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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点头：“我爸爸妈妈都在国外工作。”
我说：“想不到北京的住房现在这么宽敞，比台湾好得多了。”
他说：“住房？挤得没办法，这是我爷爷的私房，粉碎‘四人帮’以后才还给我们的。”
小伙子进屋穿衣服去了，我在桌子旁边坐下，点上根烟，等他。
外屋只亮着一盏幽幽的台灯，灯座是个古色古香的花瓶，罩子却极洋气；一只簇新的写字台摆在屋里最显眼的地方，而那乌黑沉重的红木书柜已被日月磨去了光泽，想必是小伙子爷爷的家底儿吧。也许当年我住在这条胡同的时候，这些家具就已经摆在这间屋子里工，如今置身其中浑然如梦。不禁使人感慨系之。只可惜墙上装点得过于琐碎：有挂轴字画，虽欠古朴，却也儒雅一脉；也有新派挂历，一色美人头像，俗红艳绿；还有几个镶在镜框里的奖状之类。雅俗共备一堂。这年轻人到底是干什么的？
“咕咕咕，”一串熟悉的声音惊醒我，我眼睛墓地一亮，就象一个神奇的梦，我发现这挨身的桌子上，一臂之隔，竟站着一只鸽子，灰色的鸽子。难道它真的飞回来了吗？我差点叫出声来！不对，这不是我的鸽子，它的颜色偏淡了些，精气神似乎也不那么抖擞。然而我的心潮却怎么也压不住地澎湃起来，不自觉地在感情上认定那就是我的鸽子，是刚刚飞渡重洋，追随我回来的鸽子，我亲眼看见，它的确是往北飞的啊！我忍不住伸出手去抱它，它往旁边跳了两步，最后还是让我捧在手心里，轻轻抚摸它光滑的脊背。
这难道是菩萨的安排？
里屋的门拉开了，我抬起头，想对鸽子的主人笑一下，可是咪地一声，我愣住了，鸽子惊惶地从我怀里挣扎着飞出去，那一刹那间我只觉得全身剧烈地打了个冷战；只觉得头皮忽地炸了一下；只觉得一股子麻苏苏、酸溜溜的电流从后脚跟、腿肚子，一直贯穿了整个儿脊梁骨，敏芳，你知道我看见了什么？
站在我面前的，是一个警察！
我严然也是长者了，本来木应该无端憎恨一个素昧平生的青年，木应该无端恐惧一个正在帮助我的后生，但那一到我的确是被一种下意识的慌乱和厌恶的情绪攫住，以至于在那个小伙子弯腰去提我的皮箱时，竟尖声叫了起来：“不！不！”
也许我的叫声太恐怖太尖锐了，那年轻人吃惊地后退半步，手足无措地看着我，又看看皮箱，以为做错了什么事，他这种木安和歉意使我猛省；我怎么能拿着自己这大半生的积怨和伤痕，在一个全不相干的孩子身上发泄呢？人不能那么没理智。
“这皮箱怎么了？”年轻人问。
“啊，没有，我是说这箱子沉，我自己提。”
“咳，没事。”年轻人挥了一下手，“别看我瘦，我有干巴劲儿。”
他放做轻松地提起皮箱，走到门口，又回过头来用目光催我走，我连忙把抽了半截的香烟匆匆掐灭，塞进衣服口袋，听到他“哟”地叫了一声，我才发觉这个动作有点失态。
“我们在外面，”我想解释一句，“在外面安身立命不容易，一点一滴省着过。”
我从口袋里掏出那半截香烟，笑笑说：“我们习惯这样了，让你见笑了。”
“没有没有，这是应该的5咱们都是中国人嘛／‘一小伙子反贫有点不好意思了，”我是怕您烧了口袋，这么好的衣服。“
敏芳，我忘了跟你说一句了，他就是二勇，我刚才提起过的二勇。他在派出所里当警察，对咱们这一带户籍人口的变迁，是个名符其实的专家呢。敏芳，你看这孩子怎么样？
