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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脑袋叹息着说。
“可你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这还不明显吗？我们从一种物质中提取热，另一种物质又吸收热，所以我们的星球从来不冷也不热，也没有浪费和污染。”
“你们一直就是利用这种能源手段的？”
“当然不是，只是近几十亿年来才发展的。”
“那么在这以前呢？”
“哦，一开始我们愚昧地利用磁场及细菌的分解获得能源，然而却发现总会对我们的环境、空气和气温造成影响。利用向心引力就更糟了。直到有一天有人研究出了安全利用原子能的方法。”
“是谁？”
“你是问我他的名字吗？”
“是的。”
“我不知道，在K－PAX E没有个体崇拜。”
“那么核裂变如何？”
“不可能，我们的居民绝对不容许。”
“为什么？就是怕出现泄漏事故吗？”
“哦，那还是小问题，关键是这会产生大量的核废料。”
“让我们谈谈天文学或者说是宇宙学吧。”
“哦，这是我最喜欢的学科。”
“告诉我，宇宙的命运会如何呢？”
“命运？”
“它会最终崩溃为一点还是继续膨胀直到永远？”
“也许应该这样说：又崩溃又膨胀。”
“怎么？”
“它会崩溃为一点，然后再度膨胀，这样周而复始。”
“我不知道听到这消息是该高兴还是悲伤。
“还有呢。”
“还有？”
他大笑着说，我从来没听过他的笑声，“当宇宙再度膨胀后，所有的一切都会重演。”
“你是说——”
“没错，你所犯过的错误全会重演，一次又一次，永远轮回，阿门。”
他的举止突然完全不同了，有那么一会儿我以为他要哭了，但他很快又恢复了常态，脸上露出自信的微笑。
“你怎么知道的？这是根本不可能预知的。”
“是不可能去测试这个假设，是的。”
“那么你怎么能确定你的假设就是正确的呢？还有其他的假设？”
“我在这，不是吗？”
突然间我脑子里有了个想法，“我很高兴你来到这里，现在有一件事可以证明你确实来自K－PAX，澄清我们对你的所有怀疑，你知道我说的是什么吗？”
“我一直在想你什么时候会想到这一点。”他在本子上记了些什么。
“那么你什么时候能给我展示一下呢？”
“现在怎么样？”
“当然太好了。”
“Shalom，”（希伯来语：您好）他说，“Aloha。”（夏威夷语：再见）但是不出意料的是他仍然还是坐在那里像咧开嘴的猫一样笑着。
“嗯？”
“嗯什么？”
“你什么时候离开？”
“我已经回来l1。”
我应该想到这就是所谓的“西部快枪手”的把戏，“我希望你能离开得久一些以使我注意到你的不在场。”
“下周我去加拿大、冰岛和绿岛的时候你就会看到了。”
“下周？哦，你打算去多久？”
“儿天。”我在本子上记下了需要多增加几个看守人员注意他的举动，这时他说：“哦，咱们这次谈话的时间到了。大猩猩和罗马人还等着呢。”
我还在写着，但突然意识到惟一指示时间的钟是挂在他脑后的，而他是绝对不应该看到的。
除此之外，他怎么会知道我派了两个人守候在门外呢？
“可是——”当我抬起头的时候他已经离开了我的办公室。
我把磁带倒回一点，然后就听到坡特那浑厚、哽噎而又充满绝望的声音回荡在空气中，“你所犯过的错误全会重演，一次又一次，永远轮回。”他到底做了些什么？如果我不能找到打破他失忆盔甲的方法，后果也许会不堪设想。因为缺少关于他背景的资料，我实际上是完全在黑暗中摸索。如果能够给我更多的时间我想也许我会找到办法的。事实上我也想过把会谈时间增加为一周两次或者更多，然而，我真的没有时间了。
几天以后，也就在我刚参加完一个电台主持的关于回答听众有关精神疾病的讨论会后，我发现坡特已经给豪伊布置了第二项“作业”，作业内容是：治愈厄尼对死亡的恐惧症。
我能看出坡特的用心，就是使豪伊能够将思维转移到他所布置的单一问题上来，而使他不再继续他那无止境的上下求索。其实作为心理医生，我也早就应该想到这些啊。
尽管我不能十分肯定坡特的用意在此，但在这些“任务”没有对别人造成伤害之前，我没有理由去阻止他。
豪伊显然是在用一种系统科学的方法来解决这项任务。他整整研究了他的室友几个钟头，其结果以厄尼尖叫着跑出寝室而结束。
他向我索要关于人类生理学和解剖学，尤其是关于呼吸道的书籍。我认为他是想向厄尼证明一个人被噎死的概率是多么的微乎其微，或者仅仅是学会一些治疗手段以对付不测，所以我没有理由拒绝他的好意，我容许他去四楼的图书馆查找资料。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我早应该想到这些解决方案对于像豪伊这么一个绝顶聪明的人是多么的幼稚可笑。然而当时我也许只是希望我所小能解决的问题会奇迹般地被我的病人解决，所以我被蒙住了双眼……
与此同时，厄尼也在做着类似的事情，就是说，他像关心自己的健康一样关心别人的问题。比如，他为盲人老太太韦瑟斯朗诵诗歌，以前他常在拉塞尔那里寻求心灵上的安慰，而现在他总是与拉塞尔讨论一些世俗的东西，并建议他也去做点实事。
