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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君子临时俱乐部立即宣布解散。事情到此为止，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再不说了，再不说了。以后也得吸取教训，玩笑适可而止。他们相互叮嘱着，然后分头买了些水果和奶粉，去医院里看望了受伤的老友。当着老M的面，老B谈了一些对老M新作的读后感，说他读到某个精彩段落时，眼泪都快出来了。这种真情吐露让老D吓了一跳。老C说文人无性哪，有些人不好好写作，成天就是算计别人，成天就是窝里斗，实在可恶可恨得很。这种慷慨激昂也让老D吓了一跳。老D当然也说了些假话，比如一直仰慕老M的才情，比如将来要请老M去他的学校
讲课什么的，不过刚说完又后悔——他有点担心，这些假话可能让一旁的A、B、C也暗自心惊和暗自琢磨。
走出病房时，他们客气得有点不自然。你先走。你先走。你请。你请。他们在房门前别别扭扭，完全没有了几天来的随意。
回到宾馆里，他们甚至史无前例地握手告别，握出了心神不宁的客套。老D问老A和老B是否需要皮鞋油，说完又觉得这种殷勤即是过分。
事实上，从医院回来以后，他们绝口不再议论老M，连相互见面的次数也大为减少。一想到老M在病房里目光迷离、气若游丝以及手指颤抖的模样，他们大概都心有余悸和心存余愧，于是在大会选举阶段热情推荐老M，一定要把他选为新一届中国历史学会的常务理事，说无论从人品还是文品来看，他进入领导班子都是当之无愧的。如果不让这样优秀的中年学者选入领导班子，我们这个团体的生命力就大可怀疑了，我们改革开放的决心也大可怀疑了。他们甚至为此与反对者们争议不休，说老M的一点绯闻算什么，说老M做人小气一点算什么，看人一定要看大节，要看政治本质。
从老M事后的满脸微笑来看，这些话已经传到他耳朵里去了。
老M果然当上了常务理事。公布结果的时候，四君子怔了一下，互相看了一眼，似乎想说什么，又说不出来，只是鼓掌还算热烈。有意思的是，大约一个月后，老A的一封信，让老D差点要一头往墙上撞过去。什么叫震惊？什么叫崩溃或者空白？老D算是有了平生第一次体会。什么叫聪明反被聪明误或者什么叫强中更有强中手？老D也算是有了平生第一次真正的认识。老A来信的大意是：老M的脑震荡完全子虚乌有，不过是串通一个医生朋友，演出了一出苦肉计，在临近选举的紧要关头，不但赚得了暗算者的恻隐，还赚得了大多数人的同情。这真是四只小螳螂扑蝉，岂知大大的黄雀在后！
平时自以为聪明的老D，此时真是要愧死。想起老A以前说过的什么术什么道，还莫明其妙地大笑。
多少年后，天各一方，老D很少看到往日熟悉的面孔，相见时难别亦难，真是让人黯然神伤。就算想起老M，想起老M当年守着几张旧会议餐券的悭吝，现在想来也没有什么，倒有几分朴实与憨直让人觉得有趣。这种忆旧的温暖感，也许是一种心理老态吧。他常常这样想。