那天，是二勇领我穿过大半条胡同，找到了我们原来住过的院子，那院子变得几乎快认不出来了，比过去拥挤，也旧了许多，颜色好象也变了，空地被许多简易的小棚子占去了大半。我心里茫然。
找邻居一打听，小成刚好在一个星期以前搬了家，搬到不远的那片新楼里去了，具体地方谁也说不清。二勇领我去找。天黑，那片新楼区的地上坑坑洼洼，幽黄幽黄的路灯照着二勇一晃一晃的背，——那箱子确是很沉的，他不时换着手，又不时站下来等我，嘴里老是说着“快到了，快到了，”仿佛在安抚一个不耐烦的孩子。
找了一个楼，进去一敲门，说楼里没有这家人。下来，再换一个楼。进去敲门，又说没有。二勇着我气喘吁吁的样子，在路边站下了。
“怎么办？”
我能怎么办呢？北京完全变了，路遥八千里，人别四十秋，我已是人地两生了，能有什么办法？
快十二点了，春夜，乍暖还寒。做为一个萍水相逢的人，木管如何好善乐施，帮忙至此，也该算仁至义尽了，可我真怕他说一声抱歉，丢下我走开。这么晚了，街上已看不见人，一个精疲力尽的孤老头子，你让我上哪儿去？
“也许，能找个旅馆？”我试探着问。
“北京住店难，这么晚了根本找不到。”年轻人不假思索地答。
“也许……再找两个楼，能找到他们？”
“深更半夜的，就怕再敲人家门人家也挺烦的。”
“是啊是啊，把你也耽误得这么晚，实在……”
“我没事。”
年轻人看着我，眨眨眼睛，“要不然，上我家住一宿？”
我望望他的大盖帽，心里犹豫，“这怎么敢当……”
“没事儿，我家就我一人，被子、床单，都有干净的。要不然您说怎么办？”
万般无奈，我只好感谢他的盛情。可实在是种战战兢兢的感谢，他毕竟是一个警察呀！尽管看上去是一个多么讨人喜爱的少年。
这个警察的家看上去是温暖而干净的，那些老式家具所特有的那种陈旧的书香气，使人依依，恍然觉得就是我自己用过的；日物。
当然，还有那只很安静的鸽子。
“你也喜欢鸽子？”我问他。
“喜欢，北京一般还不让养呢，我这只入了信鸽协会了，算是在籍的，有证书。”
“北京也有信鸽协会？”
“有，去年还搞了一次从北京到上海的竞翔呢，还给它们评了名次，发了奖。”
“你的鸽子是第几名？”
“咳，”他笑了，“没评上，到发奖那天它还没回来呢，都以为它再也回不来了。那时候把我难过的，饭也吃不下……”
“它给你丢脸了。”
“那倒没什么，我主要是舍不得它，它可懂事呢。”
“怎么又回来了？”
“它自己回来眈。站在窗户外面咕咕地叫我。”二勇笑了一下，“其实它忘不了家，走得再远也会回来，就是笨点儿。”
二勇的话使我联想到自己，不觉怦然心动。
二勇用年轻人特有的热情和直率招待我，像倒家底儿似的搬出新被子，新床单，还换了干净枕巾，用热水叫我烫了脚。他自己就支个折叠床睡在外屋。他的慷慨好客搞得我一宿不能安枕，除了想小成他们，就是计划着如何报答他。
天决亮的时候我才题注t去，醒来日照已经老高。我披衣出来，外屋没人，桌子上放着一只小暖壶和一盘子深红色的炸油饼。
鸽子在它自己专用的小酒盅里喝水，喝两口就直起脖子往窗外望一下。我顺着它的眼睛看，二勇正穿着个雪白的小背心，在院子里练哑铃呢。听见屋里的响动，他跑了进来。
“油饼，您吃得惯吗？”
“行，行，这是咱们北京人的家乡饭。”我高兴地说。
真的，不管是不是心理作用，我反正好久没有这么好的胃口了。暖瓶里装约是豆浆；典型的北京式早餐。便宜，实惠，又香。
吃罢早饭，我想，是到了该表示一下的时候了。于是我从钱包里取出了一百美元，想了一下，又加了一倍，可放在桌面上，心里还是有些不安，觉得应当再加上一倍才过得去。
