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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他们的行动路线很容易被敌人获知。中国最精明的指挥官们，每次打运动战时，都不敢把太过具体的命令下发到部队，这也算是他们的补救预防措施吧。”
欧文仔细聆听并记在心头，他需要知道这样的消息，而崔可夫也只故意告知的。
几人打牌到傍晚，各有所得，都心情愉快地离开周公馆。
周赫煊则叫来林国达，吩咐道：“国达，把这份报告送去云岫楼，亲手交到蒋总裁手上。”
周赫煊又不是傻逼，两个外国佬在自己家打牌，百分之百会引起常凯申的怀疑。他干脆主动把欧文和崔可夫的谈话内容记录下来，让老蒋明明白白的知道，剩下的就不关他的事儿了。
欧文和朱可夫显然也是清楚的，所以他们故意选择在周公馆接触，以此来接触常凯申的警惕之心。
此后的几年里，周公馆几乎成为这些外国使节的特定交流场所，隔三差五就有人来打麻将吃火锅。周赫煊烦得都不愿自己写报告了，直接让崔慧、马珏，或者是林国达代笔，反正都要交给常凯申过目。
979【抗战时期的教育】
周公馆的日常家用，都是在张乐怡那里支取，然后由崔慧调度使用并记账。
七月只过了一半，崔慧就喊没钱了。
张乐怡把钱交给崔慧以后，忍不住在周赫煊面前抱怨道：“唉，这米价又大涨了。”
“涨了多少？”周赫煊随口问。
张乐怡说：“涨了三分之一还多。”
周赫煊有些惊讶：“马上就要收获稻谷了，米价应该下跌才对。就算是法币贬值，按理说也不应该米价大涨啊。”
张乐怡解释道：“政府刚刚颁布了法令，今后田赋一律不收法币，改收实物。粮商们一个个都开始屯粮，市面上的粮价也全线上涨，连带着蔬菜都开始涨价了。”
周赫煊顿时无话可说，粮税只收实物，这是倒回退哪个朝代了？
国民政府自己发行的纸币，现在连自己都不认了，这让老百姓如何是好？农民才是真的苦，辛勤劳作把粮食种出来，一大半都要上交政府和地主。剩下一点余粮拿去卖，得来的钱几乎是废纸，估计买食盐等必需品都不够用。
国府如此做法，必然让法币大贬值，而且贬得比前几年更狠。
不过法币的大崩溃，还要等到美日开战以后。
在1941年之前，法币是可以在全国流通的，包括共党根据地和日占区。而等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彻底占领上海，没收英美等国银行和国党在上海的财产，法币与美元、英镑的兑换途径直接断掉。
如此就酿成一系列后果，法币不再被国际社会认可，而且失去了外汇兑换途径。日本又趁火打劫，一边大肆制造伪币，一边把日占区的法币拿去国统区和根据地购买物资，造成国统区和根据地法币泛滥且物资流失严重。
终于，共党根据地受不了了，不得不驱逐法币而自己发行“抗币”。
国民政府没办法啊，只能继续使用，由此法币变成了只在国统区通行的地方性货币。那币值是打着滚儿的往下跌，不怪孔祥熙无能，就算把全世界的经济专家都请来也没用。
……
合川，育才学校。
上半年的学期刚刚结束，但下学期的经费还没着落。特别是法币贬值，粮价飞涨，这让陶行知急得团团转，奔走数日倒是筹了一些钱，但那点钱都还不够给老师们发工资的。
“叮铃铃！”
陶行知接起电话，有些烦躁的问：“你哪位？”
对方说：“我是中央银行的邱毅成，行政院段处长的侄子想到中央银行工作。这是个纨绔子弟，我们领导不想要，就问他是哪里毕业的。那小子非说是民国十八年从晓庄师范毕业，但又拿不出学历凭证。陶先生，那小子下午要来找你开证明，希望你不要给他开任何证明。那是混账公子哥，来中央银行工作只能坏事，对国家对百姓都没有好处！”
陶行知问：“他叫什么名字？”
“段志开。”对方回答。
陶行知说：“你下午派人把那个学生的档函函件送过来。”
晓庄师范是陶行知以前办的学校，内迁时他把所有档案都带到了重庆。
这种找人开后门的纨绔子弟，换成别人直接就推掉了。但陶行知却认认真真去查档案，果然发现1929年那一届有个叫段志开的学生。他收到中央银行的函件后，立即回函写道：经查证，该同学确系1929年从我校毕业，学习成绩合格，学习社会学……
中央银行收到回函气疯了，连忙打电话过来：“陶先生，请你通融一下，帮我们把这个关系户推掉。这小子真不是个东西，屁本事都没有，进了中央银行也是个吃闲饭的。”
陶行知不咸不淡地说：“不管他现在好与坏，也不管你们要不要他，我只是真实的反映情况。他就是晓庄师范毕业的，我只能证明这个。”
两天后，那个叫段志开的青年提着礼物上门，说要感谢陶校长帮忙。
陶行知闭门不见客，只写了一张条子：“我是从事教育的，一直在强调真实，但愿你没把我的真实用坏。”
段志开拿着字条愣了半天，也不知在做着什么思想斗争，突然放下礼物转身就走。他没有去中央银行报道，而是选择参军打仗，最后牺牲在抗日战场上。
这是个真实的故事。
七月下旬。
陶行知从合川来到周公馆拜访，他实在是没有别的办法了，听说周赫煊捐款大方，于是来这里碰碰运气。别的学校多少还有点政府拨款，但育才学校却是民办的，所有经费都靠陶行知到处化缘解决。
