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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已无影无踪，加之居民没完没了地申诉说住宅城市不宜有渔村存在，以及他们在海滩盖的小房属非法侵占市有地——渔民们由于这三个原因离开了这里。这是1962年的事。至于他们去了哪里，则无由知晓。三座小房两三下就拆除了，朽了的渔船既无用途又无处可扔，弃在海边树林里成了儿童们做游戏的地方。
渔船消失后，利用灯塔的船只，不外乎沿岸窜来窜去的游艇，或为躲避浓雾台风停在港外的货轮。其作用也降到有胜于无那个程度。
灯塔敦实实黑乎乎的。形状恰似整个倒扣的钟，又像沉思男人的背影。当夕阳西下迷离的夕辉中有藏蓝色融进时，钟抓手那里便放出橙色的光，开始缓缓旋转。灯塔总是捕捉暮色变化那一恰到好处的临界点——光与暗开始交错而暗却将超过光的那一瞬之间。
少年时代，鼠不知多少次在暮色中来海滩看那一瞬间。浪头不高的下午。他边走边数点防波堤上的石板，一直走到灯塔。甚至可以从意外清澈的海面窥见初秋成群的小鱼。它们像寻找什么似的在堤旁画出几个圈，然后朝海湾那边游去。
终于走到灯塔后，他在防波堤端头坐下，慢慢打量四周。天空飘移着如毛刷勾勒的几缕纤细的云絮，目力所及，无不是不折不扣的湛蓝，那湛蓝不知深有几许，竟深得使少年不由双腿发颤，一种类似惧怵引起的颤抖。无论海潮的清香还是风的色调，大凡一切都鲜明得触目惊心。他花时间让自己的心一点点适应周遭景致，而后缓慢回过头去。这回他望的是彻底被深海隔绝开来的他自身的世界。白沙滩，防波堤，绿松林。绿松林被压瘪一般低低地横亘着，苍翠的山峦在它身后清晰地列成一排，指向天空。
远处，左边有庞大的海港。可以望见好几架起重机、游船坞、盒状仓库、货轮、高层建筑，等等等等。右边，沿着朝内例弯曲的海岸线，静静的住宅街、游艇专用码头、酿酒厂的旧仓库接连排开。其空缺处，闪出一列工业地带的球形油罐和高耸的烟囱，白烟依稀遮掩天空。对10岁的鼠来说，这也是他的世界尽头。
整个少年时代的春季和初秋，鼠都一次次往灯塔跑。浪高的日子浪花冲洗他的脚，风在头顶呼啸，生苔的石板不止一次滑倒他细小的腿。尽管如此，那条通往灯塔的路对于他仍比什么都可亲。他坐在堤头侧耳倾听涛声，眼望空中的云和一群群小竹英鱼，把装满衣袋的石子掷往海湾。
暮色四合时分，他顺着同一条路返回他自身的世界。归途中，无可名状的伤感时常罩住他的心。他觉得前头等待他的世界那般辽阔，那般雄浑，完全没有他潜入的余地。
女子的家位于防波堤附近。鼠每次路过那里都能记起少年时代那朦胧的情思和黄昏的气息。他在海滨大道停下车，穿过沙滩上疏疏落落的防沙松林，沙在脚下发出干涩的声响。
宿舍建在以前渔民小屋所在的地方。下挖几米，就有红褐色海水上来。宿舍的前院栽的美人蕉像被人践踏过似的无精打采。女子房间在二楼，风强之日有细沙啪啦啪啦打在窗玻璃上。宿舍朝南，够得上漂亮。但总好像荡漾着忧郁的氛围。海的关系，她说，离海太近了，潮水味儿、风、涛声、鱼味儿……一切一切。
鱼可没有味的，鼠说。
有的，她说。说罢啪一声拉绳合上百叶窗。一住你就知道的。
细沙击窗。1973年的弹子球
5
