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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老师，那个本子就真的很重要？”
“怎么不重要？我孵出来的蛋，这么大一个。”他比划出脸盆的大小。
“要不，我赔你钱？”
“不，不要钱。”
“说句大实话，你没必要去找了，其实，找回来也没个屁用……”女主人觉得不宜说得太直，换上另一种说法，“你不必客气，我现在有钱了。就算我买下你的行不行？你卖到哪里不也是卖？”
“对！毛老师的东西不是嗝也不是屁，要她赔钱！要她买！她在歌厅里赚海了钱的！”有人在恶作剧地起哄。
看到老寅没有吱声，或者不等老寅吱声，其他几位也摆出为农民音乐家打抱不平的架势，想出了高高估价的各种理由，汇演和巡演，唱片和磁带，还有编入教材畅销世界的可能性，一条条搬上阵，使卖价数字不断增大，大到了不认真的程度。
“好哇好哇，你们拿芹姐调口味。”芹菜笑着一拍桌，“十万就十万，还要怎么样？老姐今天认栽！毛老师就是把我杀了，动手拆这房子，逼我当丫环，我都认！”
“当什么丫环，当妾吧——”
对，当妾！当妾！当妾！游戏到了这一步，笑声和掌声一齐爆出，还有人在桌上拍巴掌。大势所逼，老寅也咧了咧嘴，不像是笑，但似乎已在笑声中就范，只能自己找个台阶下来了。想再说什么，也说不出口了。毒刑已经上完，杀人不过头点地，他还能怎么样？还想怎么样？大家搬一个圆桌面架在方桌上，忙着上酒菜，准备吃饭了。大家传看着酒瓶，觉得酒的防伪措施是接下来理所当然的话题。他们没注意老寅的沉默，没注意到他一直没有动酒杯。不知什么时候，正当大家举杯，他像是醒过来，睁大眼睛，摇摇晃晃地起身，挺出干干瘪瘪的肚子，挤得桌面晃了一下。他不是要致祝酒词（有两个人这样以为），也不是要检查各个杯子里的分量以防有人酒德沦丧（更多的人这样以为），而是冲着天花板发出一声长啸，吓得旁人不知声音是从哪里来的，不知这是什么声音，左顾右盼好一阵，才发现是他在叫。大家发现他的目光已经空洞，全身有一种电击下的哆嗦：“散伙啊——”他公鸡报晓一般再次扯直了喉管，没等旁人明白他的意思，咣，大圆桌面突然升起来，七盆八碟齐刷刷跃向空中，悬浮了一瞬，东偏西倒落回桌面，再沿着倾斜的桌面乒乒乓乓狂泻而去。鱼片与肉丝共舞，酸汁与辣汤对飞，什么东西滚到墙角，发出零零落落的声音。
他是一只疯了的公鸡。幸亏旁边的人及时闪开，油水没有盖在什么人的头上，但两片菜叶还是溅到了女主人手上。
“你这是做什么？”芹姐愣住了，“你今天吃了生狗屎？你你你真是个癫子？”
“赔我一桌菜。好吧？”公鸡干笑一声，拍拍手，出了门。
“你妈妈的——”女主人跺一脚，口出粗言，看到家里遍地狼藉，哇的一声哭歪了脸，朝另一间房子跑去。
她眼泪哗哗地又把两卷凉席抱出来，狠狠地摔向大门外：“拿走你的烂席子！去垫你的尸！去垫你爹的尸！臭癫子你算什么东西你狗屎也不是你听见没有……”她闭着眼睛大骂，祖宗子孙无所不及，直到有人扯扯她的衣袖，说人已经走了。她睁开眼，探头一看，面前果然只有一条空空的楼道。
老寅走出县城，恍恍惚惚觉得自己做了一件大事。发现自己的东西变成了嗝和屁，发现自己在城里也只是一溜没有位置和没人注意的空气，倒是一身轻松，无所牵挂，心里有一种塌实。
