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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凯申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刚愎自用！
这个缺点把无数抗日将士坑惨了，徐州会战时他玩微操，淞沪会战时他玩微操，南京保卫战时他玩微操，直到远征军都出国打仗了，常凯申还在国内继续玩微操。
远隔战场千里之外，即便是放在信息化时代，中央首脑也不可能完全掌控前线的瞬息万变。
然而我们伟大的空一格蒋委员长，却认为自己可以。
就拿中国远征军来说，常凯申10号任命史迪威担任华军总指挥，11号又任命杜聿明担任华军总指挥。一个战场，居然有两个总指挥，下面的将士到底该听说的？
最搞笑的是，不管是史迪威，还是杜聿明，两个总指挥都没有真正的决策权，因为蒋委员长要亲自运筹帷幄，决胜于千里之外。他动不动就给杜聿明“手书数千言”、“指导缅战方针极详”。
常凯申对于缅甸的局势从头到尾都判断错误，他刚开始认为日军不敢深入缅甸，于是按照防止日本人逃跑的既定方针来部署军队。明明自己空军力量薄弱，却对陈纳德下令说，要一次派三架飞机、一天多次的骚扰日军，很快便暴露了己方的空军基地。
常凯申还自认为军事天才，在日记里洋洋得意地说：除了他，谁也不敢做出这种作战方案来。结果老蒋写下这篇日记的第二天，缅甸垒允机场就遭到轰炸，飞虎队20多架飞机几乎被全部炸毁。
因为老蒋的判断失误，中国远征军的战略部署漏洞百出，而且刚刚开打就彻底葬送制空权。
最无语的还在后面，史迪威、罗卓英命令远征军向印度撤退。而常凯申却遥控指挥杜明，让远征军经密支（和谐）那回国，这个计划虽然冒险，但并非没有操作的可能性。可常凯申偏不让先头部队抢占并固守战略要点，导致远征军的撤退路线被日军切断，被迫进入野人山区，最终结果惨不忍睹。
一将无能，累死三军。
周赫煊只希望常凯申能改掉这个坏毛病，反复地讲述黄老之学的“立公去私”、“弃智去己”思想，说白了就是领导者不要因为个人喜好和私利而败坏国事你不懂军事就别插手，让那些军事行家们自己去打，做为最高统帅抓大放小即可。
其实黄老之学的治国思想，概括起来很简单，即搭好国家政府的整体框架，按照现有的局势和民意，制定一套有效的行政系统和司法体系，选择一个正确的方向和目标，领导者居中掌控大局，具体事务由专业人才去执行。
这里面的中心思路是“清静无为”，即上位者不可过多干预行政司法的运转。但又是“无所不为”，必须严格维护既定的行政司法体系，不论是最高领袖还是普通官员，都必须严格遵守定下的规矩，对犯错者该抓就抓、该杀就杀。
然而，常凯申坐在沙发上听了半天，只对黄老之学的权谋术感兴趣，真正关键的核心思想完全听不进去。
舍大道，而取小道，逐本求末说的就是这种人啊。
别提什么局势太复杂，派系太混乱，黄老之学无法施展。以常凯申现在的权势而言，明摆着可以在黄埔系统中推行这一套，比如蓝衣社就能坚定的执行既定策略。只要常凯申能坚持下去，就能从小圈子扩大为大圈子，并且吸引来无数仁人志士效力。
常凯申现在的做法刚好相反，通过暴力排除异己，通过利益聚拢人心。这样只能导致“贤者背离，小人汇聚”，一旦哪天常凯申无法调解派系利益，必然招致众叛亲离的下场。
事实上，常凯申现在已经被“众叛”了。很多几年前拥护他的人，现在一个个站出来反对，像蔡元培这种策划参与清党的人，虽然没有明着背叛，但也悄悄地搞各种抵制行动。
黄老之学讲“因天循道”，常凯申恰恰在“逆天行事”。现在的“天道”是抗日和民主，就算他暂时无法做到，也可以做出某种姿态来糊弄人啊，到时绝对可以收拢一大波民心。
黄老之学讲“立公去私”、“依法治国”，常凯申恰恰是“以私废公”、“以人治国”，带头破坏国家的行政司法体系。上梁不正下梁歪，国党只会越来越**糜烂，败走台岛只是迟早的事情。
整个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期间，一共出现了三次“宪政运动”。
第一次从1929年开始，至1932年发展到高峰，全体国民都希望能民主宪政。然而常凯申通过特务统治镇压下来，从此完全背离民心与大势。
第二次是从全面抗战开始，常凯申迫于压力，假模假样地搞“预备民主宪政”，同意所有党派和民主人士参政。虽然这次的民主立宪是假的，但已经足够振奋人心，只要继续假下去，大部分人还是拥护常凯申的。
然而即便是假民主，常凯申都不愿意去做。当日军的进攻放缓之后，常凯申立即抽手对付民主党派，搞得无数民主人士一脸懵逼，随即愤怒反弹。
于是就有了第三次宪政运动，各大民主党派原本的立场是扶持国党建设国家，被常凯申逼得联合起来推翻国党独裁，限制并督促国党实行民主宪政改革。
其中最好的例子就是张君劢，此人本来非常支持常凯申的假民主，认为假民主可以慢慢过渡成真民主。他坚决反对**，坚决反对共党拥有武装，并督促共党把八路军、新四军的训练和指挥权交出来。
