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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八分场的第二天就是参加八分场的党总支委员会，听前一段工作情况的汇报。
会是在篮球场旁边的树荫下开的。总支委员们基本上都是各中队的队长或指导员，知道我们是从北京来的，所以很郑重，对我们，特别是对肖科长的发言和每一句插话，都认真用小本记上，会开得非常严肃、正规、一丝不苟。
唯独陆小祥，坐不稳屁股，进进出出，一会儿去换壶开水给大家续茶，一会儿又去找来几把扇子，后来干脆上厕所不回来了。中午吃饭时肖科长不满地对我说：“这孩子太没耐性了，这么游击习气可怎么工作？”
我替他解释了一遍，可心里也有点着急，寻个左右没人的空子，找小祥做了一次简短而严肃的个别谈话，恳切地指出他上午的行为，实质上是对自己工作组组员身份的无视，是政治上不够成熟的表现。他低头听着，最后嘴里晤了一声，表示接受。
下午继续开会，木料还不到一个钟头，他又故态复萌，说是上厕所，结果跑到球场对面帮人家修拖拉机去了。晚上，处理完事情，肖科长提议我们三人开一个小会，他一坐下来便把小祥批评了一顿。
“工作要有工作的态度，不能觉得没兴趣，听不懂，就到处乱路；至少作应全做做记利院：‘小祥愣了片刻，开始反驳，没想到他的论据竟会一下子把我们搞得无言以对。
“我想我还木是党员，哪能参加这种总支会呢！”
肖科长尴尬地晤了半天，才说：“非常时期嘛，经领导同意也是可以参加的，算是群众代表列席也可以嘛。”他说的领导，自然指他自己。
后来又开了几次总支会，小祥都“列席”了，不但安分多了，而且还担负了会议记录的工作。令人惊讶的是，他的钢笔字居然极漂亮，行文也通顺，准确，在那个文化枯竭的年代，我敢说连大城市的青年都很少有这样的水平。小地方的人反而刻苦。
开头几天，我们的大多数时间都泡在会议上，总支会、场务会、小队会、中队会、干部大会、家属会，等等。可无论是研究生产还是研究管教，我们都是外行，插不上嘴，每次只好照例说些慰问和鼓干劲儿的话，久而久之，成了老生常谈，也不大有人再拿小本子记了。在无会可开的时候，我们更其成为多余。
于是我提议到监区去深入一下管教干部的生活，帮助他们解决些实际问题。提议的动机当然带有一点好奇的成份，因为到这个劳改农场好多天了，我实际上还没见过犯人是什么模样呢。肖科长大概觉得这在客观上也能解决一下我们的无聊，便同意了。
美国文坛上的“男子汉”杰克·伦敦就曾有过牢狱之灾，为他后来的创作提供了某些难得的感受和依据。我后来每逢在一些文学作品中看到有关监狱的描写时，脑子里便会浮出在八分场监区走马观花的印象来。
因为地震，监区里处处显得破烂不堪，活象战时的一个难民营。犯人们挤在用各式各样材料拼凑成的防震棚里，显得无所事事。看守对犯人的态度，照我过去的想象也颇有不同，虽然常能看到厉声叱责的情形，但总的感觉，不那么严肃、凶恶，说话心平气和居多。犯人中虽也有恶形于色的，老是斜眼看我们（特别我还是个女的），但多数人表情呆板、平静、恭顺，看上去完全是一群平平凡凡的人，只是他们身上清一色的黑衣服和统统剃光的脑袋，给人一种略带恐怖的压抑感。
