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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话似乎是想逗笑，但并不怎么可笑，只有他自己干笑了两声。
他们不再说话。
他们从来没有好好地说过一次话，现在也没法说到一起，只是一杯杯地喝。也许他们都明白：既明白他们说不到一起，又明白他们不能不说点什么。说，是为了相对而坐，为了保持近距离，能够嗅到对方的气息。这种气息就是以前的日子，不怎么好过但永远让人怀想的日子。
莫云古曰犁无三寸土于是一抹血色夕阳抹在他们脸上，四寸浅了五寸浅了六寸浅了于是风有些凉了，有些鸦噪或者归途的凉意了。他们准备分手的时候，柳胖子脚下已有好几团擦鼻涕的餐巾纸，但他收了泪，还有了一丝强笑。他自我解嘲，说他一定有病了，最近两年来一不留神就想哭，得去找个医生看看，当然是省城里那种门诊牌价八十以上的教授级大夫。
看着他的背景远去，老寅在小店里还坐了一阵，把碟子中最后几颗花生米吃完，连花生皮的碎屑也一一捉拿。
店主说，你不会把碟子也吃掉吧？
他默了一阵，深深吸了口气，很晚才起身。
芹姐也来到边山峒，带来了重要的消息，准确地说，是重要案情：老寅多年前那个《天大地大》终于找到了，不过是出现在别人的乐曲里，出现在国外好些城市的音乐厅里。到底是哪个外国，她一时日本一时英国地说不清楚，拍了几下脑袋，说反正是一个外国，你怎么能不知道？
交响曲的作者，就是当年从她手中拿走本子的人，那个姓魏的作曲家。芹姑娘不明白一个温文尔雅的老师怎么可以拉这种臭屎，不明白这种臭屎怎么沾到自己身上。她就像看见一个娃崽被活生生地改名换姓，活生生地被陌生人牵走，而自己不明不白当了一回拐骗犯的帮凶。当年还有比她更蠢更笨以及更冤的帮凶吗？还有比当年那更欺负人的事吗？她傻呵呵地请客人吃了饭，把大包小包土产送到车站，为对方一行三人买好了车票，再把孩子亲手交给了主凶。
她没有料到，老寅根本不记得什么剧本不剧本，甚至不记得任何往事了，一见到她居然兴高采烈：“杨裁缝又来了？”
她心里一凉，“毛老师，你不认识我了？”
“你不是杨裁缝？”
“你再仔细看看。本大姐怎么是个裁缝？”
“我晓得了，你不是杨裁缝，是信用社的秋姑娘。这下对了吧？”
“你就不记得县剧团里有一个芹菜？”
“你是说芹姑娘？”
“对啊，你仔细想想，就是那个没文化的大歌星莫小芹。你的歌差不多都是由我来唱的，你不记得了？你的军功章有我的一半，我的军功章也有你的一半。我们差不多是狼狈为奸，互相勾结，你怎么就不记得了？”
老寅的目光一亮，把来客再仔细端详。“芹菜？莫小芹？不，芹菜没有你这样白，也没有双眼皮。你不是芹菜。你顶多是酸菜。”他干笑了一声，“你不要以为我不喝酒了，脑壳里就只有石灰渣子。昨天我一看那块地，说顶多一亩三，三伢子还不信，结果呢，他敢不服？”
“我真是芹……”她急得要跺脚。
老人把客人往屋里带，跨过晒着干豆角的篾垫，跨过屋檐下一只懒懒的老狗，跨过一条磨损得深深下陷的门槛，一路上自说自话。“芹菜，芹菜是个好仁义的姑娘，去年还来接我去城里做客，太客气了。她要带我去看什么公园，啊呀呀，坐什么转转车，吓死人的。她晓得我喜欢吃猪脚，一锅猪脚焖得烂烂的，还放了茴香。她晓得我最喜欢一碗苋菜梗子炒辣椒，硬是给我炒了两大碗，一定要让我吃个厌。她晓得我平生就好一口酒，把头锅大曲准备了一坛子。可惜，可惜啊，我没有口福，血压太高，戒酒已经八年啦，不能喝了……”
