族和日本侵略者的生死搏斗。接着,诗人歌颂“中华民族的摇篮”黄河的“伟大坚强”,用以唤起人们的民族自豪感,增强战胜敌人的信心。面对奔流不息的黄河,作者深沉悲愤地“哭诉我们民族的灾难”:日寇入侵,百姓遭殃,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但是,在黄河哺育下成长起来的祖国优秀儿女,决不甘心当亡国奴,在万山丛中、青纱帐里,他们“端起了洋枪土炮,挥动着大刀长矛”,为“保卫家乡!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向敌人勇猛冲杀,讨还血债。黄河发出的怒吼,是向全中国、全世界的人民“发出战斗的警号!”《黄河大合唱》全诗气魄雄伟,震撼人心。诗人通过巧妙的联想,把黄河的形象与祖国的命运、人民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使黄河的流水跳动着时代的脉搏,黄河的波涛响彻着时代的声音。《黄河大合唱》经著名作曲家冼星海谱曲,“音节的雄壮而多变化,使原有富于情感的辞句,就象风暴中的浪潮一样,震撼人的心魄。”(注:郭沫若:《序〈黄河大合唱〉》)一九四年,作者在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之后的低政治气压下,又在重庆写出了长篇叙事诗《屈原》,借历史故事曲折地表达了人民群众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前进、反对倒退的强烈要求。在四十年代的群众民主运动中,光未然还写了一些揭露国统区社会黑暗的政治讽刺诗。抒情与叙事紧密结合,使光未然的诗歌具有一种强烈的感人力量。作者惯于为朗诵或制曲而锻句,他认为“诗歌的语言,主要地不是诉之于视觉,而是诉之于听觉的”(注:五月花·后记),因而很注重语言的简明和音响的和谐。
  力扬(1908—1964)有诗集《枷锁与自由》、《我底竖琴》、《射虎者及其家族》。由于作者选录较严,所以连同解放后出版的《给诗人》集内新辑入的作品,总计长短诗歌仅四十余首,其中绝大多数于抗战期间。作品数量虽不多,但创作认真,极少粗糙之作。作者为抗战时期的诗歌留下了切实的成绩。
  这些诗歌,感情深沉而并不低徊,高昂又不流于浮泛,反映了一个要求革命的知识分子对于现实斗争生活的严肃的思索、愿望和理想。艺术上注意形象的手法,语言朴实清新,富有感染力。
  抗战开始,作者首先将自己的诗情付与动荡的战斗的祖国,歌唱人民“在风暴里勇敢地扭继锁链……呼唤着新生的太阳”(注:《枷锁与自由·风暴》),欢呼“春天终于来了”(注:《枷锁与自由·太阳照耀着中国的春天》)。在长长的战争岁月中,作者始终“用最清脆的、最美丽的声音,谱着各式各样的歌曲”,诉说着对祖国的“衷心的爱情”(注:《我底坚琴·爱恋》)。即使抒写个的眷念,也都升华为对祖国、对革命的热爱(注:《枷锁与自由·同志,再见》)。作者长时期在国统区的大后方,面对腐朽衰败现象,能坚持乐观的信念,“迎着翩翩而来的黎明”(注:《我底竖琴·黎明》),既播种希望,又播种斗争(注:《我底竖琴·播种》),走着冬天的道路,瞩望着春日的回归(注:《我底竖琴·冬天的道路》)。这种乐观,深刻地联系着对革命根据地的向往,他遥想着延安的“幸福”(注:《我底竖琴·茅屋》)。作者这时还在不少诗章中抒发自己作为一个诗人的职责,如《雾季诗抄——我们为什么不歌唱》、《我底竖琴》、《给诗人》等。在《短歌》中,他写道:“我把自己的生命磨成匕着;把人民的声音当作最宝贵的经典;向明天歌唱而前;”他的很多诗作,正是表现了这种为人民战斗的深情。
  作于一九四二年、发表在《文艺阵地》上的《射虎者及其家族》表现出感人的力量,是诗人的代表作,也是当时出现的较优秀的叙事长诗。它写出旧中国一个农村家族的“悲歌”,他们终生勤劳而惨苦,身后留下的唯一的遗产,就是强烈的永远的仇恨。这仇恨中虽也纪录着生活的艰险,自然灾害的磨难,但更主要的,是地主阶级的欺凌压迫。和作者的其它作品一样,长诗感情纯厚真挚,语言沉实有力,在不平与控诉中,还带着寓意深长的询问:
  我是射虎者的子孙,
  ……
  我纵然不能继承
  他们那强大的膂力,
  但有什么理由阻止着我
  去继承他们唯一的遗产
  ——那永远的仇恨?
