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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声尖厉的惨叫拔地而起，吓得我全身有抽空之感。仔细一听，才知不是什么惨叫，不是有人丧命，是林子里鸟的喧哗。
我可以确定，我完全应该确定，我们在这里什么人迹也没看到。除了树上有一张蚊帐般的大蛛网让我心惊，除了一种草叶毒得我两腿奇痒，这里只有各种野花争相开放，足以让你想象自己落入了一个万花筒天旋地转。在一种有草腥气息的晕眩里，你还可以看到一大群蝴
蝶扇动着阳光的碎片，遮天蔽日地从天而降，感觉到全身被无数个光点一瞬间击穿。
坐在这块石头上，同行人谈着引水工程以及将来的大规模开发。我没有什么好说，回望水那边，恰好可以看到村子里的几户人家，包括看到孝佬的那两间瓦房，看见他的屋顶上照例没有炊烟。我知道，他很久没有来我家了。我知道，像其他有些农民一样，失去土地以后，他就去城里打工了。他算是运气不太好，打完第一年工，老板跑了，让他一个工钱没有拿到。第二年算是拿到了工钱，但老婆跟上一个照相的浙江佬，要跟他离婚，还要带走儿子。儿子想了想，对母亲说：“爸爸一辈子抓泥捧土，好辛苦，我不会离开他的。”母亲说：“妈妈再给你找个好爸爸。”儿子说：“我不要新爸爸。你一定要离婚的话，我就穿一身白衣到汽车站去送你，给你叩三个头，但从此以后你不要回来，我也不会去找你。”这话是孝佬说给我听的。
还是从孝佬的嘴里，我听说他婆娘听完儿子的话，跑到山上大哭了一场，但还是走了。儿子果然穿着一身白衣去送她，果然是在汽车站撅起瘦小的屁股，冲着她的背影跪叩三番，直到夜色降临还跪在路口，直到泪水流干还面朝着公共汽车远去的方向。是一个陌生的老头儿最终扶起了他。
从那以后，母亲再没有回家，再没有寄钱回家。为了独立负担儿子的学费，孝佬在工地上不再吃早餐和晚餐——因为老板只管一顿免费的中饭。这样，他每次看见同伴去吃饭，就假装上厕所或者逛街，一直熬到中午，一直熬到可以白吃的时刻，再狠狠吃他个两眼翻白，又是嗝又是屁地动静很大。他后来一失足摔下脚手架，摔断了腰骨，大概就是涨昏了头或者饿昏了头的缘故。
他一度回到了村里养伤。我有时看见他一手扶着腰，在山里挖药，或者给邻居阉鸡，还给学校里这个或那个老师挖地，种点菜秧，好像他吃着百家饭管着百家事，或者是一个无家可归的游魂。后来我才知道，他欠了很多人的钱，一时没有办法还清，就用气力来还一点人情账。
有时他也一手扶着腰，拿着十几根多余的菜秧来找我，问我要不要赶着季节栽下。这时候，他蹲在地头，接过我递过去的一根烟，嗖嗖地吸出声音，总是嘟哝到他的儿子。儿子在县城里读高中，本来成绩好好的，去年竟然考了个门门不及格，退学了，去了广东的工厂。其实学校里的老师同学们都知道，他是故意考砸的，是想考出个退学的正当理由，早点去打工赚钱替父亲还债。
“孽障啊，你看看，真是个不忠不孝的孽障啊！这个该吃枪毙的，英语只考了个八分，传到外面去，把我祖宗的脸面都糟贱成屁股皮了。”
父亲一说起这事，就抽自己一大耳光：“我就是腰不好。要不是这腰，我早就跑到广东去了。我要找到他，打断他的腿！”
“你不要怪他。年轻人也不是只有读书一条路。”
“不读书怎么办？不读书怎么办？你说怎么办？到时候不就像我？一辈子就土虫子一条？”
