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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家大哥叫汉国，很少在家里露面，在我看来是个神秘人物。他的房门总是关着，有一次好容易开了一条缝，让我得以朝里面瞥一眼，发现那里竟是别有风光让人惊异。窗上挂了漂亮的纱帘，桌上有钩花台布，房间里还有棚户区少见的西式床以及床头柜，只是还没有做油漆。床头柜上有一盏旧台灯，虽然用布条包扎着支架，但毕竟是一盏有模有样的台灯。墙角的手风琴也赫然在目，虽然如汉军所揭发的那样已经塌了几个键，但毕竟是一架有模有样的手风琴。屋里还贴了很多大小不等的自励自戒性标语：知识就是力量！少壮不努力老大徒
伤悲！8＋6=24？？？罗汉国，你的敌人就是你自己！……诸如此类。
我后来知道，这间房子在他们家也是个非请莫入的禁区，平时总是锁着门。因为汉国的数学成绩曾经名列全班第一，因为他曾经代表学校参加全市性的俄文朗诵比赛，因为罗家三兄弟中惟有他能拿出回光彩耀眼的奖状，所以家里容许他独占一室并且使文明和进步自成一体。汉军对门锁似乎不以为然，对数学和俄文似乎也不以为然，见大哥回家也不怎么理睬。那位头发油亮的青年对弟弟的同学看来更没有什么兴趣，冷冷地看我一眼，就钻到他的高雅书斋里去了，砰的一声随手把门关上。
有一次，听到里面有叽叽咕咕的读书声，确认他已经回到了家中，我敲开门请他解释一道算术题。他只把门打开一条缝，三言两语完事以后赶快关门，好像要严防我顺着这条缝得寸进尺。
他家父亲也是汉军嘴里一个若有若无的说法，在我的印象中只是一张空床，还有桌上一个大得出奇的搪瓷茶杯——我从来没有看见过他。据说他是一个老建筑工，不大管家里的事，经常参加义务加班，直到带着满口酒气深夜回家，一进门就倒床呼呼大睡。看到儿子们吵架或者打架，他一般来说是视而不见，要是被闹烦了，根本不论冲突双方的是非曲直，抄起一根扁担劈头盖脑把小崽子们统统打出门去，算是对整个事件的权威性总结。他需要这个家，只是需要劳累以后的安静睡觉。母亲对这一点大概已经习惯了，下班回家后总是捧着一个水烟筒咕噜咕噜抽闷烟。汉军说，她在三个儿子中最宠汉民，一看汉民喊救命就会出面袒护，总是把闯祸的责任赖给两个哥哥，甚至不惜与丈夫动手对打。但她的宠爱也多是恶声恶气，比如摸出一角钱往汉民手里一塞，“哭死哭死，有什么好哭？老子一耳光扇得你贴在墙上当画看啊？还不快去买槟榔，吃你的冤枉！”
或者说：“老子还没死，你哭丧啊？你包子也吃了，油渣子也吃了，你那张鳖嘴巴还塞不住？”
汉民就在母亲这把保护伞下活得更加惊天动地。我亲眼看到过他发动对木器的科学研究，让家里的木器——遭殃，都得被他好好地折磨一番，不是一条桌子腿被锯得高低不齐，永远也摆不平，就是窗户被刨去一块块油漆，永远合不上了。过几天他可能又突然生出养蚕的兴趣，于是家里的桌子和床上到处爬满了蚕虫，被子里也有蚕粪，饭锅和套鞋都会成为囤积桑叶的容具。汉军怒气冲冲，曾经把弟弟追打到巷口，回头气喘吁吁地对我发表预言：这个神经病，将来肯定要祸国殃民，不是判无期就是要吃枪毙！
母亲咧出一颗大金牙开骂：“你打死他吧，拿菜刀剁了他的手，剐了他的皮，打死他你就安心了是吧？妈妈的，他喂几条虫碍了你的哪根肠子哪块肺啊……”