他没忘记递来一碗茶——缺了口的破碗里，有一圈黑垢印子，还有一只漂在碗边的苍蝇，差一点让客人当场翻胃。他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也没有注意到自己头上的蛛网，手上的血口子，还有白花花的胡楂。他半张着牙齿不全的嘴，朝着阳光花花的门外无限神往，似乎阳光深处有昨日的苋菜梗子炒辣椒。如果没有人从旁打断他，那张老牙错杂的嘴僵在那里，可能很快会流出一丝涎水。
女人咬住嘴唇，急急戴上墨镜，但已经有点来不及了，一颗泪水从墨镜后滚落了下来。她久久地不再说话。
女人留下来了，为主人做了一顿饭，还去溪边洗刷了主人的几件衣物，洗得自己一只手已经酸痛得举不起来。她看了一眼水中倒影，觉得自己不过是老了一些，不过是做过一两次整容，老人怎么就不认识了？一个神经兮兮的老人，当然也会忘记她的种种劣迹，比如舞台上裙子垮落的笑话，比如商店里的大打出手和赔礼道歉，比如要把所有小男人都搞疯搞废的出口狂言，这倒也好，应该说很好。她不知道信用社的秋姑娘是什么人。老人问起一笔粮食款，当然是问秋姑娘，她含含糊糊地回答了。老人又问起一个姓黄的什么人，大概还是问秋姑娘，她也支支吾吾混过去了。她只是擅自作主，把主人两件太破的裤子甩到林子里去了，好像这两件男人的裤子使她眼下大丢脸面。“反正是秋姑娘扔的。”她恶狠狠地把责任推给了别人。
她吃了菜园里一根黄瓜，发现这里除了床下的一堆南瓜，除了屋子里的一种猪食和猪粪的隐隐酸味，不会有她要找的东西，连一张纸片也不会有。一个朋友曾经告诉过她：找到原稿才算拿出了亲子鉴定的基因样本，抓住拐骗犯才有希望。
“毛老师，你今天硬要害死我了。你仔细地想一想，你就不记得一个叫《天大地大》的山歌剧？是你自己写的，你一点印象也没有？”
“记得的。”老人笑了，“曲子不都在省里的杂志上发表了吗？他们好客气，寄来的稿费，五角钱，还得到花桥镇的邮局去领。你说我的面子大不大？我走到那里要半天，走回来要半天，名声好听得很：领稿费。”
芹姑娘哎哟一声，像是遭受了电击，但还是不死心，“你还记不记得歌剧《刘三姐》？你以前一提到就眉飞色舞的歌剧？你把脑袋拍一拍，搅动搅动，再想想。”
“刘三姐？就是电影里那个刘三姐吧？”老人抹了把脸，“了不起的劳动模范，不容易啊。一个婆娘，带着大家修水利，开公路，回来还受老公的气，做了饭还挨骂。她老公像个鸦片鬼，没有什么用的。”
“不行不行，你是真癫了，同志。以前人家还说你是刘三弟，你看你看，现在你连刘三姐都忘记了……”
老人没再回话。来客一看，他已经耷拉眼皮，半张嘴，歪着头睡了过去，脸上还僵住了一个浅浅的笑。
女人翻了个白眼，知道奇迹不再可能发生。陪同前来的乡政府小秘书说过这一点，她眼下才真正相信。她只得不辞而去，临走时扯两张钞票给小秘书，请他给老人代买几条裤子，又留下一个Y字形的东西，说是物归原主。“音叉。这个东西叫音叉。”老寅醒来后没有忘记它的名字，只是不知道它有什么用，不知道它与自己有过什么关系。回头一看，身后已没有人，嗅一嗅，女人的气味也没有了。
他把这个钢质的小棒左一搓，右一捏，在石头上磨了磨，又凑上去嗅了嗅。“可不可以做个鱼钩？要不，做个门钩？”
