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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以儒家为代表的封建意识形态曾经统治了二千多年，系统严密，条理周详。辛亥革命根本没有动摇这个体系，直到“五四”前夕，这种长期淤积下来的思想毒素依旧支配着社会心理，形成一种历史的惰力，对外来思潮起着排斥和抗拒的作用。而每当政治方面反动逆流高涨的时候，情势就更为猖獗。在社会上，充耳触目的都是歌颂祖德、仰慕往古、崇道劝孝、读经尊孔，甚至以儒家名义而信奉《太上感应篇》，大做其迎尸拜蛇、扶乩炼丹的勾当。鲁迅认为：“幸存的古国，恃着固有而陈旧的文明，害得一切硬化，终于要走到灭亡的路。”因此中国倘要改革，“第一着自然是扫荡废物，以造成一个使新生命得能诞生的机运。”在他看来，五四运动应该是“这机运的开端”（注：《出了象牙之塔·后记》）。作为一个彻底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在激荡的历史浪潮中，广泛的社会批评便成为他早期杂感的特色。单就发表在《新青年》上的《随感录》而言，“有的是对于扶乩、静坐、打拳而发的；有的是对于所谓‘保存国粹’而发的；有的是对于那时旧官僚的以经验自豪而发的；有的是对于上海《时报》的讽刺画而发的。”（注：《热风·题记》）从“虚无哲学”到奴隶主义，从盲目自大的“爱国论”到光怪陆离的社会相，上下古今，无所不谈。这些杂感涉及的问题很多，不过始终贯串着“五四”的时代精神——所谓德先生和赛先生，也即民主与科学的要求。这种要求具体地表现在鲁迅杂感里的，首先是反对国粹主义。新文化与旧文化之争发端于“五四”前夕，标志着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发展到新的阶段，在思想战线上出现了更激烈和更彻底的斗争，正如毛泽东同志说的，“五四运动的成为文化革新运动，不过是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种表现形式。”（注：《五四运动》，《毛泽东选集》横排本第2卷第522页）守旧派用“保存国粹”名义，维护文言，提倡国学，宣扬所谓固有道德和固有文明，其目的是使封建思想继续盘踞统治的地位，以压制新思潮的传入和兴起。鲁迅在《说胡须》、《看镜有感》、《论“他妈的！”》以及《热风》的绝大部分《随感录》里，反复地驳斥了那些“国粹家”，指出在中国，从缠足、拖大辫、吸鸦片一直到人身买卖、一夫多妻，他们的“所谓国粹，没一件不与蛮人的文化（？）恰合。”（注：《热风·随感录四十二》）“国粹家”们甚至觉得“只要从来如此，便是宝贝。即使无名肿毒，倘若生在中国人身上，也便‘红肿之处，艳若桃花；溃烂之时，美如乳酪。’国粹所在，妙不可言。”（注：《热风·随感录三十九》）当进步的知识、道德、品格、思想日益成为世界潮流的时候，执拗地保存着以“国”字冠首的陈腐的成规，这结果必然是我们保存了国粹，国粹却不能保存我们：“中国人要从‘世界人’中挤出。”（注：《热风·随感录三十六》）其次是扫除迷信落后的思想。封建制度从来便是和迷信落后的思想相胶结的，统治阶级利用神道魔法，因果报应，向人民群众灌输宿命论，使他们安于被剥削的生活，不敢起来反抗。破除迷信曾经是“五四”当时启发人民群众觉悟的举措之一，蔡元培的《以美育代宗教说》，陈独秀的《偶像破坏论》，陈大齐、钱玄同、刘半农们的反对扶乩迷信（注：《以美育代宗教说》，载《新青年》第3卷第6号，1917年8月；《偶象破坏论》，载《新青年》第5卷第2号，1918年8月；均指斥鬼神迷信的虚妄。后来北京大学成立了非宗教大同盟，出版过“非宗教丛刊”，第一册《非宗教论》里收有蔡元培、李大钊、陈独秀、吴虞等多人文章。陈大齐、钱玄同、刘半农文章均载《新青年》第4卷第5号（1918年5月），都是驳斥上海盛德坛的扶乩迷信的），在当时都有很大的影响。鲁迅在《论照相之类》、《春末闲谈》以及《随感录》三十三、三十八、五十三里，不断地向愚昧无知的习俗进攻，指出应该知道“火药除了做鞭爆，罗盘除了看风水”，还有更重要的用处（注：《热风·随感录六十二恨恨而死》）。要医治“祖传老病”，扫除社会上的“妖气”，只有一味“对症的药”：科学（注：《热风·随感录三十八》）。“因为科学能教道理明白，能教人思路清楚，不许鬼混，所以自然而然的成了讲鬼话的人的对头。”（注：《热风·随感录三十三》）第三是主张社会解放。封建礼教、宗法观念长期以来束缚着人们，成为人们——特别是妇女和青年的精神桎梏。“五四”当时一直把家庭问题作为社会改造的一个重要环节，不仅《新青年》，许多报纸和期刊甚至开辟专栏，研究了妇女和青年的问题。鲁迅在《我之节烈观》、《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娜拉走后怎样》、《论雷峰塔的倒掉》、《灯下漫笔》以及其它一系列杂感里，猛烈地攻击腐巧的名教、吃人的礼法，反对寡妇主义，反对坚壁清野主义，宣传家庭革命。