学生时代我住的宿舍谁也没有电话。就连有没有一块橡皮都可怀疑。管理员室前面有一张附近小学处理的矮桌，桌面放一部粉红色电话，是整栋宿舍拥有的唯一电话。所以，没一个人留意什么配电盘之类。和平年月的和平世界。
管理员室里从未有过管理员。因此每次电话铃响，便由宿舍里的某个人拿起听筒，跑去叫人。当然情绪上不来时（尤其半夜两点）谁也不去接电话。电话便如预感死之将至的象一样，狂嚎乱叫若干次（我数的最多一回为32次），之后死掉。“死掉”——这一字眼一如其本身所示，死掉就是死掉。电话铃的最后一声穿过宿舍长长的走廊被夜幕吞噬后，突然的沉寂压向四周。沉寂得委实令人心休。人人都在被窝中屏息敛气，回想彻底死掉的电话。
深更半夜的电话总是内容灰暗的电话。有人拿起听筒，开始低声讲话。
“那事别再说了……不对，不是那样……可已没有办法了，是吧？…”·不骗你。干嘛骗你？…。·啊，只是累了………·当然我心里也过意不去。……所以嘛……明白了，我都说明白了，让我考虑一下好么？“…·电话里说不清的……”
看来任何人都有一大堆烦恼。烦恼事如雨从空中降下，我们忘我地将其拾在一起揣进衣袋。何苦如此，我至今也不明白。想必错当成别的什么了。
也有电报来。凌晨4时摩托开到宿舍楼门停下，肆元忌惮的脚步声响彻走廊。谁的房间被拳头砸开。那声音总使我联想死神的到来。略、略。好几个人奄奄一息，神经错乱，把自己的心埋进时间的淤泥，为不着边际的念头痛苦不堪，相互嫁祸于人。1970年，如此这般的一年。倘若人果真生来即是辩证地自我升华的生物，则那一年同样是充满教训的一年。
我住管理员室的隔壁，那个长发少女住二楼阶梯旁边。以打来电话次数而论，她堪称全宿舍的冠军，我因之遭遇了几千次上下光溜溜的15阶楼梯的惨境。找她的电话实在五花八门。语声有郑重的，有事务性的，有悲戚的，有傲慢的，每种声音都向我告以她的名字。那名字早已忘了，只记得是个平庸得令人沉痛的名字。
她总是对着听筒用低沉而疲惫至极的声音述说什么。说什么听不清，唧唧咕咕的。脸形也还漂亮。但总的说来，给人以压抑感。偶尔在路上撩肩而过，可从未打过招呼。她走路的神情，俨然骑一头白象在深山老林的小径上行进。
她在宿舍大致住了半年，初秋到冬末。
‘我抄起听筒，跑上楼梯，敲她房间门，叫道“电话！”少顷，她应一声“谢谢”。除了“谢谢”没听她说过别的。当然，作为我也除“电话”别无他话。
对于我也是个孤独的季节。回到宿舍每次脱衣服，都觉得浑身的骨头像要捅破皮肤蹦出来似的。大概我体内存在一种来路不明的活力，而那力正朝错误方向推进不止，要把我带去别的什么世界。
电话响了，我这样想道，有谁要对谁诉说什么。找我本身的电话几乎没有。想向我诉说什么的人一个也没有，至少我希望别人诉说的无人向我诉说。
或多或少，任何人都已开始按自己的模式活着。别人的若与自己的差别太大，未免气恼；而若一模一样，又不由悲哀。如此而已。
最后一次为她接电话，已是冬末了。3月初，一个晴空万里的周六早上。说是早上，其实已快10点了。小房间每个角落都塞满冬日透明的阳光。我一边在脑袋里半听不听地听着铃声，一边从床头窗口俯视甘蓝田。黑乎乎的田地上，残存的积雪如水洼一般到处闪着白亮亮的光；最后的寒流留下的最后的雪。
铃响十多遍也没人接，便不再响了。五分钟后再次响起。我以很无奈的心情在睡衣外披上对襟毛衣，开门拿起听筒。
