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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怪他们高年级的老生，非要通电全国复校，把校长都赶跑了，搞得教育部对北大不闻不问。”
“就是，你看北工大那几所学校，不搞复校还不是照样上课。”（北京工业大学在并校后成为北平大学第一工学院，并未解散复校，与其他几所国立大学一起持续到抗战后，内迁至西北组成西北联大，西北联大即新中国西北大学的前身）
“唉，老生们胡来，我们这些新生跟着遭殃。”
“怎么能说胡来呢？老生不坚持复校，现在哪里还有北大存在。”
“我听说蔡元培先生会回来做校长？”
“他早就不管北大了，好像是周赫煊先生要回北大。”
“管他谁做校长，教育部随便派个校长来都可以，咱们辛辛苦苦考上大学，总不能半途而废回家种地吧？”
“……”
这个话题显然是同学们最关注的，越来越多的学生加入讨论。
马珏对此也很担忧，她父亲是北大国文系主任，平时经常听父亲和叔叔们谈起学校的困难，国文系老师这半年来辞职了将近一半。
就在同学们议论纷纷时，突然一个男生闯进来，挥舞着手里的杂志说：“好东西，好东西，上海左翼作家联盟团体刊物《萌芽月刊》！”
“真的？快给我看看！”
“可以啊，你小子上哪儿搞来的？”
“我听说好多大作家都加入了左联。”
“……”
马钰对左联也有所耳闻，她好奇地抬头看过去，犹豫着是不是该找那个男生借书来读读。
那男生得意地说：“这是《萌芽》最新一期的杂志，我托叔叔专门从上海带来的，北方的书店里根本买不到。”
“别废话，快拿来大家一起看！”有人急切道。
那男生翻开杂志目录页说：“人太多麻烦得很，干脆我给大家朗读吧。这期《萌芽》刊登了鲁迅、柔石、殷夫、魏金枝……等先生的文章，同学们想先听谁的？”
“鲁迅，鲁迅！”大家一致高呼。
“那我开始念了，”男生笑道，“鲁迅先生这篇杂文的题目叫《新月社批评家的任务》：新月社中的批评家，是很憎恶嘲骂的，但只嘲骂一种人，是做嘲骂文章者……从此以后，恐怕要不满于两种现状了罢。”
鲁迅的这篇文章并不长，连800字都不到，参加高考是要扣分的。他全篇不带一个脏字，却把新月社的批评家往死里挖苦，讽刺新月派文人表面上反对国党，暗地里却奴颜婢膝、摇尾乞怜。
同学们听完杂文后，有人忍不住问：“我挺喜欢新月社的，鲁迅先生这次骂的是谁啊？”
“是啊，鲁迅先生怎么又跟新月社起冲突了？”
“应该是胡适吧，听说鲁迅先生和胡适先生一直关系不好。”
“怎么可能是胡适？胡适因为反抗国党压迫思想，已经被逼得远走海外了。”
“……”
学生们讨论半天也没有头绪，终于有人问马珏：“马珏同学，你好像跟鲁迅先生很熟，他这次的文章是在骂谁啊？”
马珏还真知道，因为这篇文章她已经读过了，当即回答说：“骂的是梁实秋先生。”
“我想起来了，他们两个还真有矛盾。”有人立即喊道。
鲁梁骂战开始于1926年，梁实秋说五四文学描写人力车夫是肤浅的人道主义，鲁迅立即写文章，不仅批评了梁实秋，连带着把整个新月社都骂进去了。
到1927年的时候，梁实秋讽刺鲁迅、周作人是文坛霸主，容不得别人的思想跟他们不一样。当时正值“反赤”的高峰期，梁实秋暗指鲁迅是赤党，鲁迅回应说梁实秋“用心险恶”，两人因此真正结怨。
后来梁实秋又骂鲁迅翻译的作品晦涩难懂，属于“硬译”，没有艺术性可言，已经离“死译”不远了。
鲁迅对自己的翻译问题进行了辩解，两人因此吵起来。
直到去年夏天，梁实秋写文章说鲁迅对于现状不满，却只敢说几句尖酸刻薄的俏皮话。鲁迅时隔半年才写这篇文章回击，说新月派文人追求思想自由和国党闹起来，属于摇尾乞怜，在真正需要反抗的地方，反而帮着国党维持（文坛上的）治安。
这两位打笔仗从没消停过，直至鲁迅去世。
学生们讨论了一番鲁迅和梁实秋，那个男生继续念杂志，念着念着，他突然说：“咦，这首诗有点意思！”
“什么诗啊？”有人问到。
那男生说：“诗名《我爱这土地》，作者叫‘夜风’。我给大家念念啊
假如我是一只鸟，
我也应该用嘶哑的喉咙歌唱：
这被暴风雨所打击着的土地，
这永远汹涌着我们的悲愤的河流，
这无止息地吹刮着的激怒的风，
和那来自林间的无比温柔的黎明……
然后我死了，
连羽毛也腐烂在土地里面。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
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一首诗念完，教室里无人说话，都沉浸在诗歌炙热的感情中。
这首诗没有那么多弯弯绕绕，直抒胸臆，表达出一种刻骨铭心、至死不渝的伟大爱国情感。它的简单、它的真正，恰恰最能打动人，特别是热血青年们读来，更觉慷慨激昂。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
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马珏低沉重复这两句诗，不禁有些痴了。
264【一猜就中】
五四运动期间，是中国近代文学的兴盛时期，各种文学团体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其中尤以文学研究会的声势最为浩大。
