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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觉自己体内已成了一个大空洞，空洞中心的强大吸力正在抽干我的血肉和我的思绪，正在每一个毛孔里发出尖啸。怎么可能呢？怎么可能呢？人们不是说着可能会判有期徒刑、监外执行乃至教育释放吗？我感到不是那个少年而是我在这个茅房里被一枪击毙了。拉动枪栓的声音传来。钢铁的枪口对准我的后脑勺，钢铁的子弹带着嗖嗖的冷风飞驰，轻脆地击破了头盖骨，然后旋起碎骨和脑浆四处飞溅，在前面那一个草坡上播开一片雨状的腥物，把我推入突如其来的无边黑暗。我在黑暗中看不到任何东西，听不到任何东西，也摸不到任何东西，只是像一缕透明的空气在漂游和流散。
我在这一天知道了死的滋味。队长和其他农民最终发现我栽倒在茅坑前，没有注意到我后脑勺上无形的弹孔，没注意到这一角旧报纸正越过门槛随风飘去。
我将永远记得我的家——北区戥子桥五号，北区戥子桥五号，北区戥子桥五号，北区戥子桥五号，北区戥子桥五号……
是我在签名后留下了这些笔迹？在判决书的空白处一直写到无处可写才中断？多年以后公安局把有关材料给家属过目时，才让我的家人明白一个普通的地址原来也是一句可以重复千万遍的誓词。
在另一个纸片上，是那位少年还是我写出了以下这些话：
妈妈，我没有做错什么事。妈妈，宣判的时候，我本想朝您站的那个方向跪拜，感谢您的养育之恩，但当时肖眼镜找我讲话，使我忘记了这一行动，这是我终生的遗憾。
妈妈，你们没有来看我，不要我了，但我还是你的儿子。
母亲居然没有看到这些话。她在听到宣判时已经昏过去了，在儿子死后的第三天也离开了人世，没有等到儿子遗物送回家里来的那一天。为了表示坚决拥护正义的判决并且与反革命罪犯彻底划清界限，我的父亲和大哥也坚决不让母亲去刑场给儿子送行——既然已经声明脱离了关系，就不能有这些拖泥带水不清不白的勾当。我们全家人和亲戚那一天没有一个人去刑场，倒是在劳模父亲的带领下，关起门来学习了一天的毛主席语录。他们在高声诵读的时候，我挂着“反革命组织主犯”牌子，在五花大绑之下度过着最后的时光，正在从看守所通往刑场的路上东张西望，一直在围观人群中寻找熟悉的面孔，对亲人抱有最后一丝微不足道的希望。我只是希望把他们再看一眼，一眼也就足够。其实我并不准备说什么话，我知道这不可能。我也不奢望拥抱和亲吻，我知道这些更不可能。我只是想看一眼，让我的目光触摸一下母亲和亲人的面容，让目光在这一片人海里还有最后的接纳和停靠，让自己不至于离开得过于孤单。
我眼中的世界模糊了，可耻的眼泪流了下来，于是我用高喊口号的办法来镇定自己：“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万岁！”“打倒……”不过第二句口号没有喊出来，早已套在我脖子上的一条毛巾已经突然勒紧，肯定是身后的军人勒的，勒得我两眼发黑，发不出任何声音。这些经验丰富的军人肯定用这种办法成功地对付过任何喉管，不让它们恶毒猖狂地搅乱革命气氛。