“请问……在吗？”男人的语声。语声平板板、飘忽忽的。
我含糊应了一声，慢慢上楼，敲她的门。
“电话！”
“——谢谢！”
我折回房间，在床上摊开四肢望天花板。响起她下楼的声音，随即传来一如往常的唧唧咕咕。就她来说，电话非常之短，也就十五六秒吧。放听筒声响过后，沉默笼罩四周。脚步声也没听到。
间隔一会儿，迟缓的脚步声朝我房间临近，并响起敲门声。响两次，之间隔有一次深呼吸所需要的时间。
打开门，身穿白色厚毛衣和蓝牛仔裤的她站在那里。一瞬间我还以为传错了电话。她一言不发，只管把双臂牢牢抱在胸前，瑟瑟发抖地看着我，眼神就像从救生艇上注视下沉的轮船。不，或者相反亦末可知。
“可以进去么？冷得要死。”
我不明所以地放她进来，关上门。她坐在煤气炉前，边烤手边环顾房间。
“房间一无所有啊2”
我点头。的确一无所有。只窗前一张床。作为单人床偏大，作为小双人床又过小。其实床也不是我买的。朋友送的。我和他不怎么亲密，想象不出为何送我张床。两人几乎没说过话。他是地方上一个有钱人的儿子，在学校中院给另一伙人打了，脸被施工靴踢得够呛，眼睛都踢坏了，遂退学离校。我带他去校医室的时间里，他抽抽搭搭哭个不停，弄得我甚是心烦。几天后，他说回老家去，床送给了我。
“没什么热乎东西可喝？”她问。
我摇下头，什么也没有，我说。没有咖啡没有粗茶，壶都没有。仅有一个小锅，每天早晨用来烧水刮须。她叹息一声站起，说声等等，走出房间。五分钟后两手抱着一个纸壳箱折回。箱里有半斤分量的袋红茶和绿茶，两袋饼干、细砂糖、水壶和一套餐具，还有两个印有史努比漫画的大号玻璃杯。她把纸壳箱重重地放在床上，用壶烧水。
“你到底怎么过的日子？岂不成了鲁宾逊漂流记了？”
“是不怎么有滋味。”
“想必。”
我们默默喝红茶。
“全给你。”
我惊得呛了口茶：
“为什么给？”
“劳你传了好多好多电话，算是谢意吧。”
“你也是需要的嘛。”
她摇了几下头：
“明天搬走，什么都不再需要了。”
我默默思索事情的演变，但想象不出她身上发生了什么。
“好事？还是坏事？”
“不怎么好啊，退学回老家。”
洒满房间的冬日阳光阴暗下来，很快又变亮了。
“不过你不想听的吧？换上我也不听，不愿意用留下不快记忆人的东西。”
第二天一早就下冷雨。细雨，可还是透过雨衣弄湿了我的毛衣。我拿的大号手提箱也好，她拿的旅行衣箱和挎包也好，全淋得黑乎乎的。出租车司机没好气地说别把行李放在车座上。车内空气给空调和烟味弄得令人窒息，收音机正大声吼着一支老情歌，老得跟跳跃式方向指示器差不多。树叶脱尽的杂木林宛如海底珊瑚在路两侧展开湿漉漉的枝条。
“第一眼就没喜欢上东京的景致。”
“是么？”
“土太黑，河又脏，又没山……你呢？”
“没注意过什么景致。”
她叹气笑道：
“你肯定顺利活到最后。”
东西放在月台后，她对我说实在谢谢了。
“往下一个人回去。”
“回哪里？”
“大北边。”
“冷吧？”
“不怕，习惯了。”
列车开动时，她从车窗招手。我也把手举到耳朵那里。车消失后，手不知往哪儿放，顺势插进了雨衣袋。
天黑雨也没停。我在附近酒铺买两瓶啤酒，倒在她给的玻璃杯里喝着。简直要冻透骨髓。玻璃杯上画的是史努比和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