  这是作者面对现实斗争时发出的激越的心的呼声。后来他在谈到自己的创作时说:“当我现在重新读着在那些日子里所写的作品的时候,我就仿佛重温了我底生命的那一段历史,我仿佛又看见了那幽暗的铁窗,狱吏的皮鞭,一切伪善的狞笑着的吸血者们的形象,心头上涌起了仇恨。”(注:《给诗人·前记》)显然,“射虎者的子孙”的仇恨,已不仅属于一个受压迫剥削的家族,而是属于整个阶级和时代。
  比上述作者稍晚开始创作的袁水拍,这一时期作有诗集《人民》、《向日葵》、《冬天冬天》等。作品总的数量虽不多,抒写的内容却较广泛,如祖国在日帝侵略下的苦难生活,香港九龙等殖民地的悲惨情景,以及人民的反抗要求等。不少诗歌还反映了国际的反法西斯斗争,歌颂了苏联人民的英勇业绩。诗歌情绪比较饱满,有激愤的抗议,也有忧伤的沉思。由于诗作大多能在全世界反侵略战争这大背景下落笔,所以富有时代气息,表现了较强的政治性。一九四一年写的《寄给顿河上的向日葵》具有代表性,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它歌颂了社会主义苏联的幸福的生活和胜利的斗争,并从中向往着苦难中国的光明前景:“在法西斯压榨下的,喘不过气来的中国沦陷区的人民——哎,你顿河上的向日葵,你带给了他们更多的希望和信心……你和我离开得这样远,可是我——朝朝夜夜将你思量。你的心,我的心,一样向着太阳!”作者这一时期创作中,已出现少数政治讽刺诗。这方面的才能在他抗战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所作的《马凡陀的山歌》中得到了更大的发展。
  抗日战争时期,少数民族中出现了一些青年诗人和作家。蒙古族的纳·赛音朝克图(原名才春嘎,1914—1973)从一九三八年开始写作,他的诗在蒙族人民中较有影响,曾出版诗集《知己的心》、日记体散文《沙原,我的故乡》等。他不满黑暗的现实,渴求民族的富强,但一时还找不到正确的道路。朝鲜族诗人李旭,也是在抗战初期开始自己的创作活动的。维吾尔族青年诗人黎·穆塔里夫,尤其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黎·穆塔里夫(1922—1945)是在革命思想影响下成长起来的爱国诗人,是抗战时期维族进步文学的一面旗帜。他在一九三七年抗日热潮中开始文学创作,以全部热情歌颂伟大的祖国,歌颂各民族的团结,歌颂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猛烈抨击日寇、汉奸和民族分裂主义者,遭到反动当局杀害。他在短暂的一生中留下了许多用血泪凝成的爱国诗篇。《中国》、《祖国至上,人民至上》以及散文诗《她的前途光明远大》等,充满了对伟大祖国的热爱和决心为祖国自由解放而战斗的激情。他在《我这青春的花朵就会开放》(一九三八)一诗中,歌唱革命的人生和各民族的团结,向往祖国现代化的前景:“文化科学洋溢在祖国,被压迫者求知的欲望象浪涛般沸腾”,“处处都听到汽笛的轰鸣”和“飞机的歌唱”……。《斥民族主义者》引用民间谚语“离群的会被熊吃掉,散伙的会被狼咬死”,表示要用刀一样锋利的笔“戳破民族分裂主义者的眼睛”。诗人响亮地高呼:“让各个民族都携起手来,撒布团结的种子。黎·穆塔里夫的诗具有雄伟的气势和高昂的格调,《给岁月的答复》(一九四三)唱道:
