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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并编辑刊物《新诗歌》。在《诗人，起来——出版〈新诗歌〉的几句话》中，他宣称“诗歌可比子弹和刺刀”。并明确主张新诗“要向民歌学习，向古典诗歌学习”（注：《萧三诗选·自序》）。这时写的《“十月”二十五周年献词》、《我又来到南泥湾》、《延安狂欢夜》、《送毛主席飞重庆》等诗作，也充分体现了这些主张。
综上所述，延安文艺整风以后，解放区诗歌创作普遍地注意了向民歌学习，向群众语言学习，这就使我国新诗创作在民族化和群众化方面大大前进了一步。大批叙事诗从这个创作活动中涌现出来，这是较之二十年代、三十年代以及当时国统区诗歌创作很不相同的一个引人注目的新现象。这些作品之所以成功，除了诗人们深入了斗争生活，火热的斗争生活又为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营养之外，民歌形式的采用，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但是，这只是一个大致的倾向，不能绝对化。晋察冀边区许多青年诗人创作的生动的叙事诗，就不是用民歌形式写成的。这说明解放区诗人对诗歌形式是作了多方面的探索的。这个特点从许多诗人的创作中反映出来，他们既要民歌或民谣的形式来创作，也采用自由体的形式来创作。成效也似乎不能一概而论。在叙事诗普遍发展的情况下，抒情诗也仍然在发展。除了几位抒情诗人的作品以外，写作叙事诗的许多诗人，也唱出了激越高亢或清丽明快的歌。这些情况，都说明了解放区的诗歌创作是一个生动活泼的局面。应该说，这样一个局面，保证了创作自由的广大空间，对于新诗的发展是大有益处的。诗歌是语言的艺术。解放区的诗人们不论采用何种形式创作，也不论写叙事诗或抒情诗，都在学习群众语言和提高诗歌语言艺术上，下过实在工夫，洗去了许多“洋八股”、“学生腔”等毛病，因而呈现出新鲜活泼、生气勃勃的特点，这一个经验是值得总结推广的。
第四节：通讯报告和散文
延安文艺整风以后，解放区的报告文学出现了一个创作高潮。这原因正象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关于执行党的文艺政策的决定》中所预示的：“在目前时期，由于根据地的战争环境和农村环境，文艺工作各部门中以戏剧工作与新闻通讯工作为最有发展的必要与可能。……报纸上迅速反映现实斗争的长短通讯，在紧张的战争中是作者对读者的最好贡献，同时对作者自己的学习与创作的准备也有很大益处。”这《决定》还强调指出，“那种轻视新闻工作，对于这一工作敷衍从事，满足于浮光掠影的宣传而不求深入实际、深入群众的态度，应该纠正。”“新闻通讯工作者及一般文学工作者的主要精力，都应放在培养工农通讯员、帮助鼓励工农与工农干部练习写作，使成为一种群众运动。”（注：1943年11月8日《解放日报》）正是在这种需要与可能相结合的条件下，又在党中央的大力号召下，大批报告文学作品涌现出来。许多工农群众和干部在专业工作者的帮助下，也都拿起笔来，参加了这个写作运动。
这些作品都是作者们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以后才写作出来的，有的是英雄事迹的真实记录，有的是作者的亲身经历，有些综合性报导，也是以真人真事为基础概括写出来的。这些作品以粗犷的笔调，从各个方面反映了抗战后期到解放战争时期的历史进程，记载了我解放区军民艰苦卓绝的斗争，显示了中华民族敢于同敌人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灭绝人性的罪行，剔发了投降派卖国求荣、反共倒退、残害人民的反动勾当，歌颂了各条战线上涌现出来的许多英雄人物和英雄事迹，为年青一代提供了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好教材。和三十年代初期的报告文学相比较，这些作品从内容到形式都有了很大的变化。它们不是“浮光掠影的宣传”，它们的战斗性和真实性是统一在一起的。这里的人物已经不是捆在锭子上呻吟的“中国奴隶的冤魂”，而是在党的领导下觉悟了的广大军民。“革命给了我好日子，我就听革命的话”（丁玲：《三日杂记》），这已经成了人们的共同信念。此外，新的人民英雄形象和革命战争场景的描绘，群众语言的运用，也都是以前报告作品中所不具备的新的特色。
革命文学事业的发展，是有前后继承关系的。这首先从本时期产生的群众性的大型报告文学集《冀中一日》反映出来。这部书就是冀中区党政军领导人受了茅盾主编的《中国的一日》的启示，发动冀中人民开展群众性的写作运动的成果。作品预定的写作内容是一九四一年五月二十七日个人见闻，选择个平常的日子，是为了反映出敌后军民通常的生活和斗争。广大冀中军民积极地投入了这个写作活动。为了在这一天获得一个好题材，有些连队经上级批准打下了敌人的据点，有些人则以各种方式开展了多方面的斗争。不识字不能写的人就请人代笔写稿。这就使送往这书的总编室的稿件，多到用麻袋装，用大车拉。为了保护这些稿件，有的同志甚至流血牺牲。初选出的待审订稿，收作品二百多篇，约三十万字，分为四辑，于一九四二年春用麦秸纸油印出二百部。但审订工作未开始，日寇即开展了空前残酷的长时间的“五一大扫荡”。经过一个夏天，多数被坚壁起来的审订稿都朽烂不能翻阅。