就像大多数的病人一样，他也花费了很多时间与坡特在一起，询问他关于K－PAX的一切以及宇宙的奥秘。这些谈话似乎使他们的精神状况大为改观，我是从护士那里得到这些消息的。
我后来问厄尼他与坡特谈论了些什么以至于使他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他的眉毛翘得老高，然后神秘地对我说了一句以前怪胎也说过的话：“我希望他把我带回K－PAX！”
我终于知道了所有病人兴高采烈的原因，因为坡特的承诺，一个美丽得比“来生”更接近现实的关于更临近将来的承诺。我对自己说我要尽快与坡特谈论此事。
虽然使病人看起来更好，但那毕竟是一个不切实际的承诺。然而在以后的数天里，我找不到坡特，他失踪了！
对大楼及周围环境的搜索没有任何发现，员工报告说坡特周日没有吃午饭。以后就不见了行踪，没有人看到他走出大门，所有大门的保安摄像记录里也没有任何线索可寻。
他的房间里也没有任何可以表明他去向何方的线索。就像往常一样，被褥铺叠齐整，书桌、抽屉整齐有致，就连废纸篓里都没有一丝纸屑。
没有任何病人承认自己知道坡特的去向，但也没有任何一个人对他的消失感到惊奇。
当我问及查克的时候他说：“别着急，他会回来的。”
“你怎么会知道的？”
“因为他带走了他的太阳镜。”
“可那又说明什么呢？”
“在K－PAX上他不需要太阳镜。”
在午餐的时候戈德福布大夫讲诉了一些关于查克的事情。他原来曾经是五角大楼的一个中级官员，也许是由于严厉抨击浪费与腐败得罪了上头而被解雇。而在这个时候，与他结婚35年的妻子也与他离婚。“我真的不快乐，”他曾对戈德福布大夫说：“每天都要吻她的臭嘴，真叫我恶心。”但事实真相是他爱他妻子如此之深以至于无法承受离异的痛苦。本来在妻子离开他的时候他选择了自杀。可是读者们也许会不相信他用手枪竟然轰不爆自己的脑袋。其实对于大多数选择自杀的人来说事实就是如此，因为他们并不真的渴望死亡，而是渴望交流。渴望引起人们的关注罢了。
当然，并不是所有感觉无望的人都会寻求自杀。一个狂躁忧郁症患者就曾经跟我说无论如何他也不会选择死亡的。我问他为什么会如此肯定，他告诉我：“因为，我还没读过《罪与罚》呢。”
这真是一个不错的理由。
正当我们为坡特失踪而忙得焦头烂额之时，那个一周前与我相约的记者来到了我的办公室。
她看起来远比所报的年龄三十三岁年轻，实际上，她甚至就像个十几岁的小姑娘。穿着褪色的牛仔裤，一件花格衬衫，一双旅游鞋，没穿短袜。给我的第一感觉是自由作家一定属于低收人阶层，但我最后终于看出她如此打扮是为了使病人放松，所以她基本上没有化妆，即使是香水也是那种淡淡的清香。她身材瘦小，牙齿整洁，就像个小姑娘。她爽快地坐在了我给她让的座位上，对我说叫她吉塞托就可以了。
她出生在南俄亥俄州的一个小镇。在当地大学上完了新闻系专业后她就一个人来到了纽约，在这里她在一家现在已经倒闭了的周刊社找到了一份工作。她在那家杂志社工作了八年，那期间写了一本关于纽约黑人贫民区艾滋病和滥用毒品的纪实报告，因此获得年度记者奖。当我问起在黑人区做调查的危险性时，她回答说，有人陪着她，是个前橄榄球明星，他很强壮，说这些的时候，她露出了害羞的笑容。
后来她退出了那家杂志社，为不同的杂志撰写关于流产、无家可归者、环境污染等等各类问题的文章，其中包括许多著名的国际件权威杂志。她还为一些电视剧撰写剧本。
她给人一种可信任感，所以我允许她在医护人员的陪同下参观这里。她表示一定会遵守这里的一切，但我还是告诉贝蒂盯她紧一点。
第八章
星期三下午临近的时候我的心情坏到了极点。花了整整一天的时间在法庭做证，结果却是庭外解决。不过毕竟是解决了，可我的午餐却没有吃。而其实我知道，所有这一切不安和沮丧都归因于坡特的失踪。
但是就在我们会面时间到了那一刻，他却准时出现在我面前，一副逍遥自在的样子，好像根本就没发生过什么似的。
我冲他大吼：“见鬼，你到底跑到哪儿去了？” “加拿大、绿岛、冰岛。” “你是怎么逃出医院的？” “我只是离开一会儿。” “没人看到你？” “没错。” “你是怎么做到的？” “我告诉过你——” “是折射，我知道。”我还知道和他讨论这个问题没有丝毫意义。
这时候的录音带里没有说话声，只能听到我手指轻敲椅子扶手的声音。
最后我说：“下次离开之前请通知我。”
“我通知了。”他说。
“还有一件事，我认为你不应该告诉任何一个病人你打算把他们带回K－PAX。”
“我从来没跟任何人说过。”
“没有？”
“没有，实际上我告诉他们我只能带一个人回去。”
“我认为你不应该做自己办不到的承诺。”
“我什么也没承诺。”他狠狠地咬了一口从特雷克斯勒太太花园里采摘的大草莓。
我太饿了，快流口水了，所以我也加入了他的行列。我们狼吞虎咽着，盯着对方，就像两个争夺奖项的家伙一样互不相让。
“告诉我，”我说，“如果你能随时离开这里的话，那么你为什么还要待在这儿？”
他吞咽下满嘴的草莓，深深地喘了口气。“嗯，这是一个最适合我写报告的地方，有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