我连忙岔开话题，问他为什么不另外找一个老婆。女人的话题也许能使这个单身汉开心一点。
“我有儿子了啊！”他瞪大眼睛。
“我不是说儿子，是问你为什么不再找个女人。”
“我有儿子了啊，已经有了啊。我对得起祖宗了，还结婚做什么？还养个婆娘来吃饭？来费衣？来摆看？”
这回轮到我有点费解了，“你毕竟……才四十出头，就不要个做饭的？”
“做饭最容易了。我煮一锅，吃得了两天。”
“就不要个伴，好说说话什么的？”
“我不喜欢说话。”
他已经栽完了菜秧子，又摘了些大树叶来给菜秧子遮阳，防止它们遭到暴晒。看他对菜秧子兴冲冲的劲头，我怀疑他根本没听懂我刚才的话。他平时随便找个碗，往地上一砸，取块瓷片就可以帮邻居阉鸡或者阉猪，甚至给自己剜疮或者割疣，他莫不是又砸了一个碗？取一块瓷片把自己给阉了？这是另一种可能。不然的话他为何对再婚毫无兴致？
春天又来了，我家的芥菜果然长得很猛，每一棵就胀得地皮开裂，能让你挖出碗大的菜头，可见孝佬确实熟悉这里的泥性。春天里的茅竹齐刷刷抽笋，很快就绿成了密不透风的一片，有几只鸟在那里面扑腾或者啼叫，总是引起来客们的注意。我不得不去间伐掉一些茅竹的时候，就想到了孝佬。我早就取下了铁锁，敞开了院门，希望他什么时候提着柴刀前来，但他的脚步声倒是不再出现了。我家的五月阳已经繁殖出一大片，开出的花朵像满地金币，却没有人再来挖采。
我路过他家门，发现门上挂着锁。他是去寻找他的儿子，还是去哪里给人家帮工还人情，抑或是去城里找他的一位兄弟，不得而知。
他的邻居也不知他去了哪里。更准确地说，他其实已经没有多少邻居。村子里有点空空荡荡，我的脚步声足以引起巨大的回响，我的说话声也足以让自己惊吓。一张大门锁着。另一张大门锁着。另一张大门还是锁着，就像一场瘟疫留下了突然的空阔。声音在这里出现了奇异的放大，一片树叶的轻落，一只蝴蝶的飞掠，一缕微风的穿过，几乎都是这里震耳的惊雷，震出天地间滚滚的声浪。还算好，我找到了一间有人的房子。但留在这里的老人和小孩似乎已经习惯了寂寞，不大说话，只是倚着门，直愣愣地看着我。你完全可以看出，他们的
眼光里有欢迎但没有惊奇，看我离去时有欢送却没有惜别。也许他们已经生疏了人间交往，常见的世界只是泥土和泥土和泥土和泥土和泥土，常见的活物也只是野兔、野麂以及飞鸟。那么我在他们眼里不过是一只人形的鸟，即算挂着古怪的墨镜和照相机，也还是一只鸟，一只稍微有些特别的鸟，不过是来此落脚，吃点谷米，撒点粪粒，然后又飞上前面的山岗，离开他们的视野。
我问他们：打工的人会回来吗？比方说，过春节的时候会不会回来？
他们说：可能回来，也可能不回来。
我问：他们总会要回来的吧？
他们说：当然，总要回来的。
我看见了好些空屋都充当着库房，堆放着一些杂物，有烧剩的干柴，有破摇篮或者旧水缸，当然更多的还是一些农具，比方木头大禾桶，是以前给稻子脱粒时要用的；比方说木头大风车，是以前给谷粒去壳时要用的；还比如木制的龙骨水车，复杂和精巧得像巨大的骨雕项链，是以前抗旱引水时要用的。眼下，它们用不上了，或者说是被更先进的金属机器替代，只能在这里蒙上尘垢，冷落在某个阁楼上或者墙角里。奇怪的是，主人把这些东西都保留着，没有把它们烧掉，好像它们还会有用上的一天。
在这些人家的屋檐下，在横梁上或者走道里，一定还停放在一具或者数具棺木，不可一世地占据着很大的位置，翘起的棺头更有点趾高气扬，只差没有喷出呼噜噜的鼾声，或者高声大气的一个哈欠。