他没有急着回山里，决意去附近一条河，早就听说那里建了个防洪坝，有几里路长，他想看看那条洋灰田埂是不是真有那么威武。他说过，他从小就喜欢大东西，超大的南瓜，超大的树木，超大的卡车，超大的山峰或者堤坝，凡是大家伙都会让他喜不自禁，摩拳擦掌，留连忘返，甚至得意洋洋扬眉吐气，如同自己也跟着大了起来，有开天辟地的神力。他爱看大东西就像一个人经常要吃饭。
熟悉他的人还知道，大概出于同一种大物崇拜，“你死在火柴盒子里去”是他骂人的常用语：在这里，贬低变成了贬小，小到了火柴盒。
但他未能看到那条超大的洋灰田埂，酒劲一过，就开始迷糊，就醒得迷糊，觉得世界有点乱来。他觉得大树踢了他一脚，汽车喇叭声搔了他的胳肢，两个红砖窑塔胖壮无比耀武扬威咄咄逼人，暗暗串通一气，总是同他过不去，找他无理地纠缠了好一阵。他八字硬，从来不怕鬼，不信邪，没让它们占什么便宜。最后，一条道路扑了过来，缠得他呼吸粗重，最后沉沉地压在他身上……他一觉睡醒了，天边已经透白。
他发现自己躲在石桥下一条干涸了水沟里，身上有露气的潮湿，嘴上有泥沙。旁边只有一条狗歪着头盯住他。
他挪一挪腿，发现右膝盖剧痛，原来那里有血迹。
姐在河里洗白绸
举起棒槌泪双流
人家问我哭什么
丈夫小了不称头……
他邪邪地笑着，一跛一跛，唱着小调回了家，路上不知一共花了多少天，不知走出了一条什么路线。脚下一只胶鞋不见了，倒是换上了一只破皮鞋。武警上衣也不见了，但多了一件大红色的球衣，不知是捡来的还是什么人给的。
他一路上想睡就睡，想走就走，枕着月光说梦话，披着露水打呼噜，倒也不会受寒。熟悉他的人说，他体内长期来含酒量超高，已经钢筋铁骨和气血强旺，阴寒奈何他不得。他也从来不怕蚂蚁、蚊子以及蚂蟥，不论在哪里落身，身上干干净净，一身威杀之气倒把毒虫们烧得望风而逃。这其中道理，只要想一想酒精消毒的效果，想一想乡下人常常用烈酒掺兑农药的经验，大概不难明白。
他家里从无蚊子，夏夜里的小娃崽们还喜欢藏在他身边避蚊。他对这一点也觉惊讶，曾经告诉郎中，他的血型既不是O型，也不是A型或者B型，一定是“酒型”。两个不大懂西医的郎中，对这一点点头称是。
他穿着一只胶鞋一只皮鞋终于回到了边山峒。往后的日子里，他没有太多的理由出山，他的故事将渐渐消失。新奇事越来越多，人们轮不到来说他。除了贩竹木和偷猎的人，很少有人会到那一片山里去。一旦他不再出山，一旦他老得走不动了，在山外有些人看来，他就会像一个断线的风筝，朝大山深处不断地坠落，直到最后消失。大山里会有野猪和野麂出没，有时还会有山火突然把绿色变成黑色，或者蝗虫突然把绿色变成黄色，但一个人的消失不会是什么动静。他的音乐还会留下来，只是不再成为一种声音。将来有一个什么人，如果能从压迫目光的重叠山峦中听出交响乐，从飘忽无依的林中流雾中听出独奏曲，从一条小溪的落花数点中听出竖琴和钢琴，那再正常不过。回首惊望的时候，他或者她会觉得寂静中隐藏着什么。
山里太静了。也许，寂静里才有歌的诞生。当对面山上出现了一个蠕动的红点或白点，山里人的问候只可能是一声含混的吆喝。当红点或白点渐渐消失，山里人没来得及讲出的话，永远没法讲出的话，只可能化作独自无奈的吟唱。他们知道听众实在太少了，实在太远了，歌声就会有一种尖厉和悠长，以便升入云天，向山那边似有似无的世界抛落。当年北京的三个老师就是循着这种歌声进山，来到了老寅这个放牛娃面前。他们听了老寅吹的唢呐，还有老寅拉的胡琴，决定把这个赤脚少年带去北京——有一位老师当即为他买了双胶鞋，告诉他怎样系鞋带。