与我同时被处决的同案犯还有两人，其中包括我们的领袖肖眼镜。他让我太失望了，一被捕就悔过认罪，供出了他的所有同伙和追随者，但仍然没有保住那条小命。这个可怜的家伙完全不像他以前夸耀的那样勇敢和坚定，没有唱《国际歌》更没有微笑，完全不像个男人，在去刑场的路上一直没有站稳过，两条腿成了两根棉花条，是左右两个高大军人架起来拖着走的。我忍不住想帮他一把，但一身绑得无法动弹爱莫能助。我看见他的脚镣在水泥地上拖出了火星乱跳。我当然也看见了他的妻子和父母，看见他们在人群中哭得泪流满面地追赶着囚车。我突然有说不出的委屈：老天，这太不公平！太不公平！为什么那是他的家人而不是我的家人？为什么我形单影只倒是这个吓晕了的可怜虫反而有家人追赶着一路相送？
我不想说出我所知道的一切，甚至好些年里不再愿意提到罗汉民这个名字，以免再一次使自己全身发冷和心痛欲吐。我努力让这个名字变成一个空白，就像从来也未发生和从来也不存在的东西，永远退出自己平静的小日子。我没有想到，“文化大革命”很快被宣布结束了，很多政治上的冤假错案居然都平反了，连我家父亲也获得了平反昭雪。一辆闪闪发亮的黑色小汽车停在我家门口，几个陌生人走过来，笑着向我母亲打招呼并进了房门。他们发现这里没有足够的椅子让他们安坐，也没有足够的开水给他们泡茶，便说不用客气了，坐在床上说说就行。这么多陌生人真是把我的母亲吓坏了，使她一直躲在墙角，屁股一挪再挪拼命地挤着床头架，完全是手足无措而且答非所问。客人说你丈夫是一位优秀的革命军人和革命干部，我母亲就说儿子昨天刚回家探亲。客人说你丈夫的所谓历史问题已经被完全否定，我母亲就说儿女现在工作得都非常好。客人问你们还有什么困难，还有什么要求，都可以向组织上提出来，我母亲就说楼板上哗哗响的是老鼠，怎么打也打不尽，实在太讨厌，你们要注意盖好你们的茶杯……她似乎一直没有明白客人们是来干什么的，更不习惯握手这种礼节，待客人走了还摸着自己刚刚脱险的右手大为生气：“搞什么鬼呢！吃了饭也不干正事，男男女女这里一窜那里一游，吊儿郎当，无事生非，还差点踩死了我的鸡，耽误了我买豆腐……”
我向她解释了好一阵，才让她明白了这些客人来访的意义，而且直到半年后我们搬回了宽敞明亮的机关宿舍，她才摸着久违的窗台和阳台，相信了一个新时代正在开始。是的，一个新时代正在开始。亲人和朋友的好消息也陆续传来。小学同学方强甚至为他家的房产百思不解，说他家的铺面明明有一半早卖成了现钱，还有一半也算是他父亲捐给了政府，怎么现在统统都发还给他们家？是房子就可以发还吗？发还了就是他们的了？是不是房管局和档案乱了套大家就重新洗牌随便摸？
我和方强也说起了“马劳社”的案子，兴冲冲地去找汉军。他已经成了家，调回省城在一个工厂食堂里做饭。妻子又高又大，穿着大红色的丝绸袄子正在看押着小儿子画马，见儿子稍一走神就用钩衣针在小脑袋上敲打一下。汉军把母子支到另一间房里去了，让我们把手伸进烘架上的热被子里，给我们一人递上一支烟。
“你弟弟的事现在有什么动静？”
他没有吭声。
“你家里的人也不去跑一跑？”
还是没有吭声。
方强有点不明白了，“上面的阻力是不是很大？要不要我们帮着找找什么人？我有个堂兄最近调到省检察院做事。”
汉军清了一下嗓子，翻了一下白眼，弹了一下烟灰，所有能做的准备动作都做足了，才缓缓地说：“他算不上走资派，算不上右派，平什么反？”
他又冷笑一声，“公安局就是你们办的？法律是你们写的？光是政治案还好说，汉民在银行打劫也算是英雄？”
我吃了一惊，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后来才明白他以前对我们隐瞒了一段：当时“马劳社”缺少经费，汉民曾经胆大包天带着少年在储蓄所门前打劫储户，往对方脸上突然撒一把沙土，然后强行夺包，再一声口哨四下逃散，不过作案未遂而已。
