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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秋原、苏汶的这些言论，在当时的具体历史环境中，对于为数不少的作家具有相当大的欺骗作用，因此危害就更大，批判也更为必要。本来，小资产阶级作家的作品如果不是从属于资产阶级文学，就是受到无产阶级文学的影响，客观上总在为一定的政治服务的；在斗争激烈、阶级阵营分明的文艺领域里，并不存在着什么第三者。但自大革命失败以后，蒋介石实施文化统制，屠杀无辜，豺狼野心，变幻莫测；文艺界的确有一批小资产阶级作家，一方面厌恶甚至痛恨反动派的倒行逆施，一方面又对革命前途感到迷惘，以至于对革命怀有误解或者恐惧。他们厌倦政治，害怕斗争，幻想摆脱任何政治的羁绊，作为第三者而超脱于阶级斗争之外。他们还有意无意地将艺术神秘化，企图紧紧地把自己关闭在“象牙之塔”里。这种不切实际的想法，使他们长期陷于无所适从的苦闷中。“九一八”以后，人民群众抗日反蒋浪潮日渐高涨的形势，有可能将他们中的大部分直接卷入斗争的漩涡，向革命力量靠拢；但是他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公开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紧密联结起来的事实，还有程度不同的怀疑以至于抵触，妨碍他们进一步和革命作家合作。在这样的情况下，胡秋原、苏汶的“文艺自由”论调，迎合了也利用了这种小资产阶级的幻想，同时又对后者苦闷的根源作了颠倒黑白的解释。他们以“自由人”、“第三种人”的姿态出现，不仅不是将斗争的矛头指向国民党反动统治，反而蓄意咒骂左翼文艺运动，妄图将那些作家引到远离革命文学、甚至与之对立的境地。他们曾经和左翼文艺运动有过一些联系的经历，使这种挑衅具有更大的迷惑作用。当时，鲁迅、瞿秋白、冯雪峰、周起应、陈望道等许多作家识破了他们的这种诡计，充分意识到这场挑战的严重意义，积极投入这声战斗，和他们进行反复的辩论。除上海外，北平“左联”的刊物也发表了批判文章。对“自由人”、‘第三种人“的斗争，是整个”左联“时期规模最大、历时最久的一次文艺论战。
针对着胡秋原的谬论，瞿秋白的《文艺的自由和文学家的不自由》一开始就引用了列宁在《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一文中揭露资产阶级所谓文艺“自由”时说过的名言：这种“自由”“不过是他们依赖钱袋、依赖收买和依赖拳养的一种假面具（或一种伪装）罢了”（注：此处据《列宁全集》中译本译文，瞿秋白原来的译文与此略有出入）。瞿秋白说明了：在阶级社会中不可能有独立于阶级利害之外的“文艺自由”，“当无产阶级公开的要求文艺的斗争工具的时候，谁要出来大叫‘勿侵略文艺’，谁就无意之中做了伪善的资产阶级的艺术至上派的‘留声机’”；胡秋原所要求的，正是“文学脱离无产阶级而自由，脱离广大的群众而自由”。至于他用来支持自己反对艺术为政治服务的、文艺只是表现生活的观点，“恰好把普列汗诺夫理论之中的优点清洗了出去，而把普列汗诺夫的孟塞维克主义发展到最大限度——变成了资产阶级的虚伪的旁观主义”（注：《现代》第1卷第6号，1932年10月1日，署名易嘉）。当胡秋原对这些批判进行反扑，坚持反动论调的时候，周起应在《自由人文学理论检讨》中，根据列宁的反映论和文学的党性原理，再一次驳斥他抹杀艺术的阶级性、党派性，否认艺术能够反过来影响生活的能动作用的反马克思主义错误（注：《文学月报》第1卷第5、6期合刊，1932年12月，署名绮影）。
对于苏汶，瞿秋白从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建立“真正科学的文艺理论”，无产阶级在革命斗争中，需要用文艺帮助革命，“不但要普通的煽动，而且要文艺的煽动”等方面作了详尽的论述，批驳苏汶所谓左翼文坛只要革命不要文学的谎话。瞿秋白还分析了作家作为意识形态的生产者，“不论他们有意的，无意的，不论他是在动笔，或者是沉默着，他始终是某一阶级的意识形态的代表。在这天罗地网的阶级社会里，你逃不到什么地方去，也就做不成什么‘第三种人’。”（注：《文艺的自由和文学家的不自由》）所以，所谓“第三种人”，完全是一种虚伪的提法。联系着苏汶他们的创作来看，实行情况也正是这样。苏汶的长篇小说《再亮些》（又名《叛徒》），严重歪曲革命斗争，散布“无论那一种政治，都是整个的黑暗”的反动谬论。当时和苏汶在一起的作家如穆时英之流的所谓新感觉主义，也都反映了他们腐朽的生活与空虚的精神世界，是在“金融资本主义底下吃利息生活者的文学”（注：适夷：《施蛰存的新感觉主义》，《文艺新闻》第33号，1931年10月26日）。他们根本不是什么“第三种人”，他们的作品也根本不是什么“第三种文学”。周起应在《到底是谁不要真理，不要文艺？》