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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我用得得心应手。我想我前生肯定是一个灵巧的木匠。
我把曲扬与林元找来一同看电视，我们就像七十年代没见过电视的人一样看得如醉如痴，对节目大加评论。
那时在播电视剧《致命邂逅》，是根据女作家张欣同名小说改编的。小说写得不错，改编成电视后却很花哨。基本就是“你爱我来我爱他，几男几女几老妈”。 当时播到结尾，女主角经历万千，终于选了一个爱她的大款。
电视里她与大款最后在电梯前相会。只见电梯上的女主角东张西望找大款，大款翘首企盼望伊来。看不见，看不见，俩人就是看不见对方。简直是白痴，才多长的电梯呀！我们仨看得直撇嘴。
“啵！ 啵！”
“上！上！”
我与林元大喊。
电梯还在走，他们还看不见。
“啵！上！”
“上了她！上了她！”
“妈的！你要是再不上我就换台了！”
后来，我们真换台了，演得太假了，它也好意思演，我们都不好意思看了。觉得那个女主角太矫情了，脸盘子那么大，还愣装没性欲的纯情妞。
那个电视机看了三次就不出影了，刚开始拍一拍还能凑合着看，后来冒了一股烟就只能当小凳坐了。折算了一下，同看电影的价钱差不多，不过那个小凳坐起来挺舒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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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扬倒从不说我和林元都说的那种粗话，但是她也不反对我们说，她总在一旁起哄跟着笑。最令我没想到的是她管林元叫“安全丢丢”，林元屁股长得很鼓，叫“丢丢”很正常，“安全”那两字刚开始我以为是指安全套的“安全”，后来才知林元以前在国家安全部门待过很短的时间。这段经历，就连曲扬也只知这些，根据纪律，不能多说。曲扬管他叫“安全丢丢”时充满爱意，我可没那么客气，就直接叫他“国家机器”，有时就叫“机器”。
发现人大游泳不贵。我、曲扬和“国家机器”就去游泳了。天冷水很浑，看来有很多人不洗澡就下了水。
“国家机器”果然与众不同，下了水之后什么也不说，游上五个来回。然后，很酷地坐在池边。看他那副吊样我决定刺激他一下，就问他水是不是有点儿咸。
我会水，在水里沉不下去，但是游姿不美，就是“激情自由式”，实际上就是“狗刨”。说好了让他们教我蛙泳的，这两个人可能是世上最认真、但教法最差的老师，对我说“要上臂斜伸四十五度，手先划，腿再蹬，一手一腿不可同时动，要用手‘抱’水。”
我对这种“庖丁解牛”的教法最不能领会，累坏了他们，我的脸也红了。他们一个劲地鼓励，说：“游呀，游呀。”我忽然不好意思游了，一个原因是觉得自己太笨拙，另一个原因是觉得自己身材不好，在那儿瞎扑腾一定很丑。
当时我穿的是蓝色的分体泳装，在这两个健美的人面前，一个劲地缩着身体，觉得自己的身材很差劲，因为没想到现在还不如那时候，现在我再穿那件泳装，才知什么叫大势已去。结果最后是我一个人跑到离他们很远的角落，把自己想像成一只青蛙，“哗哗”地游走了。
原来就这么简单。
那天我学会蛙泳后，林元就一个劲地对我使坏，拿腿绊我，把我的头往水下按。在水底下，他的身体像一尾大滑鱼，让我浮想联翩。
我开始喜欢这个好看的家伙，其实一直都喜欢，只是现在有了点儿自信而已。这点儿自信来自于相处时间长了，对自己所谓“思想”的自信，希望某个男人为自己内心的“丰富美丽”喜欢上自己。
我希望林元喜欢我，哪怕只一点儿喜欢。我一点儿也没有同曲扬抢林元的意思，抢也抢不走。我只是太寂寞了，希望有个人欣赏我喜欢我而已。而我身边又没有别的男人，只有“国家机器”这一个。
