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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在贵州的张学良，也在第一时间读到《万历十五年》。
少帅这些年都在研究明史，缺什么书就写信找宋美龄索要。到了1945年，张学良甚至声称自己成为了一个明史研究专家，他要求请来几位明史专家进行当面交流戴笠对此表示很为难。
当张学良读完《万历十五年》之后，他没有往影射常凯申那方面想。而是把自己代入万历皇帝，把曾经的得力属下代入张居正、申时行、海瑞和戚继光，然后检讨反思自己主政东北和华北时的错误。
接着，张学良又对比万历朝和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反思北洋政府和南京政府的施政问题，并写了一篇两万字的读书心得，让看守特务转交给常凯申。
常凯申顺手就把张学良的文章扔了，放在角落里蒙尘几十年，直到80年代才在清理垃圾资料时发现。
……
谢国桢无疑是如今最火的明史专家，他早年追随梁启超治学，跟周赫煊勉强算同门师兄弟。他的《晚明史籍考》曾在30年代风行一时，到了抗战期间再次引起重视，因为抗战时期的中国和晚明太像了。
谢国桢此时滞留在沦陷区，《万历十五年》出版的时候，他才刚刚读到周赫煊讨论沈万三之死那篇文章。
周赫煊关于沈万三身世遭遇的观点，出自明史专家顾诚先生。
谢国桢对此持有异议，他认为《吴江志》的史料可能有误，并拿出多个历史资料，认为沈万三有可能是朱元璋登基后才死的。当然，沈万三绝对不可能被朱元璋流放，只是被朱元璋打压而已。
谢国桢随即写了一篇反驳文章，寄了几个月终于寄到重庆发表。
直到1944年底，谢国桢才在沦陷区读到《万历十五年》。他对这本书大加赞赏，于抗战胜利后一口气写了三篇分析文章，讨论万历朝对明朝命运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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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大部分普通读者，完全把《万历十五年》当成纯粹的历史读物来看。他们对明朝的改革失败表示惋惜，同时也希望国民政府吸取教训，呼吁加强法制建设、惩治贪官污吏。
常凯申也非常喜欢《万历十五年》，他没有把自己代入万历皇帝和张居正，而是代入了申时行。他觉得自己殚精竭虑发展国家，却只换来各种背叛和猜疑，同时又被中国糟糕的情况所制约，一身才华本事都无法真正的发挥。
同时常凯申也感叹，天下没有完人，就连戚继光都贪污克扣、逢迎拍马、喜好女色，而民国将领又有谁比得上戚继光呢？用人应该不拘小节，只要能力出众就可以了，那些真正能打仗的将领还是暂时容忍吧，比如把河南搞得一塌糊涂的汤恩伯。
每个读者眼中的《万历十五年》，都有着不同的解释。
这本书很红，不但红遍中国，就连费正清都带回去一本，让人翻译出来推荐给美国史学界。
1033【疏漏】
在1943年的中国，除了抗日战争之外，还有另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那就是英美对于中国的文化影响争夺战。
去年，美国特使费正清就致电罗斯福，希望美国政府提升中美文化关系、对中国的教育进行科学研究、派遣美国学者到中国高校进行交流等，并得到罗斯福的鼎力支持。至于帮助中国学者解决生活困难，只不过是费正清计划中的一部分。
在费正清提出这个计划之前，英国大使馆文化参赞布菲尔德就已经在做了，这也是罗斯福表示支持费正清的主要原因。
到了现在，英国人直接成立中英科学合作馆，大大加强了英国对于中国的文化影响力。费正清更加坐不住了，中英科学合作馆正式创建仅一周，他就建议美国驻华大使高斯赶快行动，并得到美国政府的授权，邀请大量中国学者进行赴美交流活动。
首批受邀赴美的学者一共有六人，分别为金岳霖、费孝通、蔡翘、刘乃诚、张其昀和萧作梁。其中金岳霖是哲学家，费孝通是史学家，蔡翘是生理学家，刘乃诚是法学家，张其昀是地理学家，萧作梁是政治学家，囊括了中国学界的方方面面。
这种文化影响战略是为长远打算的，后来扩展到了文化艺术领域。比如第四批受邀学者，有文学家老舍、剧作家曹禺、漫画家叶浅予、舞蹈家戴爱莲等九人。
美国佬甚至把共党都列入邀请范围，共党方面准备派4名学者赴美，但由于各种复杂原因，最终并没有成功出行。
周赫煊不在受邀请之列，因为他自个儿以前就在美国各种交流，罗斯福犯不着再花那个冤枉钱。
常凯申虽然没有答应费正清给中国教授发生活费，但对费正清邀请中国学者访美却极为重视。他让秘书陈布雷专门负责此事，并郑重其事地对受邀学者进行了五天培训。培训内容很简单，就是教导学者们基本外交礼仪，规定有损中国形象的话不能说、有损中国形象的事不能做等等。
培训结束，常凯申还亲自设宴款待六名学者，并赠送了自己的签名照片。
七月，费正清带着首批访美学者齐聚周公馆。
周赫煊自然是好酒好菜的招待，并花了两天时间跟这些学者进行探讨。