小祥毕竟是老场长的公子，和分场里的干部都很熟，碰上年纪大的就叔叔大爷阿姨婶子的叫一通，碰上年轻些的，便“嘿”的一声，亲热半天，甚至有不少犯人也认识他，见面直打招呼。他完全没有了总支会上的那种局促。然而对年轻姑娘却从不饶舌。在八分场人的观念中，他以总场干部兼领导同志子女的身份，属于斯率的和见过世面的一类，再加上人物颇不丑，看来不大瞧得起分场里那些土气的姑娘们，连他中学的同学，在他面前也多少有些自惭形秽的谦卑。
清河农场的干部之间，以兄弟姐妹相称的随处可见，使你竟会情不自禁地以为置身在一个血亲氏族社会的部落中。农场拥有一个子弟中学和十个子弟小学，学生毕了业无处就业，大部分要靠农场自己来消化，久而久之，干部队伍中形成了一大批“子弟兵”。“子弟”们到了成熟年华，于左右寻偶，内部联姻极普遍，再加上此地有认干亲的习惯，所以搞得人人沾亲带故，处处裙带伦常。如果上级要来了解哪一个人的情况，那就非得先搞清提供情况人的情况，说不定谁和谁就有拐弯抹角的瓜葛。连他们自己都开玩笑说：在清河开大会都用不着喊同志们了，只须喊一声父老兄弟姐妹子侄叔婶舅舅们，就全有了。
当然见事都有例外v。，八分场三中队有个张工原。和祥眼熟，论年序小样该叫他叔叔，可他不让，说既然小样已经参加了工作，彼此就是同志了，不必拘泥长幼尊卑。听小祥说，张玉海在小祥父亲当政时曾是全国劳改战线的标兵人物，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批臭了，从教导员降到副中队长，可工作照样兢兢业业。白天带队下地出工，别的队长找块荫凉一坐，喝茶看小说，连自行车都叫犯人擦，他呢，守着当标兵那会儿的老规矩，带头领着犯人在地里流汗。晚上回来，又忙着找犯人谈话、研究生产和管教计划，夜里还得查铺。地震后监区的围墙塌了好几处，一天二十四小时，还得参加值岗加哨…，劳改单位就是这样儿，工作强度的伸缩性特别大，想干，能累死你，不想干，那可就是个养大爷的地方，特别是那年头，一切都靠自觉。
说到管教干部轮流值岗，我还能回忆起当时笼罩在全场的那个恐怖气氛。各分场的犯人之间完全是互相隔绝的，不知怎么却有一个耸人听闻的谣言在各处犯人中同时流传，说唐山的地震不过是一个更大的陆沉式地震的前兆，联想到远古时因大地断层陷落而出世的五百里滇池，似乎唐山一带，不日也会沧海桑田，变成汪洋一片。犯人大都文化不高，孤陋寡闻，以致无知生恐惧，无不谈虎色变。更兼少数反改造尖子有意兴风作浪，唯恐不乱，使得零星犯人越狱事件时有发生。犯人们的心思：跑不出去就得淹在这儿了。
监区围墙多处塌毁，就算有干部轮流值岗，分兵把口，也难顾全万户＿。位岚本来是学卫部血的墓。申请增加警卫兵力给报〔它早就打上去了，却一直在北京卫戍区和河北省军区之间踢皮球。清河农场的地理位置在河北省宁河县境内，而行政隶属却在北京市辖下，该谁派兵，两家推倭不决。就苦了那些管教干部，搞得终日疲惫不堪，逃狱现象仍然有增无减，甚至犯人的情绪，是否会升级为暴动鼓噪，谁也没把握。
我和张玉海谈过一次话，他对管教工作波种被动依定的民面颇感焦虑，主张管教干部应更多地深入到犯人中去，掌握思想情况，对症下药，主动控制局面。对管教工作我是门外汉，但听他慢慢道来，也觉得有理，甚至也跟着直着急。
“犯人跑出去，不敢回家，又没经济来源，只有作案，才能生活。现在又地震，北京、天津的人都住在街上，治安部门的担子已经够重了，我们这一关不能再松。”
情辞恳切，令人感动。
张玉海是回民，八分场没有回民灶，吃饭得自己动手，工作就常常吃冷馒头。