由于常凯申不断的倒行逆施，张君劢直接跳反了，开始积极寻求与共党合作。用董必武的原话来说：“他（张君劢）现在不但不反对我们扩充军队成立边区，他还怕我们的军队不够强大，怕我们的边区遭受袭击呢！他已认为我党是中国实现民主的一支必要友军。”
国党在中国大陆失败的过程，就是不断犯错，不断把自己的支持者推到共党那边去的过程。
周赫煊有闲心跟常凯申胡扯，只是想让对方提前施行假民主。然而常凯申回去以后，就再没有下文，他连哄骗民主人士都不愿去做，认为这种做法会招来更多的麻烦。
513【神女上映】
萧伯纳虽然被周赫煊怼得服软，但他依旧风光无限，甚至有文化界的学者，专门从北平、天津慕名南下来拜访。
阿瑟亨德森就比较低调，整天跟张君劢混在一起。张君劢信奉的“国家社会主义”，其实也是一种“渐进社会主义”，两人的政治理论差不多，因此相处得极为融洽。
张君劢两年前在北平发起“再生社”（国社党前身），取“再造中华”之意。他目前正在准备创立“中国国家社会党”，走的就是英国工党路线，于是每天悉心向前辈请教经验。
阿瑟亨德森感慨地说：“渐进社会主义路线是非常难走的，即便在政治体系比较完善的英国，也花费了20年时间才成为执政党。这种政治理念，严重影响了资本家的利益，必将受到来自资产阶级的反扑，所以现在英国的工党也成为了在野党。根据我这些天的考察，中国的政治环境很糟糕，渐进社会主义路线比英国更难成功。”
“贵党当年是如何上台执政的？”张君劢问道。
阿瑟亨德森说：“早期就是不断的宣传工党政治理念，赢得中下层群众的支持，渐渐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工党的上台多亏了欧洲大战（一战），这种非常时期的国战，英国往往会组建联合内阁。而我们工党支持政府对德宣战，从而加入自由党的联合内阁，并以此一步步扩大自己的力量。”
张君劢立即醒悟：“我明白了，想要执政，必须先融入当局政府。”
“是的，”阿瑟亨德森道，“没有政府支持的党派，永远只能做在野党，永远没有施展自己理念的机会。”
张君劢心里已经有谱，中日之间必有一战，他的国社党必须利用未来的战争，靠支持常凯申来赢得参政议政的机会。历史上，他也是这样做的，可惜常凯申的倒行逆施让他彻底死心。
张君劢跟老蒋是有仇的，他现在有一条腿瘸着，就是拜常凯申所赐。但为了壮大国社党，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他在未来必须选择支持常凯申。
张君劢跟阿瑟亨德森交流融洽，青年党的李璜等人则避而远之。因为阿瑟亨德森不喜欢青年党的“国家主义”，认为那太激进了，而且没有清晰的治国主张。
当阿瑟亨德森留在南京考察的时候，萧伯纳被孙夫人邀请去上海，大肆进行抗日宣传活动。萧伯纳的每次演讲，都要吸引来无数学生群众聆听，左派人士把萧伯纳誉为“国际和平主义圣人”。
然而，萧伯纳这个“圣人”，很快就在中国待得腻歪了，转而坐船跑去日本旅游。他对外声称是去做国际考察，结果在日本住了一段时间后，大赞日本人的秩序性和执行力。
周赫煊对常凯申无比失望之余，干脆啥都不管，一边陪费雯丽游玩，一边写《银河英雄传说》寄往英国。
十月底，这是周赫煊在南方停留的最后日子，过几天就要带着费雯丽前往天津。
南京，夫子庙。
这一带保留着诸多明清传统建筑，夹杂在这些建筑之间的，是一栋精美的三层钢筋混凝土大楼首都大戏院。
首都大戏院去年初建成，楼上楼下共有1400多个座位，规模放在全国也是数一数二。
因为今天有一部好莱坞影片上映，周赫煊就带着费雯丽去看电影。两人来到戏院外，站在街上便能看到两副宣传海报，一副是好莱坞片《红尘》，一副是国产片《神女》。
《红尘》属于好莱坞电影皇帝克拉克盖博的第二部作品，几个月前才在美国上映，现在居然南京也可以看到，可见好莱坞的海外发行能力之强。
事实上，早在20年代，美国的米高梅、派拉蒙、福克斯等八大电影公司，就先后在上海设立了办事处。
由于当时中国关税没有自主，美国影片在中国上映，只需缴纳一次极低的进口关税。而国产片由于厘金制度，在运输过程中要被征税，在各地放映时还要征税，导致国产片在国内的发行成本，居然比美国片还更高。
自从南京国民政府收回关税自主权，并取消厘金制以后，国产电影就迅速繁荣起来，这是在北洋统治时期无法实现的。
周赫煊挽着费雯丽的手，走进首都大戏院的售票室，发现看电影的观众还挺多，他们必须慢慢排队才可以。
售票室里放着一种类似杂志的印刷品，是戏院的院刊，里面有新片预告、电影说明、电影评论等内容。
这年头居然出现了专业影评人，周赫煊对此颇为惊讶。院刊的新片预告也写得很详细，比如某月某日，将有某某电影上映，票价多少都写得非常清楚。电影说明也很有意思，演职人员表、故事梗概、幕后故事都讲得清清楚楚，极大的方便了人们观影。
比如《神女》的电影说明中，就重点讲述了编剧周赫煊先生，以及原版小说的详细情况，并历数这部电影的拍摄之不易。
《神女》的拍摄过程确实历经坎坷，筹拍到现在已经快两年时间了。由于是最新式的有声电影技术，光培养录音师就用了一个月，导演掌握相应技术也用了两个月。
结果拍到一半，“九一八”和“一二八”事变相继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