不知为什么，当年的边山峒到处有歌，除了史歌、情歌、丧歌、下流歌，山里人连纠纷都常常由歌声来调解。纠纷绝不告官，是他们千年的铁规矩。哪怕打死人了，他们也觉得唱歌比告官更可靠。纠纷双方只是请出各自的“理头”，对面席地而坐。理头唱一段，在麻绳上打一个结，算是记录。待十个结打满，把绳子递给对方。对方的理头唱一段，在麻绳上解一个结，也是记录。若十个绳结全部解开，就是谈判完毕，化干戈为玉帛，不得继续积怨。如果有输理的一方，这一方照例操刀杀猪，炖一大锅“洗脸肉”，无论何人都可吃上一块，洗脸也是洗心。
倒是有了电视机和录音机以后，山里的民歌却越来越少，耳生的现代流行歌几乎是一把猛药，锁住人们的喉舌。定要唱的话，顶多是吊丧守夜的时候唱两嘴，在老人多的那种场合唱两嘴，有点偷偷摸摸的味道，见不得光天化日。当年的赤脚少年也没有像北京老师们期望的那样，写出什么新的《刘三姐》或者《天鹅湖》。相反，他已经有了皱纹和白发，指头硬得笔都捉不稳了，五线谱上总是戳出了很多破洞。他的歌，不论是开心的还是伤心的，是呆呆的还是凶凶的，还有什么用呢？不论是发表了的还是未发表的，谁还愿意唱一唱？这
些歌已经无法进入舞台，连芹姑娘也不需要了，那它们就真是纯属多余，只能捆成一包扔到仓楼上去，只配在老鼠的小嘴里变成了一堆粉末。胡琴一类玩意也只配发霉和生虫，丢入了屋后的粪凼。
后来有人问起那些东西，老寅就用普通话模仿一句俄国电影里的台词：“斯大林同志说得好，让资产阶级的艺术腐烂吧！”
他对这一格言咯咯咯地笑。
老婆不久前已经离去，在两个儿子中带走了小的，留给他大的。老婆比他大四岁，比他高半个头，曾经同两个偷牛贼打过架，决不让自己的男人吃亏；曾经在油灯下画过很多空白五线谱，一心让自己的男人做大事。怕他在外丢失东西，还在他所有的物件上都缝下或写下名字，几乎把大小各异的毛三寅毛三寅毛三寅毛三寅毛三寅毛三寅毛三寅毛三寅写满了她的世界。她到处标记毛三寅长达二十年，到头来住在漏风漏雨的窝棚里，连看病抓药的钱都没有，连一块豆腐都赊不回来，实在是很委屈的。老寅说：“你不离婚天理不容。这样吧，家里的东西你随便拿，随便拿。”
后来才发现自己说错了，家里已没有什么可拿，用得着的东西，一担箩筐就装得下，只是自己不知道。
离开前，老婆什么也没拿，只是把“毛三寅”三个字缝入他的袖套和鞋后跟，填补最后的空白，完成最后的交代。
他哭了一场，记住了老婆临走时的劝告，不能再癫了，为了儿子，也经不起癫了。斯大林就是他老婆，斯大林的指示就是他老婆的指示：噩梦必须结束，音乐必须腐烂，必须在屋后那个粪凼里腐烂，拌上陈砖土，或者碳酸氢铵，下到大田里去种谷子。可恶的音乐必须生出蛆，生出孑孓，生出绿茵茵的苔藓和黄锈色的泡沫，永远让他望而生厌。何况一台《天大地大》几乎已经掏空了他，榨尽了他，烧干了他，使他再也不可能活过来，一切都无法从头开始。在这一点上，本子的丧失实在及时，他完全不该生气，不该去城里打架（这一点记忆得不够准确）。
他开始养羊，喂鸭子，种谷子，种南瓜，编织竹垫，给儿子笨手笨脚地补衣服。集体的田和牛都分到户了，没有牛群让他照看，能做的就是这些。据他儿子说，他洗心革面并不容易，有一段旧瘾复发，差点想把音乐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