他还在治宦官史，有时读到一些闲书，包括一些记叙史学研究进程的史学。他知道，文科院校这些年培养出了太多的研究专家，这么多专家都要写文章，都要写书，包括写史书，于是八十年代的一些事已经过早地匆匆入史，甚至可能在有些人那里争相放大，直到每一件事都被众多论家之嘴咀嚼得索然寡味，直到每一件事都众说纷纭于是各种幻影不再能叠合出共识，也不再能还原出真相。很多书都说到那次北京的大会。有一个版本的史学年鉴是这样说的：那是一次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的大会，是错误观念在特定气候下大量出笼的大会，造成了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应引为深刻的教训。另一个版本的史学年鉴则认为：那是一次思想解放突破禁区拨乱反正的大会，是一次标志着新时期史学研究春天到来的大会，广大学者怀着对改革开放的高度责任感，在会上对一切陈腐的旧观念、旧思路、旧体制、旧方法、旧文风展开了猛烈的抨击，对于当代中国史学完全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说实话，截然不同的说法，可能各有所依，但都让老D有点茫然。这些书都提到了A、B、C等人的有关著述，还有他们在那次大会上的发言，但老D脑子里印象最深和挥之不去的谜团却无一字提及，就像从来没有发生过。他亲历和目击的一切，一旦退到时光流逝的远方，就成了微不足道的一颗灰尘，湮没在一张远景巨照之中。
他知道，老M已经移居国外多年了，至今渺无踪迹音讯全无，而老C已患癌症去世了，老B已落了个老年痴呆症。在一个小小悬案未决之际，证人席上已经空空如也，只剩下老A——据说他还活得生龙活虎，每天能坚持长跑三千米。于是，老D拿定主意给老A打了一个电话，问他近来是不是还在长跑，问他是否还记得那年的冬天，比方说他冒充香港记者拿老M开心的往事。
对方停了停，问有这样的事吗？你是不是记错了？我怎么一点印象都没有？
老D愣住了。
你当初不是还写过一封信给我？
我给你写过那样的信吗？
你不记得老M的脑震荡？
脑震荡？老M？这个名字听起来怎么有点耳熟？
他们通话的二十分钟，最后只能让老D确认：对方记忆里的各种细节已经消融，只有新时期知识界明媚春天的远景。
老D有点奇怪：是我记错了？还是他记错了？或者那一年冬天在他们之间确实没有发生过什么？也许，老D需要赶快飞去老A所在的城市，敲开老A的房门，检查一下老A的身份证和户口簿，然后紧紧盯住他的双眼，看那里面是否有可疑的掠影一闪。
兄弟
进入小学以后不久，我看到过父亲一张身着解放军军装的旧照片，便在同学中间吹嘘老爸当过战斗英雄，当然还少不了一枪干掉两个狗汉奸之类的惊险故事。方强到我家里做课外作业，看了我爸爸一眼也深信不疑地说：“你爸爸看报纸的样子好威武，吃茶的样子也好威武，肯定当过师长！”
我含糊其辞地表示，也就是带一两万兵吧。
方强更激动了：“是坦克师长吧？是138师吧？”他喜欢信口编排出一些想象中的部队番号，“肯定是！肯定！”然后圆鼓着两腮发出嘟嘟的马达轰鸣，横架起双臂做坦克状不停地颤抖，把自己向往成一辆战无不胜和无坚不摧的伟大坦克。
这家伙到三年级还穿开裆裤，帮着我把牛皮越吹越大了。
后来，秦老师宣布免掉我班长职务，声称这与我的个人表现无关，而是在学生中开始贯彻阶级路线的必要举措。我不大清楚阶级是什么意思，只知道这是关系父母名声的大事。因此秦老师的宣布无异于当众给我一耳光，揭穿了我以前那些关于战斗英雄和坦克大战的无耻谎言，让我永远成为大家的笑料。我紧紧盯着地面，不敢看任何人，相信他们都在对我大惊失色交头接耳。而且从这一刻起，我不爱说话了，一放学就夹着书包飞快地跑回家去，情愿绕道也要包抄那些僻静的小巷，不愿面对任何熟人的目光。我觉得那条空无一人的麻石街小巷最为安全也最为亲切。
