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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打的不过是蒸馏水，对这种癔病，可以采用这种心理疗法。
柳胖子登门来看过她，劝她不必太为难自己。过去的事情，就过去了，现在只能向前看。毛老师他自己都是那个样子，皇帝不急太监急，你又何必？柳老师眼下说话，有网球场和健身房的雄厚底气，笑几下也是学院派低音发声：“你跟我学学网球吧，对保持体形绝对有好处。网球可不是羽毛球，更不是乒乓球。它们根本不在一个档次上。不会打网球，说不上是一个现代人，你看桑普拉斯那个角度之刁，你看格拉芙那个优雅……哇哇哇，她的个人财产已经一亿马克哪！”
“柳老师，这个事情你真不打算管？”
“我哪有时间管？你知道，我生意太忙了。下了班还要去健身房，六百块钱一张的月票。早上还要练网球，八百块钱一张的月票。你看看，哪有什么业余时间？我实在……这样吧……能不能……”
“你帮我卖点白粉吧？卖摇头丸也行，我们五五分成。”
柳胖子吓了一跳，立刻像是舌头割了一截，结结巴巴溜走了。
她一句胡说吓走了胖子，发现家里总算得以清静下来，只有录音机里飘来的《山鬼》，像来自遥远的地方。
熟悉的音乐淹没过来，淹没过来。很多年过去，她觉得自己能够听懂这些升半音和降半音了，是一种透骨的懂，痛心的懂。她觉得那个唱法不规不矩的鬼，那个以乳头为目和以肚脐为嘴的鬼，那个最后无人搭救从而被天兵天将砍了头的山鬼，不是别人，正是她自己。我从来就是一个恶鬼，将来不得好死。她想。
公路修进山里以后，很多乡亲喜欢热闹，去公路边盖上了楼房，用水泥磁砖铝合金组成了一个个新村。新房大多有一个铺面，摆上了货柜货架，虽然眼下空空如也，但一个全民经商的机会可能到来，人们的准备还是必不可少。老寅说公路边离田太远，离山太远，不愿同兄弟一起搬到那里去。邻居们便留给他一条寂静山谷，还有一些空空的旧土房。
土房已经没有人迹，像演员离去后舞台上的布景，有时候给人一种不真实之感。在这样一些布景里，老寅留守着山谷里的全部白天和黑夜，被过于浩大的白天和黑夜一次次深埋，有时十多天不见人影。眼看着路上的足迹渐渐模糊了，耳边的余音渐渐消失了，走进邻居的任何一张门，都只有尘封的桌子尘封的床以及尘封的碗。一个屋檐下的老风车，爬满了牵牛花，已经成了鼠窝。不知什么时候，山谷里出现了很多老鼠。老寅家的胡子狗以前可以捉鼠，老了以后，扑不动了，看见老鼠冒头，只是吹胡瞪眼做做样子。
这一天，老狗昏沉的时候，一只老鼠猖狂地钻到老寅床上，在他的愤怒扑打之下昏了头，钻进了裤子，在他大腿上咬了一口。他起初没有在意这小小的伤口，没料到伤口后来越来越红肿，开始变硬和变黑，开始散发出脓臭，啊呀呀，是个妖怪缠上来了……人们后来听到他家的老狗跑到公路边来狂叫，才有一点领悟，才迟迟知道他的伤口。但事情已经有点来不及了。他的大腿肿得裤子退不下来了，只好用剪刀剪开。乡下的郎中看了一眼，说要赶快送去县医院。县医院的大夫看了一下，说要赶快送省城大医院。边山峒的人对大医院没有什么兴趣，倒不是说有病不看，只是觉得有病不必大看，不必过于大看。特别是老年人，多活几年少活几年不是什么大事。人生一世，草木一秋，叶子到时候要落的。有钱人花上十几万修一根肠子，补一个脔心，或者烧一下癌毒，保住一片叶子晚落几天，在他们看来大可不必。