我是遵照父亲的教导来工人阶级家庭学习的，可我除了钦佩汉国那些标语口号，找来找去没有找到更多的优秀事迹，倒是常常在骂声中感到不安和害怕。我在他家里总是没法把关云长或武松画得很好，以后就不大去他家了。
小学毕业后，我与汉军分别进入了不同的中学，后来又各自随着中学同学上山下乡。他很快就被一个县的国营石油公司招工，当然是享受了他家出身好的优势。他所在的县与我所在的县隔山为邻，于是他偶尔会翻过山来，给我送来一些他节余的粮票，与我继续说一些有关画画的事。说实话，他的画没有太多进步，还是那些立着或跑着的马，没有什么新鲜。他也不像我的有些知青朋友那样活跃，既不能用小提琴拉出整本整本五线谱上的舒曼，也不能一跃而起轻松攀住篮球架上的铁框，甚至不会讲鬼故事；寡言少语的习惯，更使他不大容易结交新的朋友，不大容易合群。他只是与我在大树下坐一坐，直到他一声不吭地离去。但我还是感谢他这种沉闷的来访，绝不接受同队知青对这种来访的疑惑不解和信口取笑。我还得感谢他把汉国那个塌了几个键的手风琴偷出来让我玩了几个月，直到在汉国的追查下扛回去。好几次回城探亲，我在街上走着走着就会忍不住拐进戥子桥去碰碰运气，看他是否也碰巧回了家。我当然很少在他家里找到他，只是看到他家在一步步发生着变化：先是砖墙已经经过粉刷，然后是大门刷上了绿色的油漆，最后门边还装了一个稀罕的电铃，想必这一切都是大哥汉国的手笔——他总是在勤奋地改变着戥子桥五号的面貌并且与现代文明人家的风格接轨。他母亲有次含着水烟筒告诉我：还是汉国比较懂事，家里这些事就是他操心多，出力多。
有一次，我在街上一个公共汽车站无意中碰到汉民。这位已经长大了的弟弟，嘴上多了一圈浅浅的茸毛，两手插在裤兜里，有点精力过剩地把某只脚一踮一踮。他掏出一包烟，指头一弹，熟练地弹出一支，请！
“你学会了抽烟？”
“玩嘛。”
“你现在干什么？”
“你问我，我问天。我在干什么？先是在基建队当了两个月土夫子，一个月搞得担把水，”他是指赚得百来元钱，“还有味。去衡山玩了两天，看南天门，可惜没有钱去桂林和阳朔了。只怪我老娘生了三兄弟，国鳖又有什么关节炎，没有办法，我也要下农村。我在农村里吃不消，天天懒得出工，猪油吃完了就去偷，队干部怕了我们，只好请我们回城里来玩。”
他又说：“队上还有两个女知青，她们心还是好。你的衣邋遢了，对她们一丢就是，保证洗得干干净净。不过她们嘴巴厉害，好烈，我怕了她们。我娘还是好，吃饭尽我的量。最讨嫌的是军鳖，成天一个卖煮蚕豆的样子，”他是指二哥的脸色难看，“好像我前世欠了他的，比爷老子还像爷老子，说话好大的口气，对我订了四大纪律，比毛主席还多订一条。一不准抽烟，二不准喝酒，三不准偷东西，四不准同妹子往来。要是我不听，他就动不动抡皮。”他是指用拳头揍人。
他说这些话的时候，旁边有一位瘦小的女子捂着嘴笑，让我察觉到女子与他有什么关系。
公共汽车来了，我得赶上这一班车。他抓住最后的机会突然问我：“对了，你说一个人周游世界至少要带什么东西？”
你是说一个人？一个人周游世界？我对这个问题毫无准备，说这个嘛，我也说不准，大概，可能，至少，要带一个指南针和一把刀吧。
“不要放大镜？”
“放大镜取火？”
“对啊。”
“那就加个放大镜吧。”
“这三样就够了？”
“我也没试过。”
他还想说什么，但我已经被乘客挤得东偏西倒，挤到车门里去了。越过一位乘客的肩膀，我看见他在人行道上追赶汽车，圆睁双眼冲着我大张嘴巴继续他的提问。