他爱人盛子都在保定，是农村户口，孤儿寡母日子也很艰难。虽然八分场家属队很需要劳力，可许多干部的家属都进不来，因为清河农场用的是北京市宣武区的城市户口，一切规矩都随北京，就连当时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关于禁止居民私养鸡鸭狗兔的通知，这里也尊此不另。领导干部带头开刀，一夜间杀得鸡飞狗跳。至于说此地去京山水之遥，说大多数干部十年也捞不上一次逛京城的机会，那就没人管了。既然这儿的北京户口这么纯粹，这么正牌，牛郎织女问题就不足为怪了。
棚子拆了，地挖开，吓得人头皮直发麻，原来这些天我一直睡在一具死尸上。
经人辨认，认出是分场食堂里的一位老职工，地震遇难后就埋在这儿。八分场死的人多，当时都是东一处，西一处匆忙埋了的，没有统一指挥。到底都埋在哪里了，后来谁也说不完整，入土又浅，这几天热气一蒸，尸身腐烂，便开始往上泛臭。因为这件事，分场才下决心专门组织人把几个可能埋过遇难者的地方全部挖开，把找出的尸体装殓好，找适当地方重新深葬了一遍。
放假那天，小样说要回家看看姥姥，所以早上五点钟就起来帮我拆棚子，等我们把新棚子易地搭好，还不到正午十点钟，他借了辆自行车，急急忙忙地走了。
吃过午饭，肖科长乘了一辆分场的拖拉机，说要回总场汇报工作，我正好也想回去看看工作队的熟人，于是搭车同往。
路上难免是寂寞的，便漫天找话说。扯了会儿闲篇儿，话题突然扯到小样身上，肖科长问：“你觉得，这小伙子怎么样？”
匆忙中我一下搞不清他指哪方面，只好笼统地点点头，说：“还行吧。”
我看着那张讳莫如深的脸，揣摩不出他的含意，谨慎答道：“有时候在一块儿随便扯扯，他兴趣很广。”
“嗅，”肖科长沉吟片刻，又问：“他是共青团员吧？”
“中学时是团支部书记，现在是总场公安分局的团总支副书记。”
“那他可是你的兵啊，你这个当团委书记的，要站得高些，多在政治上关心他、帮助他。啊，这年轻人还是有前途的。”
真不知道肖科长是什么意思，难道我现在站得低了吗？把自己混同于一个普通团员了吗？小样抽烟，我不是劝导过他吗；他开会坐不住，我也批评过他，这些你知道吗！
现在回想起来，也许那时候肖科长已经意识到了连我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那个问题，我当时怎么也不会想到他的言外之意竟然是：男女有别！
到了场部，肖科长汇报去了，工作队的人大都下了分巍我一找不到什么熟人，随便盘桓了一会儿。看时间还早。就顺着小河。往小祥家这边溜达过来。
小祥的姥姥和我虽然只是一面之交，却象对待贵宾似的那么热情、郑重，烧了认真滤过的河水给我冲茶，又专门打湿了一条像是还没用过的毛巾让我擦脸，这在当时灾区的环境里，已经足够表现出老人的盛情和讲究了。
“小祥不在？”我的眼睛四下扫了一圈，然后看了看那座漂亮的白房子。虽然场里已经根据北京市关于恢复城区（清河人自认为属于宣武区）正常工作、生活秩序的通知，要求领导、党员带头搬屋里去岛并且做了一系列科学指挥部思想动员工地位人们毕竟对地震的血腥记忆犹新，没几个胆大的敢进屋，后来又连续发生了几次小余震，连少数搬回去的头头儿也都顺势又搬了出来。当地人讲话：“一朝遭地震，十年怕进屋，”十年是虚，但直到第二年夏天还战战兢兢不敢进屋的，据说相当不少。
小祥不在，原来他并没有回家。“不是跟你们到八分场去了吗？”老太太反而问我。
“今天我们放假……”
“哟，那他怎么不回来看看我？”半晌叹了口气，说：“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