  战斗的人们追随着战斗的岁月,
  一定会留下他战斗的子孙,
  昨晚为幸福而牺牲的烈士墓前,
  明天一定会布满悼念的花丛。
  他以强烈的革命激情歌唱战斗的幸福,强调斗争的深远意义,这是对伟大的抗日战争的崇高礼赞。除抒情诗外,他还创作了四幕诗剧《战斗的姑娘》,表现抗日游击队的战斗业绩,歌颂延安,歌颂毛泽东,歌颂党所领导的游击战争,以热情的诗句抒发了对人民对祖国的热爱和对日寇对汉奸的憎恨。由于受斗争环境和个人条件的限制,黎·穆塔里夫的作品有时显得不够凝炼,但许多作品都显示了他过人的艺术才华。他的作品当时在新疆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至今仍受到人民的喜爱和重视。
  上面说到的诗人,只是在抗战前期诗歌创作方面成绩较显著的。除此这外,还有不少作者,也在这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鼓舞下拿起诗笔。如过去较多写小说的王统照,此时作诗集《江南曲》中的大部分,写祖国江南在侵略战火下的苦难。冯至在几乎十年很少写诗后的一九四一年,从现实生活中“感到一个责任”,作《十四行集》二十七首,抒写与自身“发生深切的关连”的人和事。卞之琳作《慰劳信集》二十首(后编入《十年诗草》中),与他过去诗作有很大不同,大多描写战争现实中的兵士和群众,他和冯至一样,都比较注意诗歌艺术的完整。戴望舒和徐迟等此时也都有诗作。
  另外,一些团体、刊物等都为这一时期诗歌创作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如早在战前即积极从事诗歌运动的中国诗歌会,从抗战开始后更努力于诗歌的提倡和创作,蒲风、任钧等都写了不少诗歌,充满了战斗的激情。王亚平有诗集《红蔷薇》、《生活的谣曲》等,诗歌形式多样,有朗诵诗,叙事诗,也有抒情小诗,题材大多围绕战争生活,具有炽热的爱国之情。又如胡风主编的《七月》半月刊,于一九三七年十月创刊后,坚持了较长的时间,成为抗战时期较重要的文艺刊物之一,不少知名作者为刊物撰写作品,前面已提到的诗人中,也有一些人,特别象田间,在《七月》上发表了很多作品。胡风日后还曾编过《七月诗丛》,辑入一些较好的诗作。他本人也有少量诗歌创作。
  第二节:艾青的作品
  抗战开始,艾青满怀热情地寻求着光明,“从中国东部到中部,从中部到北部,从北部到南部,又从南部到西北部”(注:《艾青选集·自序》),终于找到了光明的所在——延安。这几年中,他一面不倦在寻求,一面辛勤地写下了大量诗歌。他的诗作,倾诉着民族的苦难,歌颂了祖国的战斗,深切的反映出抗战的时代精神;他的诗作,又表现了个人的风格特色和艺术才华。艾青,是抗战前期具有重大成就的一个最有代表性的诗人。
  就他的创作生活而说,却开始于更早的年代。
  艾青是浙江金华人,生于一九一年,自小在山区长大,接近劳苦人民,培养了对农村的深厚感情,这成为他日后创作的重要的生活源泉和思想基础。中学时代经受了大革命的风暴,阅读到唯物史观的书籍,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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