“陶校长，稀客，稀客！”周赫煊笑着迎接。
陶行知也不绕弯子，开门见山的说：“周先生，实不相瞒，我这次是来请求帮助的。育才学校的经费不够了……”
“需要多少？”周赫煊直接问。
陶行知说：“一万法币。”
周赫煊笑道：“现在物价飞涨，一万法币哪够用？我给你十万！”
1941年夏天的一万法币，只够买几十袋面粉。
陶行知刚坐下就重新站起来，抱拳道：“都说周先生是及时雨，这回也是真的相信了，陶某感激不尽！”
周赫煊说：“以后学校资金不够，尽管来找我。”
陶行知感动得不知说什么才好，只是不停的抱拳挥舞，连连说道：“多谢，多谢！”
希望小学这些年也是一直在办的，日军入侵华北之前，周赫煊就让文绣等人带着学生南下。现在大后方已经有80多所希望小学，主要吸收战争孤儿和贫寒子弟入学，顺便也帮一些低级知识分子解决了生计（当老师）。
如果说抗战期间国民政府有什么施政亮点，那无疑要数教育事业了。
抗战初期，常凯申就特别做出指示，把学生从征兵对象中剥离出来，并大力发展教育来为战后恢复做准备。八年全面抗战打下来，国府的地盘越来越小，经济越来越困难，但教育却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
（大后方）在校小学生数量，从1936年的300万，增长至1943年的676万。在校中学生数量，从1936年的48万，增长至1945年的120余万。在校大学生数量（含专科），从1936年的4万，增长到1945年的8万余其中还去除了大量辍学参军的学生人数。
大学和中学的学校数量，不但恢复到战前水平，甚至比战前增加了将近一倍。
这是个很有趣的现象，虽然常凯申干了很多混账事，但却对教育事业非常重视，财政那么困难都还在加大办教育的力度。咱们说句实诚话，这些在抗战中走出的学生，为后来新中国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980【家访】
抗战时期的教育发展，有两个最为显著的成就
第一，国家教育重心，由战前的高等教育，逐步向初等教育转变，主要是义务教育和扫盲工作的普及。
国府明令规定：每乡镇设中心小学，每保设国民学校，均包括儿童、成人、妇女三部分，使民众教育与义务教育打成一片。
当然，不喜欢国党的朋友，也可以喷国民政府是在甩锅。因为初级教育属于地方自办，主要经费由地方自筹，中央政府每年只拨发一定数额的补助款。
不过在1940年以后，由于地方财政困难，行政院和国防最高委员会又出台规定，将初等教育经费列为“特种基金”纳入预算，并严禁地方政府擅自挪用。这一举措，极大的提高了初等教育普及率，中央政府也相应的增加了初等教育经费。
第二，中高等教育，由战前的精英教育，逐步向平民教育转变，一定程度打破了知识垄断。
以前能读大学的，除了师范专业以外，基本上都属于有钱人家子弟，至少也得出身于小康家庭，寒门大学生少之又少。
但在抗战期间，由于大量学生随学校内迁，很多都失去了生活来源。别说让他们交学费，就解决温饱都够呛。
于是国府采取“贷金”制度，说白了就是给学生发放助学贷款，这些贷款其实是不用偿还的。到后来，“公费生”取代了“贷金”制度，公立高中等学校直接由政府负责养学生。
贷金制和公费制，让无数贫寒子弟能够免费读中学、读大学，这种情况在战前是不可能出现的。后来60年代到70年代的社会中坚力量，不管是新中国还是台湾，大部分都受惠于战时教育的贷金制和公费制。
虽然学生们普遍吃的是垃圾伙食，但至少能吃饱饭，至少能读书不是？这方面真不能苛求太多，毕竟国家财政困难，光是每年养学生的钱就够养几个精锐师了。
整个全面抗战期间，教育经费仅次于战争经费，甚至远远高于发展农业和工业的预算。
所以陈立夫后来才有底气说：“我自问七年教育部长，对得起国人。”
可以想象当年的情景，从国府高层到社会底层，中国人在咬牙坚持抗战的同时，拼尽了全力发展教育事业。就好像一个穷苦人家，在外面受欺负，家里也饿着肚子，却勒紧裤腰带供孩子们读书似乎这样就能看到一丝对未来的期望。
这种教育工作不仅是在大后方进行，国府还在日本占领的沦陷区，建立了102个教育指导区，涵盖18省6市。派遣大批教育干部奔赴沦陷区，从事公开或秘密的教育活动，联络吸收敌占区的中小学教师，消灭抵抗日本人的奴化教育，并积极引导沦陷区的中学毕业生到大后方来上大学。
当然，战时教育从整体来说成果显著，但对具体师生而言就是各种弊病。工资太低、吃得太差、条件太苦……老师和学生们有太多可以抱怨的地方。
特别是在大学里面，国府大肆推行党化教育，并强迫学校领导集体入党。这让追求学术自由的先生们如何能忍受？
就拿西南联大来说吧，从院校领导到系主任，不管你愿不愿意，都会主动发给你国党的党员证。有些人对此无所谓，有些人则坚决反对，比如闻一多。
南开校长张伯苓的态度是能躲就躲，听说有人要来发党员证了，他立马跑路。被人堵在家里劝说入党，张伯苓就各种打哈哈敷衍，甚至孔祥熙等人来做说客也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