在他看来，妇女只有争取经济权，才可以获得真正的平等；做父亲的需要解放自己的孩子，“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而作为最根本的手段，则是扫荡封建制度，消灭“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创造“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鲁迅的杂感不仅是战斗的，而且具有高度的艺术魅力，他善于动用生动的形象和幽默的语言来展开逻辑严密的论点。《热风》里的短文精悍凝炼，明白晓鬯，一篇篇锐利如匕首；收在《坟》里的一些较长的杂感，则又气势跌宕，层层深入，表现了擒纵自如的特点。
新文化统一战线在五四运动后不久便开始分裂，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这种分裂越来越趋于表面化。收在《华盖集》里的杂感，其中如《通讯》、《忽然想到（六）》、《北京通信》、《十四年的“读经”》、《这个与那个》等，仍然是为反对“尊孔，崇儒，专经，复古”而发的，鲁迅不满于“老大的国民尽钻在僵硬的传统里”，因此又联想到“国民性”问题，问道：“难道所谓国民性者，真是这样难于改变的么？”但他不久又自己作了解答：“虽是国民性，要改革也得改革。”他提出“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鲁迅的立场是坚决的和彻底的。稍后，他又敏锐地感觉到：旧势力对待新事物的态度已在改变，不过这只是战术上的改变，“并非将自己变得合于新事物，乃是将新事物变得合于自己”（注：《华盖集·补白》）。这个事实使他有充分理由对“整理国故”表示反感，他说：“前三四年有一派思潮，毁了事情颇不少，学者多劝人踱进研究室，文人说最好是搬入艺术之宫，……这虽然是自己愿意，但一大半也因新思想而仍中了‘老法子’的计。”（注：《华盖集·通讯》）实际上，中计的根本原因还是由于“自己愿意”。“五卅”事件前后，人民群众反帝浪潮高涨，以胡适为首的资产阶级右翼代表帝国主义利益，和封建势力勾结起来，多方阻挠人民群众的斗争。鲁迅这一时期的杂感，锋芒所指，已从广泛的社会批评转到激烈的政治斗争。收在《华盖集》后半、《华盖集续编》以及《坟》的最后一部分，环绕“五卅”事件、女师大学潮和“三一八”惨案而写的杂感，集中地攻击了为军阀官僚服务的欧化绅士和市侩文人，突出地显示了民主革命斗争在封建势力和资产阶级右翼合流后的新的任务和意义。
当时代表资产阶级发言的刊物是由徐志摩接编的《晨报副刊》（一九二五年十月一日起）和继《努力》周报出版的《现代评论》，胡适虽然没有直接参加这些刊物的编辑，却在幕后给予积极的支持。群众爱国运动起来后，他们中间的一部分成员忙于向帝国主义表白心迹，徐志摩竟说“打倒帝国主义”是什么“时行的口号”，是什么“分裂与猜忌的现象”（注：《罗曼·罗兰》，《晨报副刊》第1299号），陈源又潮笑群众的喊打而不敢动手为“怯懦”：“打！打！宣战！宣战！这样的中国人，呸！”（注：《闲话》，《现代评论》第2卷第38期）鲁迅愤慨地指出：群众的喊打而不打诚然是“怯”的，但是，“远远地”站着向群众头上吐“唾沫”，用这件事来“证明着中国人该被打而不作声”，却实在是超乎“怯懦”的“卑劣”（注：《华盖集·并非闲话（二）》）。在女师大学潮中，鲁迅针对陈源等的造谣诬蔑发表了许多杂感，支持学生的斗争，揭发“谎言”的来源。他在《一点比喻》里，以生动的形象钩下这些欧化绅士的嘴脸，说明他们不过是领着羊群走向屠场去的山羊：“脖子上还挂着一个小铃铎，作为知识阶段的徽章。”这个比喻不久便得到了确切的印证。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段祺瑞枪杀请愿人民，死学生市民四十七人，伤一百五十余人。而这批“领头羊”式的文人竟说学生本不该参加“群众运动”，自蹈“死地”，并把责任推到“民众领袖”身上。鲁迅痛感“言语道断”，要求青年们从“这许多血”里得出“觉悟和决心”（注：《华盖集续编·“死地”》）。在著名的《记念刘和珍君》一文里，他自说这个事件很有几点出于他的意外：“一是当局者竟会这样地凶残，一是流言家竟至如此之下劣，一是中国的女性临难竟能如是之从容。”鲁迅确实从后一点里得到了鼓励，同时又以此鼓励了别人：“真的猛士，将更奋然而前行。”他预感到：形势已经推进到大战斗的前夕，“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他清楚地指出：“这不是一件事的结束，是一件事的开头。”（注：《华盖集续编·无花的蔷薇之二》）而欧化绅士们在完成其“领头羊”任务的同时，也更加露出了本相：“他们是羊，同时也是凶兽；但遇见比他更凶的凶兽时便现羊样，遇见比他更弱的羊时便现凶兽样。”（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