后经多方搜求，才得以重新出版。这是一部经魔历劫的书，是冀中人民用鲜血和生命写成的书，也是他们用英勇斗争保存下来的书，是特别值得珍贵的。这里的每个作品，都是一份真实的战斗记录，篇章短小，文字朴素，具有浓重的生活气息。《她》、《刺刀下的殉难者》、《一个英勇沉着的青年班长》、《不稀奇的故事》、《夜过平汉路》、《据点附近的学校》、《轿车里呆了半天》、《微笑》等，都是生动感人的作品，写出了中国人民宁列不屈的性格，揭露了帝国主义的凶残，描绘了冀中人民的斗争生活场景，赞扬了艰苦不皱眉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这个写作运动影响是深远的，它鼓舞了群众的斗志，锻炼了写作人材，为革命文艺增添了新的血液，自此以后，冀中地区还发动过类似的多次写作活动。直到建国以后，这里的群众众性的写作活动仍然很活跃。
《冀中一日》印出后的七年，在解放战争胜利高潮中，由第三野战军政治部动员全军同志“在渡江作战中动笔为文”，便产生了另一部群众性的大型报告文学集——《渡江一日》。全集收作品一百二十篇，二十余万字，反映了我军渡江作战的艰苦而英勇的过程以及战役规模巨大、战役组织复杂等等情况。每个作品篇幅不长，只用朴实的文字写下了指战员们的实际战斗过程，没有华而不实的空谈。其中《炮击江防》一组文章生动地报导了我炮兵部队的成绩，写出了人民炮兵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摧毁敌人苦心经营十个月的江防工事的过程，威武雄壮，有声有色。《炮兵俘敌般》一组文章，反映了一场英勇的保卫战，我炮兵严惩了横行在长江里的帝国主义舰艇，捍卫了祖国主权，显示出中国人民不畏强暴的严正立场。《渡江突击队中的一个向导》、《聂春台和他的小船》、《一个水手的日记》，赞扬了船工们的斗争精神，生动地写出了军民同心同德奋勇渡江的热烈场景，说明了这是一场真正的人民战争，也是一场必然要胜利的革命战争。从《冀中一日》到《渡江一日》的历史，是中国人民坚持斗争走向胜利的历史。这些用艰苦斗争推动历史前进的人们，还用文字记载了这个战斗，这是一件很值得纪念的事情。这是人民群众创造历史、创造文化的生动证明，也是革命文学事业在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中成长壮大的例证。
除了这两部大型的群众性的报告文学集以外，其他专业的文学工作者和新闻工作者还写了很多的报告文学作品。中国人民文艺丛书曾把其中的优秀作品向新中国的读者作过广泛的介绍，产生过很大的影响。还有一些作者出版了通讯报告和散文的专集，在当时也很受读者欢迎。
反映抗日游击战争的生动斗争场面的，首先推周游的《冀中宋庄之战》（注：见人民文艺丛书《解救》）。这是一九四二年冀中空前激烈的反“扫荡”中一次惊天动地的模范战斗。我游击队仅以两个连的兵力，依据宋庄这个平原上孤立的村落，抗击了二千五百名拥有精良装备的绝对优势的敌人，战斗从白天到黑夜，整整坚持了十四个种头。我英勇果敢的子弟兵，杀伤了敌新任冀渤特区“扫荡”司令官坂本旅团长以下官兵一千一百人之多，而自己只伤亡了七十三人，最后胜利突围出来。这一仗极大地挫伤了敌人“剿灭”冀中的“雄心”。作品反映的内容甚为广阔，开头交代了战斗的起因，结尾说明了战斗胜利的意义和影响，文笔活泼，记叙中夹以议论抒情，把战场上敌我双方优劣形势的转变情况反映得尤为细致生动，既写出了敌人的嚣张气焰，又写出了我军英勇沉着应战的过程，它是报导抗日游击战争的一篇佳作。冠西的《南北岱崮保卫战》（注：见人民文艺丛书《没有弦的炸弹》）反映的是一场英雄的保卫战。战斗是为了粉碎日寇扶植汉奸吴化文建立反革命据点的阴谋而展开的。我英勇的九十三名游击队员，坚守在八百平米左右的南北岱崮崮顶上，抗击了敌人三个步兵大队、一个炮兵中队、一个空军中队、一个伪军团的持续半个月的疯狂攻击，在敌人进攻最猛烈的时刻，“南北岱崮象火海中的孤舟，暴乱地颠簸着。”即使如此，这支英雄队伍仍然坚守在阵地上。最后，由于完成了任务，他们在黑夜里从敌人纵深五里的包围圈里突围出来。作者深怀敬意地写道：“象一切革命记载里写着的一样，除了共产党的军队，历史上再也找不出这样的战斗！再也找不出这样的军队！”作品对子弟兵英勇战斗的作风的描绘是生动感人的，文笔也流畅明快。但这一场战斗在鲁中地区的作用和意义作品并未明确指出来，这个不小的缺点降低了作品的历史意义。周元青的《解救》（注：见人民文艺丛书《解救》）生动地报导了我游击队一次胜利的夜袭战斗。子弟兵敢于为人民的解放赴汤蹈火的革命精神表现得很突出，对日本帝国主义残害中国人民的罪恶也作了真实的揭露。作品剪裁得当。夜战场景的描绘，黎明景色的点染，衬托战士们胜利的心情，都表现得恰到好处。这是当时获得好评的一个作品。
在人民战争中创造这样惊人战绩的，不只是钢铁子弟兵，还有根据地的广大民兵。华山的《窑洞阵地战》（注：见人民文艺丛书《英雄的十月》），是太行武乡地区广大民兵开展窑洞阵地战的全面的综合性报导。作品以简洁的文字，记述了这个地区人民利用窑洞打击日寇的发展过程。一九四年起，敌人施行离间民兵和群众的阴谋，民兵们停止了活动，特务汉奸横行起来。一九四二年二月武乡人民便遭到敌人残酷的血洗。血的教训，使人民觉醒过来，“不打活不成”。他们在党的领导下组织起来，挖出了各种“保险窑”，安全地转移了群众和粮食，组织民兵开展灵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