我体会到案情的复杂，但还是很快找到了新理由：“现在天下大赦，不会拘泥于细节。抢钱固然不对，但当时的动机是为了抵制‘文革’，应该说是好心办好事但没有找到好方式是不是？何况并没有造成后果是不是？”
“你这是狡辩。”
“狡辩也先狡辩一把再说嘛。”
“我说了这个案子不同一般。”
“能翻一半也好。”
“屎不臭要挑起臭？”
“是要把你们头上的屎盆子摘下来啊。”
“我戴着什么盆子，关你们什么事。”
他突然生气了。我与方强对视了一眼，不知道他今天吃错了什么药，简直混账无比。直到他吐出一口长气，把我们拉到大街上散步，我们才最终明白了他的混账。“你们真是死卵，你们说的那些道理我没想过？我是汉民的亲哥哥我没想过？这几年来我差不多天天在想，夜夜在想！”他声音有些异样了，“但我问你们一句：平一千次反一万次反，我弟弟还能再活一次？”
这问题不用回答。
“好，既然不能死而复生，一个空名对他有什么用？他平反了，但我老爹还活不活？”
我们没有想到这一层，几乎忘记了当初汉民是由他父亲举报到公安局去的。汉军说得对，如果儿子是个罪犯，他父亲可以说是大义灭亲，还可能心安理得聊度晚年；如果说儿子是个英雄，他父亲就成了双手沾满亲子鲜血的凶手，至少也是凶手的同谋，将被押上新的审判台。在这种情况下，平反对于我们家有什么意义呢？冤死者还是死了，只是冤屈被千万倍放大，压在生者的头上，成为生者的罪恶。那只不过是在夺去了弟弟的一条性命以后，再来夺去他父亲的一条性命罢了。那只不过是用声势浩大甚至家喻户晓的平反仪式，用鲜花、哀乐、眼泪、赞词、握手以及死者的遗像，把老父亲的一颗心千刀万剐一遍又一遍而已。
我和方强都不说话。
汉军擦了擦眼睛，“是不是罗汉国要你们来当说客的吧？”
他疑惑地看了我们一眼，似乎不大相信我们否定的回答。“那个臭杂种没安什么好心，讨个婆娘也是个婊子！他们不就是想吃死人饭吗？不就是想买电视机和房子吗？他不是个人，他休想进我这道门！他喊三麻子来也不行，喊莫少爷来也不行……”
这些话我和方强就听不大明白了。
汉国拍拍我的肩，递来一张名片，才让我认出眼前这个烫出了波浪形鬈发的美男子，才知道他现在已经是一个音像公司的编辑，并且当上了什么协会的理事。我们碰巧在同一桌吃饭，就餐者都是市政协的委员，还有他身边一位身着皮短裙的红唇少女，据说是某局长的千金。汉国说了个什么传闻，我没有听清，只记得他说话中“佛罗伦萨”一词既响亮又有意大利语的神韵，但差点被我误听成“湖南长沙”。他笑出了一串串金属共鸣之声，同时不忘记每一盘菜端上来之际，都抢先给身边的“皮短裙”夹菜，夹得她满碗色彩灿烂都要堆不下了，也不管其他人操着筷子四下寻觅无菜可取。她无精打采地挑了几筷子，说这明珠大厦的菜就是不好吃，拿出化妆包要离席，汉国也就赶忙放下碗筷跟在她屁股后头离去。
下午是小组讨论，汉国身边还是坐着这位身份不明的“皮短裙”，让几位高龄的委员不安地交换着目光。汉国开始发言了，是补充前面几位委员关于落实党的各项政策的意见。他说到慷慨激昂处领带都滑到背上去了，茶几上的杯子也被他拍得跳了起来，“全国各地都在大力纠正冤假错案，为什么我们这里就是阻力重重？那么多罪恶累累的人为什么还不忏悔？”他目光炯炯环视四周，开始说到当年的“马劳社”和他的弟弟，说他弟弟是抵制“文化大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