何况他们也没有那么多钱去治病。他们把老寅抬回山峒，抬到了他二哥老宜的家养病。亲人们让他吃足了肉，还破戒喝上了酒——那个日子反正已经不远，血压不再值得提防。侄儿的一个手机，现在也成了老寅的新玩具。这个东西确实很神，戳几下，就是个顺风耳，再远的人也可以叫到面前来说话。老寅按照侄儿提供的号码，给几个乡亲和亲戚打了电话。一旦打上瘾，忍不住天天打，只是没有什么事要说。“福矮子，是你吗？是你啊。”电话就挂断了。“王麻子，你在啊。”电话也挂断了。
这样笑眯眯地打下去，对方不仅莫名其妙，而且心痛手机接话也得缴费，火气发在老寅侄儿的头上，一次次把他叫到电话面前开骂。侄儿一脸苦相，劝叔叔以后无事不要打手机。老寅似乎听懂了，嗯嗯啊啊一番，说不打了，打它做什么，但躺在竹床上无聊，忍不住又戳，只是记住了侄儿的警告，说上了一些正事：“王麻子，你吃饭了吧？今天吃了什么菜？你这个老家伙，没偷树吧？没偷茶籽吧？我就要死了，以后哪个来监督你这个落后分子？”或者说：“福矮子，你晒辣椒没有？今天好太阳，你还不晒啊？我就要死了，你还不快快送点白辣椒来孝敬我？你快点来！你快点来！”
他还想给国务院朱总理打一个电话，要侄儿给他找号码。听侄儿说不可能找到这个号码，便大惑不解，“这么好的东西，总理也不挂一个？”
“他认得你是老几？要听你的电话指示？”
“我们三天两头都见个面的。”
他信心十足的理由是，朱总理几乎天天来到他家里，来到他家的电视里，一次次接见他，怎么说也是老熟人了，有事应该可以说上几句。
“你也要问他今天吃什么菜？”
“磨盘湾的竹子都要被蝗虫吃完了，他住在北京怕是不晓得吧？”
“这算什么屁事。”
“赵菲菲那个疯婆子，还不赶快杀掉埋到粪凼里去？”
赵菲菲是省电视台某频道娱乐节目主持人，近来名声大噪，最受一些后生的喜爱，但在老寅看来，纯粹是电视里的一团毒，不会唱不会跳，只会疯和痞，真是看不下去，搞乱了思想和风气，是全国第一个该枪毙的人。说起这事，他还迁怒于多年前的武打片《霍元甲》，说好多干部以前都不贪污的，就是被这个片子教坏了样。那个什么警察，嘴里说不要钱，但转一下身子，把衣袋亮给你，让你把钱塞进去，他装着没看见。现在刘所长王局长都是这号动作，不就是从《霍元甲》学来的？
他没有说出这些，因为侄儿已经挑粪去了，没有兴趣听他控诉。几个老邻居也差不多是饭桶，没有什么文化，同他们说不清楚。他相信只有总理长得像一个老戏里的铁面将军，可能懂得了他的一片忧国之心。他得向总理说说，红军到哪里去了？莫斯科和彼得堡的“契卡”到哪里去了？——他还记得俄国电影里肃奸机构的名字。
他叹了口气，喝着已经久别的谷酒，却喝不出什么味，便说他这一辈子喝了太多的酒，以后儿子给他上坟，不要上谷酒，也不要上红薯酒，上点茶就可以了。老宜说好的。他说儿子一定要记得他娘，记得他弟弟，秋收以后，拣好糯米打一担送过去，拣好鸡婆捉两只送过去，当伯伯的到时候得提醒一下。老宜说好的。老宜对弟弟倒有些嫉妒，说老寅这一辈子该知足了，北京去过了，什么广西、云南、国外也都去过了，哪像他老宜，只去县城里拉过一次石灰。到现在，你屁股一拍，说走就要走，三亩田的谷子还要他老宜来割，坡上的红薯还要他老宜去挖，连上坟这些啰嗦事也是别人操心。人比人，气死人的。
老寅不同意这一点，说你以为国外有什么好玩的？经常是饿着，只能睡觉。有时候在林子里碰到山蚂蟥，一匹白马变成了红马，全是蚂蟥叮出来的血，吓得你做鬼叫。