有时我想，所谓爱情，不过就是孤岛上的爱情罢了。我们总是生活在一个又一个孤岛上，我们不一定非要爱上这个人，可是在孤岛上只有这么一个人。我们骗自己说这就是爱情，其实不是，是因为我们需要一个对手来谈恋爱。当我们离开了这个孤岛，来到了另一个孤岛，这幕东西就会重新上演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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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行业大形势不好，公司年底就要裁人，我开始没在意这件事，因为我的业绩不错。然而，人事经理却找我谈话了。那一刹那，我觉得羞愤难当，一时间有种自己被他们当猴耍了的感觉，肯定是那大屁股脸经理搞的。
那天，我一回办公室就有同事让我去人事部一趟，没事上人事部干嘛？我瞅了一眼周围的同事，他们都假装低着头，我就知道准没好事。这帮窝囊废！业务做不过我，马屁拍得都不要脸了，背后不知在大屁股脸经理面前说了我多少坏话。我永远搞不懂中国这些人，官瘾大得能忽略实际的利益。我虽然不低眉顺眼，可是我能拉业务呀。他不需要在我身上提成吗？难道从我身上赚的钱还不够补偿他没有被拍到马屁的空虚？
还有，一个民营企业，你要是的利益，图的也是利益。那些老板却常常坐错了位置，把自己当成一个领袖，需要职工的顶礼膜拜与精神降服。你以为你是国企老总呀，整这些没有用的东西，人家糟蹋的可是国家的钱！北京这种民营老总多的是，不管是有文化的还是没文化的，动不动就跑去给职工洗洗脑，以为自己是精神导师，运动的热情绝对比赚钱的本钱多。
其实他们不炒我，我也打算走了，可是被炒与主动辞职那完全是两回事。最可气的是他们还要让我把全部客户资料交上去，想都别想！老子辛辛苦苦跑出来的东西给你？要是我主动辞职的，难说我会给他们留一份。好在前几天我从网上找到一个没有用的北京学校名录，闲着没事打印了出来，交上去顶事。
走的时候，我在电梯口看见那个督导，悠闲地摆弄着门口的绿色植物。我想以后他培训时谁替他起哄架秧子呢。
走到北太平庄地下通道的时候，远远地就见有一群摇滚青年席地而坐，弹琴卖唱。年纪不大，长得都不错，穿得也时髦，不知是真乞讨还是体验生活。北京地下通道时常有这样卖唱的人，但一般都没这么体面。西直门地铁那有一对盲人夫妻用美声唱法卖唱，他俩有时候也到海淀图书城，我是他俩的老施主，见一回给一回钱，有时也停下来听听。
但这次遇到的是几个清秀的摇滚青年让我犯了难。不给吧，也许他们真的饿了呢，“山鹰”还是一个什么别的乐队刚来北京时不也乞讨过吗？再说地上那么凉，他们多遭罪呀；给吧，一块两块又给不出去，他们可是和自己年纪差不多的同龄人呀。最后拿出二十块钱放进了那个钱盒，连人家的眼睛都没敢对视，怕他们不好意思。
然后，转身匆匆走了，而他们在身后为我唱了一首非常清丽的歌。我那天穿着那件羊驼大衣，不太像穷人，也许他们认为我是一个爱心丰盈的悠闲少妇。
其实我还不如他们，他们虽然乞讨，但只不过是在客串，并且干的还是自己喜欢干的事。而我呢，却是一个永远为生计奔波的业务员，一个没有希望又刚刚被炒鱿鱼的可怜虫罢了。
那段清新的旋律我一直记得。那不是摇滚的旋律，甚至连“软摇滚”也不是，但是却非常符合我当时的心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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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去之后，非常郁闷，有一种深深的挫败感。我想所谓自卑与自信、乐观与悲观，肯定不是天生的，肯定是在后来人生的无数事件中一点一滴累积决定的。在漫长的无休止的卑微、失败与孤寂冷落中，没有人能自信又快乐。