“您干什么？您这是干什么？”小家伙很机灵，马上看出我的意思了。
“不成敬意，盛情客当后报。”我说：“我们以后是近邻了。”
“不成不成，说死了也不成，我是民警，要是收您钱，非受处分不可。您瞧，我家还不错，象缺钱花的吗？”
“我知道你们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我年轻那会儿看过解放军的传单，现在又不打仗了，大可不必如此讲究嘛。”
“我们公安人员现在讲‘八大纪律……十项注意’，更严。”
“可你招待得这么好，我不表示一点谢意，良心上如何过得去呢？”
“我又不是开店的，我平常老是一个人住，来个客人还是个新鲜呢。再说您是从外面回来的，外面的条件比这儿好得多，这儿不过一套铺盖，俩油饼，算什么呀。”
相争不下，我想，也罢，反正来日方长，于是说：“好，钱我收回去，可是有个小小的纪念品，你说什么也得收下。”他问：“什么？”
我把那支带电子表的原子笔拿出来了，他一看就摆手，“这也不行，这也不行。”
我说：“你要是不收，我就没法跨出这个门坎了，我这把年纪，图得就是个心安理得。”他眨了一会儿眼睛，只好收了。
看看表，已经到九点钟了，二勇说今天是他的休息日，可以帮我出去找找儿子，他叫我留在家里不要动，然后搬出自行车，叮叮咪咪地走了。
等了足足两个小时，不见他回来，但我心里仍然是踏实的，我相传送炭天中午快十二点钟，他回来了，站在院子里喊了一声：“老先生！”我出去一看，和他一块来的还有一对中年男女，他们看着我，我看着他们，谁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最后还是二勇对着那男的说了句：“他就是你爸爸。”
“爸爸！”
“小成？”
对，他正是小成，我在照片里见过的小成，很胖，既不是我记忆中的样子也不是我想象中的样子，就象听到无量大人改名叫红星一样，我心里摹然有种隔膜感，可还是扑上去拖住了他。这毕竟是我的儿子，这毕竟是父子重逢，几十年魂牵梦系于兹的时刻啊！想到这儿，我的眼泪忽地就下来了。敏芳，你走得太早了。
成没哭，忙着给我介绍他的爱人。爱人？这个词儿初初听来有点刺耳，在台湾，爱人即是情人，在这儿，其实指的是儿子的太太。
儿子太太长得也挺富态，已经完全不是照片里那个满面呆板的土丫头了，头发也蓬蓬地烫起来，看着还很少相，她左一声爸，右一声爸，叫得我高兴啊，心里直发晕，跟他们回家的时候都忘了向二勇道一声扰了。我只记得当时那只鸽子在咕咕地叫。
敏芳，你还记得圣经吗？这些年，我有时也喜欢读几段圣经故事来打发苦闷，圣经里关于以色列父子团圆的动人篇章，不知多少次把我引向纯朴的远古，引向美好的未来。今天，我自己，不正是那个最后活了一百四十七岁的以色列老人吗？我能活二百岁！
我和儿子，和儿子太太，欢天喜地回到家。儿子的家就在那片新楼里，两间房，都不算大，卫生间和厨房也嫌简陋。但我想到这就是截度晚年、享天伦的家。是我最终的栖巢和归宿了，所以总觉得那么自在、舒坦。
我们的第三代：大孙子，已经是十七岁的大人了，孙女小，才六岁，都长得墩墩实实的，站在屋里漠然地看着我这陌生的不速之客，在儿子再三催促下，才呆呆地叫了声爷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