他们有时还争辩一点阴间的事情。老宜说：“看你那柜子里，还攒了一堆发霉的粮票，怕是想带到棺材里去啊？好笑好笑，你不如多带两双鞋，这一辈子鞋子穿得少，一双脚吃了亏。”
“你们以为阎王爷也改革开放了，不用粮票了？”
“说不定老阎一看就相中了你，一心要栽培提拔你，让你一去就当上干部，吃上国家粮呢？”
“给阎王当干部，你以为有什么好差事？今天锯这个的脑壳，明天抽那个的脚筋，戳心。”
老宜想了想，又说：“你一不要灵屋，二不要冥钱，光要些粮票有什么用？人家花桥镇的人想得周到，灵屋里还有电视机，还有摩托车，扎得好漂亮。给你也扎几个吧？”
老寅瞪大眼：“变电站呢？”喘了口气又说，“加油站呢？”
他的意思很明白，如果纸灵屋不带个变电站，光有电视机有何用？如果阴间没有加油站，摩托车拿什么来跑？
老宜说：“光有粮票也没得用的。阎王爷那里有粮站吗？有粮食局吗？有拖粮食的火车和轮船吗？就算你可以去买米，也要带一担箩筐吧？或者带个布袋子吧？你要吃饭，还要碗和筷子吧？还要蒸锅菜锅吧？你不烧一个百货公司，恐怕也吃不成。”
老哥一阵大笑，笑得弟弟理屈词穷，只好去端茶盅。
老寅听到门外有脚步声，要老哥去看看是谁来了。老宜探头看了一眼，说没有什么人。
“怪了，我明明听到有人走路。”
“可能是风吹得竹子响吧。”
老寅不甘心，要老哥再到屋后去看看，到牛栏房那边看看。老哥照办了，回来以后还是说没有什么人。
他有些奇怪：未必是这个耳朵闹鬼？正在这时，毒疮痛起来了，他的五官缩成一撮，咬牙切齿地呻吟一阵，身子一软，轻轻地吁出一口气，又昏昏睡去。这一睡，便是他体温的最后消退。他蜷缩着身子，走得非常平静，甚至有点轻松和愉快，笑眯眯的眼睛一直盯着墙上一个虫眼。儿子侄儿来叫他，老哥老嫂来叫他，他都不答应，只是满心欢喜地紧紧盯住虫眼，像盯住棋盘上最后一个棋子，盯住世界最后的一个出口——虫眼那边也许有另一个美妙的开始？也许有一片霞光万道的五彩天地？山里人说，很多动物也是这样，一旦知道大限已到，没有什么悲寂，没有什么惊慌，只是悄悄地去寻找最隐秘的角落，顶多留给我们一个飘忽远去的背影。我们从来找不到它们的尸体，从来不知道它们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走完最后一步，不知道它们何以懂得珍惜世间的整洁。有人说，它们掩藏自己，是怕猛兽吃掉尸体。其实，死都死了，尸体怎么打发不都一样？不，它们只是珍惜着世间的整洁。
老寅的消息传开以后，乡亲们忘记了他借钱不还或者臭气冲天的一类劣迹，都变得胸怀宽大，感到有些惋惜。县里一位退休的供销社主任，自称以前是老寅的同学和崇拜者，听说老寅没去省城治病，对他的亲属还深为不满。作为一种补偿，他发动诗友写了好些古体悼亡诗，还决心把丧事办热闹些，请出县剧团的哭丧队，大张旗鼓地来到边山峒。同样是出于他的热心张罗，人们还凑钱去订制了一些特别的冥物。一个特大的纸饭碗，有桌子般大小。一个特大的纸辣椒，要两个人才抬得动。一双特大的纸鞋子，每只都像条小船。还有一对特大的纸眼球，像两个溜溜转的大灯笼……据说扎匠为了扎出这些大家伙，光是做糨糊的面粉就用了两袋，牛皮纸也用了几担。到后来，它们中的有几样大得无法挤进院门，人们只好七手八脚，搬梯子搭桌子，把它们从院墙上递进去，再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