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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汤米的学习成绩和在学校的表现向他们详细地介绍了一遍，我很想能找到一些恰当的话让汤米的父母了解我的看法，但是这些话无法从我口中说出。也许他们只看见了汤米的一处不足：写作业的粗心。
突然，我看见了一张揉皱了的被泪水浸湿的作文纸很随便地放在汤米桌柜里面，两边都写满了一句句相同的话，但并不是布置的作业。
我默默地把那张纸拿出来递给汤米的母亲，她看了一遍，没有说话，把它递给了丈夫。他皱着眉，很快他的表情变得柔和了。他一遍遍地看着那张纸，时间好像停止了。
最后，汤米的父亲小心地把那张纸折起来放进口袋里，握住了妻子的手。她一边拭着泪一边微笑。两人都没注意到我的眼睛也湿润了，丈夫帮着妻子把外套穿上，然后一起离开了。
上帝用他自己的方式帮助我使一个破碎的家庭得以重新和好，他把我的目光引向那张被一个伤心的男孩用苦恼所填满的纸，那上面写的是：亲爱的妈妈……亲爱的爸爸……我爱你们……我爱你们……我爱你们……
（杰恩·林得史多姆）
世界上最酷的爸爸
老年的悲剧不在于他已经衰老，而在于他依旧年轻。
——奥斯卡·王尔德
当我出生的时候爸爸已经50岁了。在别人有“妈妈先生”这个绰号之前，他已经因这个称呼名闻遐迩。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代替妈妈而成为持家的人，但是我是我所有小朋友中惟一有爸爸陪在身边的人，从这一点来说我认为自己很幸运。
在我上低年级学校的多年中，爸爸为我做了许多事情。他让学校汽车司机到我家门口接我，而不让我到六街区远的普通汽车站。当我回家的时候，他常常已为我准备好了午餐——花生酱和肉冻三明治。我最喜欢过圣诞节，螺旋形式的三明治周围嵌满绿色的糖块并被剪成树的形状。
随着我渐渐长大，我努力想获得独立，我想摆脱掉这些父爱的“幼稚”的迹象，但是他不打算放弃。我进了高中之后，不能再回家吃午饭了，我便自己带饭，爸爸每天早早起来为我准备好午饭。在饭袋的外表是他自己设计的描绘山景的图画（这成为他的商标），或者一个刻着“爸爸和安吉”的心在饭袋的中央，在里面将有一块印着同一个心或“我爱你”的餐巾。许多次他写上一个笑话或谜语，他经常有一些可笑的话逗我笑并让我体会到他爱我。
我经常把我的午餐藏起来，这样将没有人看到饭袋或餐巾上的话，但这并没有隐瞒多长时间。一天，我的一个朋友看到餐巾，第二天我的所有朋友都等着看这块餐巾。他们也模仿这种方法，我想他们都希望也有人向他们显示那样的爱。我为有这样一位父亲而感到非常自豪。在我以后的几年高中生涯所收藏的那样的餐巾，至今仍大部保留着。
后来，当我离开家去上大学（我是最后一个离开家的子女）的时候，我想这样表达爱的方式将不能继续了。但是我和我的朋友们为他的爱而感到非常欣喜。
我希望在放学后天天见到父亲，因此我经常给他打电话，我的电话费用因此而扶摇直上。我们说什么并无多大关系，我只是想听到的他声音。第一年这已成为我们之间的一种仪式。每次我说完再见，他常说：“安吉？”
“是我，爸爸。”我答道。
“我爱你。”
“我也同样爱你，爸爸。”
几乎每个星期五我都收到信。我前面座位上的同学常常知道这是谁来的信——信封上的姓名地址经常是用蜡笔写的，里面的信经常画上我们家的小狗或猫，并附上他与妈妈的相片。如果我上周末回家的话，还有与朋友们在城镇周围赛跑和把家作为一个小站的描写，还附上他的风景画和一颗写着“爸爸和安吉”的心形题字。
信件正好在每天的午饭前送到，因此我能够带着他的信去餐厅。我意识到把信藏起来是没有用的，因为我的室友是知道我爸爸送我的餐巾的高中朋友。我在星期五下午读信，画和信封被传阅，已成为室友们的一种“仪式”。
正是在这期间爸爸患了癌症。当信件在星期五不能到来的时候，我意识到他已虚弱得不能写字。他经常在早晨4点起床，这样他能静静地坐在院子里写他的信。如果他误了星期五的邮寄，信将迟到一两天，但信总会到的。我的朋友们经常称他“世界上最酷的爸爸”。一天我的朋友们送给他一张卡片，上面签了所有人的名字，并把那个称号赠给他，我确信他教会我们理解一个父亲的爱。如果我的朋友们开始送给他们的孩子餐巾，我一点也不惊奇。他留给他们一个深刻印象，并将激励他们给自己的孩子表达自己的爱。
在我的4年大学生活的日日夜夜，信件和电话从不曾间断。我决定回家和他呆在一起的时间到了，因为他的病情日益恶化，我已认识到我们共处的时光非常少了。那些天是最难捱的日子，眼看着这个曾经充满年轻活力的人已枯槁销蚀。最后他竟认不出我是谁了，把我喊成他曾多年未见的一个亲戚的名字，我知道这是由于病魔在作怪。
在他临死前的几天里，我和他单独呆在医院的病房里。我们互相握着手看电视。当我准备离开的时候，他说道：“安吉？”
“是我，爸爸。”
“我爱你。”
“我也爱你，爸爸。”
（安吉·K·K·沃德）
与工作斗争的人
如果你不比别人干得更多，你的价值也就不会比别人更高。
