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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真是一个感人的故事。照理说，交战的时候，碰上敌手出了问题，正好乘虚而入，乘胜追击。但是庾公之斯不忍心这么做，因为他的老师尹公之他是一个正人君子。他会觉得，既然老师当初看中了我，收我做学生，是因为我跟他的个性理想接近，也是正人君子。既然要做正人君子，就不能乘人之危，所以我今天必须放子濯濡子一马。子濯濡子因此保住了性命。不过，归根到底，还是子濯濡子有眼光，因为他收到了尹公之他这样的好学生，以至于在危难关头，逃过一劫。
6。守经达权
儒家讲求择善固执。择善之后，还要固执。固执就是坚持原则，决不妥协。但固执所坚持的是自己内心的真实感受，而不是外在的表现方式。譬如我坚持对父母的孝心，但是表现方式却要依实际情况而定，不能顽固。孔子说：“无可，无不可。”他不是顽固的。孟子也说，绝不能执迷不悟，一定要守经达权。“经”指规则、规范，“权”指变通。一个人坚持原则没错，但在具体做事的时候，也要能加以变通。否则你光固守原则，而不知灵活变通，到最后恐怕就窒碍难行了。《孟子》里有这么一段故事：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亲，礼与？
孟子曰：礼也。
曰：嫂溺，则援之以手乎？
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权也。（《孟子·离娄上》）淳于髡说：“男女之间不亲手递接东西，这是礼制的规定吗？”
孟子说：“是礼制的规定。”
淳于髡说：“如果嫂嫂掉进水里，要用手去拉她吗？”
孟子说：“嫂嫂掉进水里而不去拉她，就是豺狼了。男女之间不亲手递接东西，这是礼制的规定；嫂嫂掉进水里则用手去拉她，这是变通的方法。”
淳于髡是齐国有名的辩士。古时候的礼制规定普通男女之间不能接触，譬如把一本书交给一个女孩，不能直接给她，要放在桌上，请她自己来拿，避免手碰到手。而且不但陌生男女之间授受不亲，甚至叔嫂之间见面也不能多说话。因为古代人是一大家子住在一起，要严格防备男女之间任何可能的误会。淳于髡就问了，假设嫂嫂掉进水里快淹死了，我这个做小叔的能不能用手去拉她呢？意思是，一方面她是女的，一方面她又是我嫂嫂，双重限制，该怎么办？孟子说，嫂嫂掉到水里而不去拉她，那简直是豺狼野兽，毫无人性了；因为一个不认识的女孩子掉到水里都该去拉她，何况是你的亲人呢？你怎么能为了守住礼的规定，而居然狠心看着亲人淹死，这不是残忍的豺狼吗？孟子说，男女授受不亲，这是礼；嫂溺援之以手，这是变通。因为这时候救人是第一位的，应该通权达变，不必拘泥古礼。
人活在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规范，这些规范维系着社会的秩序，但是人的现实处境却个个不同，因此要培养判断的智慧，既能遵守常规，又能做到变通。譬如一个年轻男子在路上走，旁边一个小姐走过来，后面突然开来一辆车，这时候为了救这个女孩子，要一把把她拉过来。这时，小姐不但不会怪你拉她，还感激你救了她。相反，如果后面没有车，也没有任何危险，你突然去拉人家，不就变成性骚扰了吗？所以礼仪的规定是一个常态，是正常情况下不能做的事情，但是碰到非常情况，就要懂得变通。好像我们学习文法一样，学外语的人都知道，有些日常习惯用法是不合乎文法规定的，可是照样用。
其次，“礼”的原意是要提供一套社会规范，使我们内在的感受得到表达的方式。不过，礼一旦形成后，也可能成为桎梏，处处限制人，所以“礼”一定要有内心的“仁”做基础。“仁”则是出于真实的感受，两者配合起来，才能使一个人的行为恰到好处。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礼必须以人真诚的心意为前提。孟子强调“执中无权，犹执一也”，采取立场必须权衡轻重，懂得变通，否则会因噎废食。
所以，儒家的思想既有原则，又能变通，这里面需要智慧的判断，而判断的基础在于真诚的良知。佛教里也有一个类似故事。老和尚携小和尚过河，碰到一位女子想过河又不敢过，老和尚主动把她背过去了，然后放下女子，继续赶路。小和尚就问，师父，你犯戒了，怎么背女人呢？老和尚说，我背过就放下了，你到现在还没有放下！儒家的思想也是这样，我真诚的愿意帮助别人，只看他是否需要帮助，而不要问他是什么性别，什么身分，什么角色，什么地位。在急难的时候，每一个人都应该真诚的伸出援手，对于别人、对于天下人都是一样。
在这段对话的最后，淳于髡又问孟子：“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何也？”现在天下人都掉到水里去了，您却不肯伸手，为什么呢？等于他知道孟子是个人才，很有本事。现在天下政治败坏，世事无道，他责怪孟子怎么不出手相救。孟子回答：“天下溺，援之以道，嫂溺，援之以手，子欲手援天下乎？”天下的人掉到水里，要用正道也就是“仁政”去救；嫂嫂掉在水里，要用手去救。你难道想用手去救天下的人吗？也就是说，国君必须觉悟，启用人才来帮忙，实施正当的措施，改善老百姓的生活，才能救天下。但孟子只是一个学者，国君不任用他，不给他信任，不给他权力，他是没有办法去做造福百姓的事的，这超出了他的能力。孟子用这个比喻来说明，淳于髡的想法太幼稚，太狭隘了。