秦老师对我的笑脸突然消失，后来我才知道，她的丈夫是一个右派而且正在蹲牢房，阶级也不好，她不得不在脸上表现出更多的革命觉悟。方强和小虎也不到我家里来了，后来我才知道他们家也是比较丢人的阶级，小土地出租、小业主一类，像电影里对地主老财点头哈腰满脸媚笑的那些人，或者是在革命战斗中缩头缩脑贪生怕死的那些人。他们的父母肯定也自惭形秽，肯定也同我的父母一样，瞪着眼睛只允许我们去工农子弟的家，只能交工农子弟为友。这都是一些让人半懂不懂的烦事。
在这一段比较清冷落寞的时节里，只有疤队长还常到我家来玩玩。疤队长叫罗汉军，右眼下一个疤痕使他有了这个小名。个头矮小，学习成绩不大好，画画倒是身手不凡，刚开学不久就把各科作业本都画完了，把课本上所有空白处也画满了，气得老师总是冲着他大拍桌子，拍得他低下头去咬紧牙关翻白眼。他画出美国的、俄国的、德国的、中国的各种英武军官给我看，显示出他对各国的肩章、领章以及军阶具有丰富知识。他还特别喜欢画马，在我看来比墙上徐悲鸿的马还要画得好，因为这些马无论大小肥瘦，无论立着还是跑着，都夹着两条后腿间的一个粗大玩艺儿，让我们看得开心。但他画出这些大家伙时毫无邪意，一点也不笑，完全是严肃认真地追求着艺术的真实。
他常常穿一双大得出奇的套鞋，也经常打架，比较像个工人的儿子，因此把课本画得再乱也被秦老师视为革命后代，把题目错得再多也被秦老师视为革命后代，比我血统高贵一些。但他觉得我的古代武将画得不错，愿意同我交流艺术经验，也愿意与我一起喂喂兔子看看鸟。我们常常不怎么说话，各画各的，画完了互相看一看，直到他一声不吭地回家。我们骑在门槛上各自画画的情景，在蝉鸣声中有清风吹拂的情景，多少年后总是一次次浮上我心头。
他也邀我去他家玩过好几次。他家住在北区三公里那一片棚户区，一条阴暗而潮湿的小巷子里，准确地址是戥子桥五号。他家门号牌有红色框边，上面还有一个大大的红五星，据说是他弟弟画的。他家没有收音机，没有画报，没有脚踏车，其实没有什么好玩儿的。几间房子都矮小，墙上糊着旧报纸，地面有的潮湿得冒水，白天也常常需要开电灯才能有足够的光线，照片是装在镜框里挂在墙上的。而且每次我走进这道门，他家里都有些混乱，不是桌椅左偏右倒，就是床上的帐子垮了或者枕头到了地上。每到这个时候，汉军就要冲着门外大喊一声：“汉民——”
这是他弟弟的名字。
“你皮痒了是不？讨打是不？”
正在门外挎着木枪站岗或者正在武装驱逐邻家小孩的汉民，立即跑来收拾乱局，怯生生地看我们一眼，大眼睛在这个暗淡的房子里闪射亮光。
与弟弟较劲差不多是汉军每日的功课。有一次，我们刚推开房门，一道红光闪过，一只屁股上扎了红缨须的小刀已经飞来扎在门上，算是给我们的一个惊心动魄的见面礼。
“老子拍死你！”疤队长没有平时的沉静，对弟弟总是凶狠无比。
“报告上校，这是神刀，绝对不会扎到人的。”
“滚！”
“是！上校！”
“不准说上校！”
“是！002！”
“不准说002！”
“是！老货！老鳖！”
汉民扬起两根指头在额头一架，算是架出一个军礼，逃窜到另一间房子里去了。在那扇关紧的门后，有片刻的安静，但很快又传来他的高喊：“中！”“中！”每一喊声后都有神刀扎在木器上的声音。直到他的上校哥哥再一次怒喝：“小杂种，你要拆屋吧？”那里面的声音才最终平息下去。
罗家大哥叫汉国，很少在家里露面，在我看来是个神秘人物。他的房门总是关着，有一次好容易开了一条缝，让我得以朝里面瞥一眼，发现那里竟是别有风光让人惊异。窗上挂了漂亮的纱帘，桌上有钩花台布，房间里还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