为了让这些可怜的失败的小人物快乐一些，就有人向他们宣布一些自欺欺人的谎言。让他们相信，只要积极地、快乐地尽他们的本分，他们就能成功，而不管他们自身的条件有多差；如果他们恰巧没成功的话，那也没关系，因为从另一个角度看，过程本身也是快乐的。这种放屁的理论经常出自粉饰太平的《读者》、《青年文摘》。
我想我被炒鱿鱼这件事如果被这些杂志书籍报道，应有以下几种标题。
《读者》：人生一定要被炒一次。
《青年文摘》：我当上京城白领的挫折之路。
《读书》：城乡二元化——涌向城市的迷思。
《知音》：绝望的大妞啊！难解经理被炒恨！
要是从这里选，我倾向于《知音》，它夸大了底层人民的爱恨情愁，直来直去。我现在的确非常恨那个大屁股脸，他让我有种不被认可的挫败感。
第二天十点才起来，倒真是舒舒服服地睡了一觉。
这天，大院里只剩我和林元，曲扬去河北三河县演出了。到下面的县城演出，出场费极高，包吃包住，一个星期三千块钱。那天正好是林元生日，曲扬本想推掉那个演出的，但是想想又算了，他们最近挣的钱并不多，难得有这个机会，生日嘛，回来再庆祝也可以。
下午去叫林元的门，林元正在给一个健身中心打电话，他想找一个健身教练做第二职业，已联系得差不多了。而昨天，他们都知道我失业了。
我对他说：“你过生日，今天我请你。”
“你请得起什么？”
“三陪！我买单！”
经过反复考虑，他决定去颐和园玩。我觉得生活有时真可笑，我们就住在颐和园旁边，却从未进去过。每天忙忙碌碌地为了生计，不忙的时候又嫌门票四十五块钱一张太贵。
我一向认为重复活动都是“玩人不玩景”，没有好的玩伴就是到天上人间也不会太有意思。现在身边有了这一个帅哥——虽然是别人的帅哥——我也发现景色美不胜收，这种单独与帅哥在一起的感觉真是好。三人行的时候，路人瞅过来，一眼就能看出我是个灯泡。现在我巴不得多碰见几个人好显摆显摆。可惜当时正是冬天，我们也只是偶遇鸳鸯两三对。
颐和园很大，我们出来的时候，我已经把体育舞蹈的起源、种类、运动量大小都听得明明白白，并且产生了狂热的学习热情。那些跳体育舞蹈的女的个个健美妖媚，迷死人了。我想像自己能成那个样儿，美死了。
于是一定要让林元这家伙当我的舞蹈老师，这个舞蹈老师只在当晚给我上了一次课。现在我也不学了，一学就想起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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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晚，我做了几个菜，算是生日晚餐。一个红烧排骨，一个酸菜鱼，一个酸辣瓜条，一个醋焖辣椒。除了酸菜鱼费点儿事，剩下的几样都好弄。我做饭的手艺不错，态度又好，经常推敲琢磨。
有时候，我觉得自己上辈子一定是个能工巧匠。也许是一个木匠，也许是一个画匠（给死人扎花圈、纸人的），因为我能在自己想出的奇淫巧技中得到巨大的乐趣。以前单位办公室有一个文件柜的门总是关不上，长年四敞大开。我到那屋第一天就开始研究它，找人修不算本事。最后我只在柜门上订了一个大头钉，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因为大头钉增加了摩擦力。
因为我有这样的爱好，所以我经常给林元与曲扬做饭，这两个人吃后赞不绝口，那是，白吃还不再说点儿好话谁干呀！
我与林元喝了一些酒，啤酒白酒都喝了。开始喝的时候还为各自的处境大大发了一通感慨，后来又莫名其妙地兴奋起来。我本身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