——塞万提斯
我不是那种偷听别人闲聊的人，但是当有一天夜已深，我走过我们院子的时候，我发现自己正干着偷听的事。
我的妻子正跟坐在厨房地板上的最小的儿子说话，我静静地停下来，在门的遮掩下在外面听起来。
妻子似乎已听到孩子们都自夸他们爸爸的工作。诸如他们都是高官显宦之类……接着他们问我们的鲍勃：“你父亲有什么样的好职业？”鲍勃好像有点不自然地低声咕哝道：“他只是个与工作斗争的人。”
我细心的妻子一直等到其他孩子离开，才把我们的小儿子叫进屋里来。她说道：“我有些事情要告诉你，儿子。”说着并吻他有酒窝的双颊。
“你说你父亲只是个与工作斗争的人，你说的是正确的。但是我怀疑你是否真正理解那其中的含义，下面我将向你解释。
“在所有工厂里，那将使我们的国家更强大，在所有的商店、商场、汽车行业里，那将使我们每天都竭尽全力。正是普通的与工作斗争的人来完成伟大的事业！当你看到一座新房子建起来的时候，你应记住这一点，我的儿子！”
“高级官员拥有优雅的办公桌和整洁的环境。他们计划宏伟项目……签订契约，但是把他们的梦想变为现实的，是那些普通的与工作斗争的人！应记住这一点，我的儿子！”
“如果所有的老板离开他们的办公桌停止工作一年，工厂机构仍能够高效率运转。
如果像你爸爸那样的人不上班，工厂就运转不起来了。正是普遍的与工作斗争的人来完成伟大的工作！“
当我跨过门槛的时候，我强忍住眼泪并清了一下喉咙。
我的小儿子从地板上跳起来，高兴得眼里都放出了自豪的光芒。
他拥抱着我说：“嘿，爸爸，我真为是您的儿子而感到自豪……因为您是完成伟大事业的特殊人中的一员。”
（安迪·彼得曼）
公平高于比分
社会偏见屡见不鲜，它长得如此硕壮，即使是它的受害者也很快就把它看作理所当然的事情。
——马赛尔·埃梅
唐纳德·詹森在印第安纳州泰瑞豪特任小竞赛联合会的裁判员时，被一个扔过来的球拍击中头部。他仍然坚持到比赛结束，但是那天晚上他不得不住院治疗。在医院度过一整夜时，詹森写了下面的一封信：敬爱的小竞赛联合会成员的父亲：我是一位裁判员。我干它并不是为了谋生，而是为了在周六、周日的消遣。
过去我参加过这样的比赛，辅导和观看过这样的比赛。但从另一点来说，什么也代替不了裁判，也许是因为我深深感觉到我正在为所有参加这个项目的小伙子们提供公平竞赛的机会。
带着我过去所有的兴趣，也许还有一些干扰我工作的烦恼……你们中的许多人员不明白我为什么在那儿。其中一些人认为我在那儿是对你们的儿子或女儿行使权力。由于那个原因，你们在我犯错误的时候对我大喊大叫，或者鼓励你们的儿子或女儿说些伤害我的话。
你们中有几个人真正理解我力求做得完美？我尽力避免犯错误。我不想让你的孩子感到从裁判员那儿得到一个不公正的待遇。
然而无论我怎样努力，我并不能做到完美无缺。在今天6回合比赛中我计算了一下自己吹哨子的次数。在发球、罚球或出局或罚出场等作出决断的总的次数是146次。
我尽最大努力使它们准确，但我也确信有错误。当我在纸上计算出百分比的时候，我今天可能有8次吹哨是失误，这样95％的吹哨声是正确的……在大多职业中那个百分比应当被认为是优秀的。如果我在学校里，一定能得到一个“A”的等级。
但是你们期望的比那还要高。让我告诉你今天比赛的详细情况。
有一个结束这场比赛的近于正确的吹号声……一名内地队的棒球跑垒者正设法到达垒区。棒球接手追逐着球并把跑垒者掀翻在垒区。投手结束了这场比赛，同时我把跑垒者罚出场。
当我收拾自己的器材准备离开的时候，我偷听到其中一位父亲评价道：“由于讨厌的裁判员而使孩子们输了这场比赛，真惨。那是一个我曾见到的最糟糕的一个哨子声。”
后来在另一端站着的两个孩子正告诉他们的朋友：“伙计，今天裁判员够差劲的，他们使我们输了这场比赛。”
小比赛联合会的目的是传授给年轻人棒球的技巧。很显然，一个队即使得到一个责备裁判员一声或两声吹错哨子而使他们失败的机会，即使得到一个抱怨使他们失败的客观因素的机会，那他们在一个特定的比赛里仍不能打赢。
一个允许年轻的运动员把他们失败的责任推诿到裁判员身上，而不管裁判员的才能的父亲或成年人领导，这对年轻人来说是最不公正的……不是学会承担责任，这是与比赛本身所要达到的目标相违背的，是鼓励错误观点的态度。这种不负责的态度，在将来几年中是必定要自食其果的。
当我坐在这儿写信的时候，我不再消沉了，不会像今天下午那样想停止当裁判。很幸运的是，我的妻子提醒我忆起了发生在上星期的另一种情况。
我在棒球垒区后面，为一个投手当裁判，这位投手对于任一声对他的队不利的哨声都表示不满。任何一个人都能感觉到他想让观众意识到他是一个优秀的、聪明的、卖力的运动员，而我是一个对他怀有敌意的黑心肠的坏人。
在两场比赛中他连续有这种抵触情绪……有时在对我表示不满的同时，还对他的犯错误的伙伴大喊大叫。两场比赛中管理人也看到这件事。当这个小伙子返回到顶部第三个棒球运动员休息处时，管理人把他叫到了一边。
我隐约能听到的声音好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