费正清说：“中美学者交流计划，是为了加强中美两国在文化科技领域的互相了解。现在大部分美国人对中国认识不多，有些美国人甚至以为中国人还留着辫子。我们交流计划的第一步，就是要让美国认识中国。在此，我想选用周先生的《万历十五年》，作为中美学者交流书籍之一。”
“当然没问题，我会让迈克劳尔图书公司发行英文版本，稿件翻译工作我都已经做好了。”周赫煊说。
费孝通突然说：“周先生，我对《万历十五年》有些粗陋的意见。”
周赫煊道：“请讲。”
“恕我直言，你的那本大作太过侧重文官制度，而忽视了地方自治力量对张居正改革的影响，”费孝通说着又补充了一句，“当然，这只是个人拙见，周先生不必太在意。”
周赫煊笑道：“明朝的地方自治，也属于文官制度的一个附属产物吧？”
费孝通摇头道：“明朝的地方自治当然跟文官制度有关，但并非由文官制度催生出来的。事实上，在明朝初年的时候，皇权是可以下县下乡的。按照朱元璋的想法，地方政府根据里甲编户制度，进行田赋差役的征派，其中田赋大部分上交中央，少部分留给地方政府支配。明初的地方政府有比较宽松的权力，而地方士绅的势力则要小得多。”
“请继续。”周赫煊认真倾听，他也不是什么史学书籍都看过。
费孝通继续道：“明初的地方政府有权且有钱，那么就能做很多事情，譬如水利、教育、交通、慈善、治安等等。由于土地兼并日益严重，地方政府能收到的税越来越少，在没钱的情况下只能放弃部分权利职能，转而由乡绅宗族力量承办地方公共事务。这种办法使得地方政府又省钱又省事，于是积极认可和鼓励，乡绅宗族渐渐接管了对基层社会的控制权和管理权，甚至连政府收税也得依靠士绅了。”
“原来如此。”周赫煊豁然开朗。
费孝通又说：“其实‘一条鞭法’也非张居正首创，而是因为地方税收太过杂乱，由南方各县政府根据实际情况自发进行调整，张居正把这种赋税调整办法总结为全国性的制度。由此可见，当时许多有能力的地方官员，还是想要收回基层管理权力。张居正的改革并非无人支持，只不过他的改革手段太过激进，引起了官员和士绅的集体反弹。”
“多谢指教，我准备对《万历十五年》进行修改，再过几个月就出修订版。”周赫煊说道。
费孝通没想到周赫煊如此虚心接受异见，他连忙说：“不必修改。周先生的原作并未有大的错误，只是有少许疏漏而已。”
“能改则改，你说的是一个大问题。”周赫煊已经把黄仁宇的原版改了很多，结果还是被历史学家指出不足。
张其昀赞叹道：“周先生不愧为大师，治学态度之严谨，足为我等楷模。”
张其昀乃是中国“人文地理学”、“历史地理学”的开山鼻祖，师从哲学大师刘伯明、地理大师竺可桢、史学大师柳诒徵，因此他在哲学和史学方面也有颇高造诣，且精通藏学、满学、蒙古学等少数民族学。
周维烈读高中时的地理教科书，就是张其昀主编的。他还跟戴运轨一起主编了高中物理教科书，跟林语堂一起主编了高中英语教科书。这三本教科书，抗战期间被中国的大部分高中所采用。
1949年初，常凯申不知何去何从，向张其昀问策。
张其昀犹豫多时，终于说了一句话：“上上策是退守台湾！”
常凯申心头一惊，立即把张其昀叫到密室里详谈。
在此之前，常凯申有三个选择，即退往西南、海南或台湾。而国党的大部分官僚和将领，都倾向于退守西南，最终底线也是盘踞四川，固守山川之利而静待良机。
其实这很好理解，日寇那么强悍都无法攻入四川，共党自然也不可能做到。国民政府的官员们就是如此想法，大不了以后统治“巴蜀国”。
唯独张其昀力劝常凯申退守台湾，并详细分析了各种选择的后果，常凯申当场就被张其昀给说服了。
正因建言有功，在老蒋南撤台湾以后，张其昀一路飞黄腾达，历任台当局的国党总裁办公室秘书组主任、国党中宣部长、教育部长等职。而在此之前，张其昀只不过是国民政府的教育部特聘教授而已。
如果没有张其昀出谋划策，老蒋很可能盘踞在四川割据抵抗，就不存在什么两岸问题了。
1034【争论的背后】
由于安排和接洽问题，访美学者团的出发时间一拖再拖。
拖得金岳霖都不耐烦了，直接离开重庆，坐船去李庄一边养鸡一边照顾林徽因。而其他五位学者则滞留重庆，整天无事可做，周公馆成了他们的沙龙聚会场所。
恰逢暑假，孩子们都在家，就连周维烈都从昆明回来了。
也不管孩子们是否能听懂，反正只要跟这些学者聊天，周赫煊都会让自己的子女过来旁听。一个个全是大师，即便不能领会思想，让孩子们沾沾文气还是可以的。
这些学者很有意思，虽然都是学术界的一方大佬，但吵起架来就跟小孩子似的。
建议老蒋南撤台湾的张其昀早年属于“学衡派”，这一派主张文学复古，反对新文化运动，认为一味模仿西方只能取其糟粕。
而刘乃诚又属于“宪政派”，他非常赞赏《万历十五年》这本书，因为他主张制度精神的培养，恰好与《万历十五年》所表达的思想一致。
在对于当前中国制度建设上，刘乃诚和张其昀有着极大分歧。前者极力主张政治制度西化，一切以制度和法律为准绳；后者认为道德建设同样不可忽视，道德能够弥补制度的不足，而中国现有状况也不允许全面实现法治。
中国生理学奠基人、未来的中科院院士蔡翘被二人拉进来评理，可怜蔡翘对政治一窍不通，只能在中间当和事佬。
费孝通则从社会学和人类学的角度，认真分析中国底层经济和人民生活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