我没法听见了，没法回答了。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研究这个问题，不知道小脑袋里又冒出了什么荒唐主意。也许他正在向往着要去周游世界？或者正在一本什么历险游记的书里入迷？直到多少年后，我才知道他离开了他一直在胡作非为的戥子桥五号，去了一个他根本不愿意呆在那里的地方，一个过于寒冷的地方。
三
汉民这家伙从乡下溜回城来，没人严加管教，什么坏事都做过，包括在剧院里抢人家头上的军帽，包括把肉店里一个比他重百多斤的大汉打得哇哇哭。汉军怕他进一步学坏，本来希望汉国多管管他，但那一段时间里汉国带着一把二胡参加了北区街道工厂的文艺宣传队，成天在外面忙，不大在家里呆。这种情况下，汉军只好把弟弟托付给一位当中学教师的棋友，请这位棋友给他补习初中功课，顺便带他在校办工厂学点木工手艺，让弟弟好歹也做点正经事。
那位中学教师外号肖眼镜，下得一手好象棋，打得一手好乒乓球，家里还有两架子书，又无师自通成了电工和木工，很快就成了汉民的崇拜偶像，在汉民嘴里有了“大师”的专名。汉民有一次还不知从哪里弄来一副平光眼镜戴着上街，想必也是为了模仿大师的形象。他母亲好几次提着鸡蛋去面谢大师，说汉民自从跟上这位肖大师以后，不抽烟了，不闯祸了，连臭袜子臭鞋子都是自己动手洗了。他们罗家的祖上不知是积了什么阴德，让汉民这一次碰上了如此消灾解难的大贵人啊！
当然，弟弟的变化中也有了一些汉军不明白的东西，包括他脸上的一种严峻和沉默就让人捉摸不透。有一次他居然用锥子扎自己的胳膊，袖口上的血迹斑斑和胳膊上的纱布直到吃饭时才被汉军发现。他问弟弟这是怎么回事，弟弟说这是磨炼革命意志，试验试验而已。听了这一句疯话，汉军大为惊讶，没想到汉军没有桌腿可以修理了就拿自己的胳膊来搞试验和开发，天知道是中了什么邪。还好，他没有发现弟弟的枕头下藏有什么匕首，什么小妖精的照片，弟弟正在读的那些书，有《共产党宣言》，有《联共（布）党史》，有整套的《列宁选集》，倒也是些货真价实的革命经典，让人找不出什么毛病。另外一些大本的外国书则内容不明，又存心不让人读懂似的，书上一个人名就可以长得占去大半行，放在嘴里死嚼硬咬了好一阵还是咽不下去。一本俄国车什么斯基写的《怎么办》，汉军拿来看了几页就觉得头昏脑涨哈欠滚滚，根本不相信这种书有什么意思，更不相信眼前这个小杂种能够读懂这种天书。他怒气冲冲问起来弟弟这本书是从哪里偷来的，为什么要看这种书。弟弟看了他一眼，不愿意答理。
在他的一再审问之下，弟弟才懒懒地说：“二爷，你做做好事吧，说给你听你也不懂。”
“是不是黄色小说？”
“黄在哪里？你指给我看看。”
汉军没有看过这本书，“这个车，车什么……”
“车尔尼雪夫斯基。”汉民替哥哥念出了作者姓名，念得太顺溜了。
汉军差点红了脸，“这名字一听就不是个好家伙，肯定是个资产阶级的学术权威。”
“你读了这本书没有？你先读再发言好不好？你懂得什么叫做十月党人？什么叫做召回派？你连这些都不懂，有什么好谈？”
“小杂种，你像个人了是吧？你卵毛长齐了是吗？你脱了裤子自己看看！老子过的桥比你走的路多，晓得什么书应该读，什么书不应该读！”
弟弟转过背去继续读书，“道不同，不相为谋。”
“你做两道乘法题是正经！你小子走还没学会，就想跑，就想飞啊，《共产党宣言》
也轮得上你这号人来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