不久以后，芹姐再次来到这里，带来了录音机和磁带，还带来了一个据说可以施魔法的巫婆，想让老寅恢复一种回忆和辨认的能力。但她来迟了一步，发现老人已经患病去了医院。她看见地上还有包谷，还有红薯，在等待主人来收获。她看见一张犁插在地边，在等待主人来把扶和推动。小路上堆放着一些刺柴，据说是堵野猪的路，防止它们来吃包谷。地头的一个草人，据说是阻吓鸟雀，不让它们来啄菜籽。一抹阳光从山头投照过来，使草人的一件小红衣耀眼夺目，勃发出呼啦啦的一团红光——这是一件女装，做成了大襟式样，用一条旧背心改成的，看上去精神得很。如果芹姑娘没有猜错，草人的小斗笠下，棕绳是两条大辫子，胸前别的一块塑料布则是随风飘荡的手帕。尽管日晒雨淋已经模糊了色彩，她还可以依稀看出草人脸上的一抹口红。
如果不是草人的眼睛画得太像两颗煤球，如果再给它加一个双眼皮或者一对耳环，她觉得它简直是绝代佳人，而且似曾相识。
小草人的背景，是一片遮天蔽日的山林，有积云之下的灰暗和浓重，也有雨雾洗刷出来的清晰，远远的一片树叶似乎都纤毫毕现。正因为看得太清楚，山林就给人一种正在逼近的动感，恍惚之际，像是大地突然立起来，推过来，要把草人一口吞下。
什么人来了。她听到了嚓嚓的脚步声，吃惊地回头，发现路上什么人也没有。只有一阵山风吹过，清凉，湿润，甘甜，还杂有一丝新草的辛辣。一条大胡子黑狗跟在她身边，偶尔舔一下她的鞋跟，似乎认识她。
“你听到什么了？”一个女伴注意到她的紧张。
“我刚才听到了脚步声。”
“我什么也没听到。”
“是我听错了？”
她们带着巫婆走下了坡，走向山口，又听到了身后嚓嚓的声音。她再次回过头去，发现路上还是什么也没有，连狗也不见踪影。
芹姐这些年日子过得有点含混，说不出个一二。自从皮下脂肪有点与她过不去，加上有一批更野更浪的歌手出现，她在歌舞厅风光的好日子已经结束。她去柳老师的公司混了一段，后来说生意场上没有什么意思，很快就扬长而去。不过，这只是她的说法，另一种说法是柳老师的新夫人大骂狐狸精，操着一把剪刀把她赶出了公司。她也去中学代过课，后来说学校生活太呆板，校领导不重视艺术，虽然一直想把她正式调过去，但她考虑再三，不想舍弃自己亲爱的舞台。不过，这还是她的说法。另一种说法是她不识谱，不能胜任音乐教学的工作，在文化测试中又分不清法院与公安局，把克林顿当作一种冰箱的牌子。即算她不曾带着学生们去喝酒和偷花，校方也根本不打算留她。
有两年，她甚至销声匿迹，去了什么地方，去做了些什么，比方是不是真去了省里参加业务进修，也是说不清的。或者说是说了，口气不怎么肯定。只是喝酒的本事见长，罚别人酒的本事也见长，一上桌，要大家用舌头舔鼻尖，要大家靠着墙拿大顶，做不来的，你输啦，喝，给老娘喝！
她好像还是剧团的一员。此时的剧团好像也还存在着，只是大不如前，一旦发不出工资，几个女演员就临危受命，身上穿少一点，香水喷多一点，到领导或老板的办公室里扭一扭，或许能啄回一点赞助。到了后来，钱啄不动了，剧团门口加挂过“艺术幼儿园”的招牌，还加挂过一块“艺术殡葬服务有限公司”的招牌——虽然晦气，但进出大门的人也只能忍着，装作没看见，或者权当是烈士家属的光荣匾，虽与死人扯上关系，但没有什么不光彩。这个世界总是要死人的吧？死人没有什么不正当，而且总是要有个丧礼吧？丧礼也没有什么不正当，而且总是要有人哭甚至有足够的哭吧？这就对了。没看见吗？如今天大地大不如钱大，有些家户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