可到了1930年前后，五四新文化运动实际上已经结束。文学研究会的会刊《小说月报》，也在去年遭到国党上海党部的警告。发行单位商务印书馆怕惹事，也各种打招呼干预，导致很多文章都不能在《小说月报》上发表。
渐渐的，《小说月报》失去了对作家、以及文学青年的号召性。主编郑振铎、叶圣陶等人，面对此种情况无能为力，他们在今年底就会离开商务印书馆。
与文学研究会一样，如今大多数文学团体都处于茫然阶段。
一方面，北伐胜利后中国的社会现状，让作家们不知何去何从，一下子失去创作激情；另一方面，国党对文学作品的高压管理，又让作家们受困于种种限制，不敢再像以前那样畅所欲言。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文学界的有识之士联合起来，在共党的领导下，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并创办机关刊物《萌芽月刊》。
不管是左翼作家联盟，还是《萌芽月刊》，都让中国文坛为之一振，许多作家再次爆发出创作热情。
国党对此是非常警惕的，由于左联作家成员散居各地，许多人还住在租界里边，国党暂时还不敢、也没能力胡乱逮捕。但《萌芽月刊》却受到国党的严密监视，但凡这本杂志刊登言论出格的作品，立马就要被查封。
历史上，北方左联都还未正式成立，上海的《萌芽月刊》就遭到查封，仅仅只发行了五期。
但这没什么大不了，第六期《萌芽》改头换面，改名为《新地月刊》继续发行。《新地月刊》发行1期再遭查封，可左联的机关刊物却越封越多，不仅有《拓荒者》、《巴尔底山》、《世界文化》、《前哨》、《北斗》等公开发行的机关刊物，还有秘密发行的《文学生活》等杂志，亦有左联成员以个人名义出版的《无名文艺》、《文艺》、《新小说》等刊物。
甚至连日本，都有左联东京分部创办的《东流》、《新诗歌》和《杂文》。
面对如此情况，国党根本就管不过来，因为遍地都是左联的相关刊物，连一些老牌报纸都有左联的专栏和附刊。
周赫煊以“夜风”为笔名发表的《我爱这土地》，便刊登在《萌芽月刊》第5期，也即是最后1期。这首诗一经问世，便迅速被传颂开来，包括许多跟左联无关的诗刊都纷纷转载。
夜风，这个名不见经传的诗人，一下子变得广为人知。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这两句诗也被许多热血青年抄写在笔记本上。
甚至有一本新创办的文学刊物，受到这首诗的影响，专门取名叫做《土地》。
上海，石库门某亭子间内。
鲁迅、丁玲、胡也频、柔石等人共聚一堂，吃着梨子、磕着瓜子聊天。因为《萌芽月刊》刚刚被查封，他们聚拢来开个短会，非常愉快地把新刊物定名为《新地月刊》。
鲁迅深吸一口纸烟，摁灭烟头问：“那首《我爱这土地》，到底是谁写的？”
“对呀，完全没听说过‘夜风’此人，”丁玲好奇道，“这首诗写得真好，该不会是哪个刚开始创作的新人写的吧？”
柔石神秘兮兮地笑道：“夜风是某位大学问家的笔名。”
“我猜到了。”鲁迅并不感到惊讶，因为他就有好几十个笔名，许多内容敏感的文章只能用新笔名来发表。
这在民国文坛是极为正常的，相当于后世混论坛、贴吧，你没有一堆小号马甲，都不好意思出来见人。
“谁的新笔名啊？”胡也频问。
“你们猜。”柔石笑道。
“快说，快说，别吞吞吐吐的。”丁玲催促道。
在座诸人，除开鲁迅全是赤党，鲁迅说道：“既然人家不肯公开身份，那还是别问了。”
“我来猜猜，”丁玲的眼珠子转了几圈，“平复（柔石）说是位大学问家，那应该非常有名气，而且写诗也写得极好，还是一位爱国主义者。擅长写诗的有名气的爱国主义者，会是谁呢？”
胡也频突然插话：“不会是北边那位周先生吧？”
“哈哈哈哈，一猜就中，”柔石笑完又提醒道，“此事不要外传，周先生似乎不想跟咱们左联牵扯太深，必须尊重他的选择。”
“可以理解。”鲁迅点头道。他最初也是不愿加入左联的，害怕因此遭到迫害，但最后还是咬牙豁出去了。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丁玲捧着诗念了两句，赞叹说，“不愧是周先生，他的诗总这么感情勃发而富有哲理。”
鲁迅调侃道：“可惜跟新月社那帮人走得太近。嘿嘿，胡适、梁实秋闹得挺厉害，追求什么思想自由。现在国人连行动自由都没有，更何谈思想上的自由。”
柔石说：“他们终归是反对国党的，如果可以的话，还是希望大家能缓和矛盾，共同联合起来反对独裁暴政。”
鲁迅笑笑不说话，他怨恨梁实秋，多过于怨恨郭沫若、陈西滢。因为他觉得梁实秋太阴险了，居然在张作霖、常凯申联合反赤的时候，公开写文章暗指他是赤党，这不诚心要坑死他吗？
至于柔石，他更希望鲁迅和梁实秋能够和解，一起为国家民族而奋斗。
在一年以前，共党内部很多文人是号召抵制鲁迅的，其中就以郭沫若为代表。后来周公亲自来上海跑了一趟，双方才摒弃前嫌共襄盛举，携手创立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
就在鲁迅、丁玲等人在上海开小会时，远在天津租界，一个作家朋友对巴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