我知道这些棺木是主人们的宝贝：一户人家如果有这样的棺木，足以证明这一家略有积蓄，还有对未来的及早准备，常常引起他人的羡慕和称道。生活从此就可以过得踏踏实实。
我还突然想起了前不久院子里的一只鸟。有一个初秋的夜晚，这只鸟在林子里呱呱呱地大叫，搅得我根本无法入睡。我只得摸黑去寻找和驱赶，用木棒敲击了好些树杆，用石块射击好些树杈，但最终不知它藏在哪一片墨色的树影里。直到第二天早上，我才发现鸟叫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停止，而且发现这只鸟就死在石阶上。它身上没有任何伤痕血迹，只是瘦成一包壳，掂在手里轻飘飘的，像一片影子。它有蓝色的的翎毛，有橘红色的眉圈，有眉心间的一点纯白，其实美艳惊人。
它为什么死在这里？它是不是带来了远方什么不祥的消息？抑或远方什么喜庆的消息？曹家老头儿曾经低声说过，要我注意初秋夜晚里的动静。我这才发现，那老头儿看似疯疯癫癫的，其实是个知情人，对我早有暗示。在这一刻，我甚至相信七十年前七百年前七千年前七万年前所有在这里生活过的人都是知情人，对今天的一切几乎了如指掌。他们大概早就知道，早就在口口相传，有一只无名的鸟今天将会在这里，死在露水和晨光之下。
我把它埋葬在竹林边，踩紧了一堆新土。
山歌天上来
当年的老寅背有点弯，在椅子里坐久了，背上挤出几轮布的皱褶，使上衣变得前长后短，一起身，后片像幕布一样向上拉吊。
当年的老寅在汽车站等了片刻，打了个长长的哈欠，看天色已晚，扛着他的竹椅四处找
人问路，最后找到了县文化馆。现在，他已经面对我们，让我们略略感到挑选词语的困难。比如他的脑袋小，不好说一个，更像是一粒；眉毛粗，不好说两条，更像是两把；耳朵倒很大，说两扇或者两页，可能更合适。文化馆的老柳肯定是不大习惯这个一粒，挥挥手，说出去出去，这里没有人买椅子。
听说方申明自己是来报到的学员，听对方埋怨汽车埋怨天气而且埋怨这个文化馆实在不好找，老柳才有些吃惊：你说你就是毛三寅？
“唔呵……”
“你就是边山峒的那个毛三寅？”
“唔呵……”
“慢点，你们那里没有另外一个毛三寅吧？”
“有吗？”
“我问你。”
“村里的伙计把我家老大叫宽老倌，把我家老二叫宜老倌，把我就叫成寅老倌。我不喜欢这个名字，没有办法啊。”
小脑袋一脸的无辜。
老柳查了一下对方翻找出来的会议通知，白纸黑字，手续齐全，不好再说什么，带着他去客房完事。客房门有点窄。来人背着四张竹椅别别扭扭，一个椅脚横扫过来刚好刮在老柳的嘴上。“你带这么多椅子做什么？”椅子那边有尖叫。
小脑袋还卡在别扭的姿态中，“对不起。这椅子结实，凉快，街上的人就喜欢这种椅子，二舅娘一定要我带几张来。二舅娘说了……”
柳老师不关心二舅娘，揉着嘴巴走了，气呼呼来到文化馆长面前：“那个毛什么是哪个推荐的？是叫他来弹棉花还是叫他来阉猪？什么农民音乐家？我看是只猴子，还没完全变成人吧……”馆长是本地人，对老寅倒是有几分了解，说你不要小看他，他可不是一般人士，在北京读过大学，五岁就拉得胡琴，鼻子吹得了唢呐，我家的两个亲戚都晓得他的大名。柳老师根本不相信，鼻子里一声冷笑：“他晓得北京是在祁阳还是在麻阳？”这是两个小县的名字，“他晓得大学的门是朝东还是朝西？你看他那样子，长着一个阉鸡脑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