中，指出苏汶所谓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不要真理，是一种极其恶毒的歪曲。他着重说明了由于“无产阶级是站在历史的发展的最前线，它的主观的利益和历史的发展的客观的行程是一致的。所以，我们对于现实愈取无产阶级的、党派的态度，则我们愈近于客观的真理”。无产阶级的政治不但不会破坏文学去反映生活的真实，而且会帮助作家正确地认识生活（注：《现代》第1卷第6期，1932年10月1日）。何丹仁（冯雪峰）也指出：“文艺作品不仅单是反映着某一阶级的意识形态，它还要反映着客观的现实，客观的世界。然而这种的反映是根据着作者的意识形态，阶级的世界观的，到底要受着阶级的限制的（到现在为止，只有无产阶级的世界观——辩证法的唯物论，才能够最接近客观的真理）。”（注：《关于“第三种文学”的倾向与理论》，《现代》第2卷第3期，1933年1月）这些意见，将论争推进到作家的世界观和创作实践的关系上。在和“第三种人”斗争告一段落以后，为了使小资产阶级作家对这个根本问题有比较明确的理解，周起应还对苏汶的这些观点继续进行了批判（参见本章第五节）。
鲁迅的笔锋主要指向苏汶。他在《论“第三种人”》中指出：“生在有阶级的社会里而要做超阶级的作家，生在战斗的时代而要离开战斗而独立，……这样的人，实在也是一个心造的幻影，在现实世界上是没有的。要做这样的人，恰如用自己的手拔着头发，要离开地球一样，他离不开，焦躁着，然而并非因为有人摇了摇头，使他不敢拔了的缘故。”（注：《现代》第2卷第1期，1932年11月1日）在《又论“第三种人”》中，他还以人体有胖有瘦为喻，指出那些看上去似乎是不胖不瘦的人，“一加比较，非近于胖，就近于瘦”，不可能有“不胖不瘦的第三种人”，以说明文艺界也决不会有“不偏不倚”的“第三种人”的存在（注：《文学》第1卷第1号，1933年7月）。他再一次用生动的比喻，确切地阐发了文艺的阶级性，使人们从形象的联想中领悟这一重要的真理。鲁迅还由此指出，“这‘第三种人’的‘搁笔’，原因并不在左翼批评的严酷”，而在于实际上“做不成这样的‘第三种人’”，因而也不会有“第三种”文学。他严正地批驳了苏汶将一些作家的苦闷归罪于左翼文学运动的诡计，同时也劝告那些希望超然于阶级斗争之外的小资产阶级作家，只有及早抛弃幻想，站到进步的立场上来，才能从莫知所从的彷徨中解脱出来。在这次论争结束后不久，有的“第三种人”“坐上了检查官的椅子”，为反动政府效劳，“握着涂抹的笔尖，生杀的权力”（注：鲁迅：《且介亭杂文·中国文坛上的鬼魅》）；胡秋原也投靠蒋介石，当上“立法委员”，成为法西斯文化掮客。他们都以实际行动证实其反对文艺为政治服务的论调，不过是用来粉饰自己替反动政治服务的一种手法而已。
胡秋原、苏汶之流反动文人，和当时文艺界许多小资产阶级作家在政治上是根本不同的。但是他们把自己打扮成为这些作家的代表，竭力投其所好。一部分作家由于在“文艺自由”等问题上存在着糊涂观念，容易为他们的反动言论所吸引和欺骗。从这个意义上说，对“自由人”、“第三种人”的论争，实际上又是一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争夺小资产阶级作家的斗争。如何严格地从政治上分清敌友的界线，一方面击退敌人的进攻，一方面团结更多的同盟军一起前进，是这次论争中一个复杂而且重要的课题。革命作家在充分揭露胡秋原、苏汶的同时，明确表示了自己团结广大小资产阶级作家的态度。鲁迅说：“左翼作家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神兵，或国外杀进来的仇敌，他不但要那同走几步的‘同路人’，还要招致那站在路旁看看的看客也一同前进。”（注：见《论“第三种人”》，这段引文发表于《现代》时和收入《南腔北调集》时，文字略有出入，现据《南腔北调集》）冯雪峰在批判“第三种文学”的同时，也肯定了进步小资产阶级文学的作用。他说：“一切写实的，能够多少暴露着社会的真实的现象，尤其是地主资产阶级的腐烂崩溃，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的真相，小资产阶级的没落、动摇、分化的现象，等等的文学”，是有生命力的，是有存在价值的；并且指出“第三种文学”的真正的出路，是要创造一种“革命的，多少有些革命的意义的，多少能够反映现在社会的真实的现实的文学。他们不需要和普罗革命文学对立起来，而应当和普罗革命文学联合起来的。”（注：《关于“第三种文学”的倾向与理论》）冯雪峰把进步小资产阶级文学当作无产阶级文学的同盟军，他与鲁迅争取、团结“同路人”的观点完全一致。这种严格区别敌友的态度，击破了敌人中伤左翼文艺界和广大小资产阶级作家团结合作的企图，同时也反映了左翼文艺运动在斗争实践中，正在逐步克服宗派主义的情绪。这次斗争，也帮助许多小资产阶级作家明辩是非，提高思想认识，摆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