仁政理想
1。一暴十寒
孟子抱持入世情怀，也像孔子当年一样，周游列国，与许多国君见面，希望“得君行道”。《孟子》一书的前几篇就记录了孟子和各国国君的谈话。有些人读到这儿会觉得没意思，司马迁就说他读到《孟子》第一章的第一段话，梁惠王问孟子“何以利吾国”，就“废书而叹”。我与他正好相反，不但不把书本合起，反而急着想知道孟子如何回答。接着，我的感受是惊喜连连，因为孟子的辩才无懈可击，思想更是精微深刻，而辩才与思想结合起来所产生的震撼效果，则为古今罕见。
首先，孟子与当时手握大权的诸侯见面时，当然明白这些诸侯想要的是什么，是富国强兵，称霸天下。结果他所提供的却是“仁政”。一个人怎能如此“对牛弹琴”而依然充满自信呢？这就有赖于口才了。孟子的口才来自丰富的学识和人生经历。他随口引述《诗经》与《书经》，显示超强的记忆力，因为这些资料是大家都接受的古代智慧，所以具有高度的说服力。光是背诵不算什么，他还能灵活运用，把古典引入现实处境，让诸侯无言以对，只能茫茫然地点头认可。
孟子的仁政并非纯属理论，而是要由经济政策着手，对农业社会而言，百姓只要平安度日，得以养生送死无憾，然后加以适当的教育，提升人伦秩序的水平，国家自然上轨道。要推行仁政，国君必须减轻赋税，照顾百姓，或者就抓紧四个字：“与民偕乐”。君民同心，天下怎能不治？孟子反复说明如何进行经济改革，但是并未引起共鸣，因为若要与民偕乐，则诸侯首先就得放弃“作威作福”的权力，还须克制“好色、好勇、好货”的无穷欲望，然后呢？再经常听取孟子的教训。
孟子的教训其实很好听，因为十分生动。他实在喜欢说话，往往是国君提出一个问题，他就引申发挥为一篇演讲，让国君上了一课。孟子说话除了引述经典与史实之外，还有创造格言的非凡能力。我们今天还在用的许多成语格言，都出于孟子之口。譬如“一暴十寒”这个成语，就来自孟子和齐宣王的对话。
孟子跟齐宣王宣传他的仁政理想，但一时不见有什么效果。于是有人就问，是不是国君太笨了。
孟子曰：“无或乎王之不智也。虽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见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孟子·告子上》）。
孟子说：“对于大王的不明智，不必觉得奇怪。即使有天下最容易生长的东西，如果晒它一天，再冻它十天，没有能够生长的。我与大王相见的次数太少了，我一离开，那些给他浇冷水的人就来了，我对他刚萌芽的一点善心又能怎么样呢？”
孟子实际上是把自己比作太阳，把齐宣王比作植物的种子。太阳晒一晒，他开始发芽，开始成长。但是孟子走了之后，别人都来浇冷水，说这个理想太高了，做不到。因为“仁政”先要自我约束，替百姓设想，这太难了；而且别的国家不做，以前也很少有人能做到。如此一来，齐宣王就灰心了。“一暴十寒”的典故就源于此。
古代的国君因为权力太大，权力又使人腐化，做判断时很难考虑周全，所以需要好的大臣来辅佐，但是只靠一个好的大臣偶尔说一些好的意见，国君是不容易坚持下去的。
孟子曰：“仁之胜不仁也，犹水胜火。今之为仁者，犹以一杯水救一车薪之火也；不熄，则谓之水不胜火，此又与于不仁之甚者也，亦终必亡而已矣。”（《孟子·告子上》）
孟子说：“仁德战胜不仁德，就像水战胜火一样。现在实践仁德的人，就像用一杯水去救一车木材的火；火没有熄灭，就说这是水不能战胜火，这样就给了不仁德最大的帮助。最后连原先的一点点仁德也会丧失的。”
什么意思呢？水要胜火，需要相当的“量”。你看到一整车的木材着火了，用一杯水去救，怎么可能熄灭火呢？数量上相差太远了。仁的作用也不能靠一念之转，孟子跟大王见一次面，别的泼冷水的大臣跟大王见十次面；一次给他温暖，另外十次给他寒冷，种子再怎么样发芽，也无法成长。那怎么办呢？只有一个办法，就是长期而大量的去行仁，才能胜过不仁。就好像你做一件好事，别人做十件坏事。你说我这一件好事怎么能胜过他做的十件坏事呢？你再做十件好事，就胜过了。
孟子强调一个人行善要有恒心，要不断累积，到了一定时候才能够改变形势。很多人年轻的时候怀抱理想主义，一旦发现理想不能实现，很容易就放弃斗志，变成虚无主义。西谚说得好：“理想主义的旁边就住着虚无主义。”认为理想没用，反正实现不了，人生再奋斗也一样，好人坏人都没有得到报应。这种想法会使很多人放弃理想，或者同流合污，或者抑郁寡欢，而让下一代有理想的年轻人，感觉更加失望，可以说是对人性很大的伤害。而孟子教导我们，凡事都要避免“一暴十寒”，我们做好事，不能说只做一件，就希望改变这个世界，我们需要不断的努力，累积到最后，正义一定可以胜过不义，这就是儒家的信念。
2。缘木求鱼
做任何事都需要方法。西方人喜欢讲两句话：Do the right thing，做对的事；Do the thing right，把事做对。做对的事和把事做对，都需要正确的方法。
孟子有一天和齐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