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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面前，想怎么看就怎么看，毫无顾忌。
信札是红格稿纸，质地柔软，应该是那种老棉纸，信札的上头有“中国作家协会武汉分会”字样，可见这种稿纸应该是作协内部的公用信纸。
在信纸上面，毛笔字楷行结合，龙飞凤舞，写着几段话，具体内容是………
刘以鬯先生：
您好！
今收到《李自成》三联港版样品书，各方面都很好。我和我的夫人对你给予此书出版的帮助，表示感谢。至于我与香港作家徐速的笔墨官司，先生可不必理会。烦事太多，易扰心碎，还是埋头搞创作的好。
如有机会，我会去香港一趟，届时定会与先生你会晤，到时可促见一面，促膝长谈。
在此，愿你身体康健，工作顺利。
此致：
敬礼！
姚雪垠
一九七九年，12月11日。
……
信札的末尾，除了签名外，还有一枚四四方方的小印章，鲜红如火，印章上四个字：姚雪垠印。
信札上留下印章，这在很多信札中很少见，说明了此信的重要性，以及写信人对收信人的尊重。
回过头来，首先林逸对这个收信人“刘以鬯”充满了好奇。这个名字似乎在什么地方见过，不过林逸绞尽脑汁想出来的却是香港那个歌手兼演员“刘以达”………《食神》中的“梦遗大师”。
“刘以鬯”么？林逸连那个“鬯”字都不知道该怎么念。无奈，林逸只好打开酒店客房的电脑，查了一下才知道，这个字念“chang”，是个通假字，通“畅”。在古汉语中是一种祭祀用的酒。
至于这位“刘以鬯”其人，查了一下，不得了，竟然是大名鼎鼎的“香港文坛教父”。
刘以鬯，曾主编过《国民公报》、《香港时报》、《星岛周报》、《西点》等报刊杂志。他曾获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颁授荣誉勋章。他一直致力于严肃文学的创作，其着名小说《对倒》，引发香港大导演王家卫拍摄成电影《花样年华》，《酒徒》则被拍成了《2046》。
怪不得觉得熟悉，林逸这才想起来很早以前看《花样年华》的时候貌似在电影片尾看到过这个名字，貌似是“文学顾问”。
不过刘以鬯之所以在香港大名鼎鼎被誉为“文坛教父”，除了他德高望重，资比金庸，倪匡，蔡澜这些牛人还要高之外，在艺术成就上，他更当之无愧的香港第一人，作品获奖无数，《酒徒》开创了中国意识流小说先河，而他本人又被“汇丰作家”和“严肃作家”。
“汇丰作家”，是说他作品多，一生写了大概有六七千万字。说他是严肃作家，是他出的书不多，许多文字被他当“垃圾”淘汰掉了。写了一生，只出版两个长篇《酒徒》和《陶瓷》，4个中短篇集子和3部评论集、翻译作品。为什么这样，盖因他的创作态度太严肃了，《对倒》本是长篇，后删成中篇出版，《珍品》本是中篇，结果删成短篇收入集子。最具代表性的是《鸟与半岛》，原作60多万字，出书时删去50万字，仅留1/6。
难怪有人曾评论他，在香港这方流金淌银的土地上，刘以鬯坚守一方净土，“一辈子耕耘他那一亩纯文学的地”。
姚雪垠写这封信给刘以鬯，主要是因为在香港出版这套《李自成》，刘以鬯帮了很大的忙，尤其作为香港首屈一指的文坛巨匠，刘以鬯的帮助使得姚雪垠的作品能够在香港开花结果，得到推荐和重视。
每个作家都爱自己的作品，犹如父母爱自己的儿女。姚雪垠也一样，自己的“儿女”在香港受到刘以鬯的热情“招待”，自己当然要回信致谢了。
至于信中提及的“徐速官司”，则是香港和内地文坛的一件“笔墨官司”。
此事源于香港教授作家徐速成名作《星星、月亮、太阳》，涉嫌抄袭姚雪垠的代表作《春暖花开的时候》。
徐速的《星星、月亮、太阳》，1958年着，香港高原出版社出版，初版本，品相好的现在旧书售价300元；1959年台湾东方出版社版本，旧书售价120元；1983年台北水牛出版社版本，旧书售价80元；1985年中国友谊出版社版本，旧书售价50元。
这部长篇小说是徐速的成名作，描写3位女性在乱世中同恋一青年，他优柔寡断而不知如何选择，最后仍是孤身一人。作者把3位女性当作真善恙的化身，歌颂了崇高无邪的爱情。
姚雪垠着《春暖花开的时候》，民国三十五年，现代出版社出版，一二三册，品相好售价高达1800元；1973年香港高原版本，（属于“鲁璧文学丛书”系列）售价则是150元。
这部书讲述的是1938年春台儿庄战役前后，在河南境内大别山下的一座小县城里，一群热血青年办起了救亡工作讲习班。
可以说两本书的主要内容大相径庭，但在某些角色方面却很类似，以至于在徐速生前，一直都不肯承认“抄袭”；而在徐速去世后，姚雪垠面对记者，明确回答：用太阳、月亮、星星比喻三种女性性格，明显受了《春暖花开的时候》的启发。但从徐速作品的整个内容看，并非抄袭。姚雪垠公允的表态，终使这件公案落下帷幕。
……
纵观这封信不足两百来字，却极具收藏价值，首先，收信人不凡，乃是“香港文坛教父”刘以鬯，再加上“姚雪垠”这位史小说“大神”，强强联合，价值就更高了。何况，依照这封信，可以查出这两位文坛巨匠深厚的友谊，具有很强的史研究价值。
其次，在信中有提及“徐速笔墨官司”这么重要的事情，就更具有史意义了。对于喜欢研究这些文人掌故的史学家来说，单单信上这几个字，就可以看出姚雪垠对这场“官司”的态度，宁可埋头写书，也不愿意多花功夫在官司上，从而展现出一位文坛老前辈高尚的品格和积极创作的态度。
最后，就是那枚印章了，林逸查看网上所知，有很多姚雪垠的信札都是只有签名，没有印章的。
印章作为一位文人的私人印藏，一直都被赋予很重要的意义。只有在很特殊的时候，比如挥笔作画，挥笔写诗，亦或者与好友知音游戏时，才会完美地印盖上去。一般的书信来说，很少会有主动盖印章的，除非写信人和收信人有很特殊的关系。
姚雪垠和刘以鬯就是如此。
在1979年之前，两人估计未曾谋面过，只是彼此知道对方的作品，欣赏彼此的文采，神交已久。这才使得刘以鬯竭力推荐姚雪垠《李自成》在香港出版。
反过来，姚雪垠要是给一般的熟人朋友写信，断不会加盖上这种私人印章，因为大家彼此都熟悉，没必要搞的那么隆重和正式。但写给刘以鬯就不同，加盖这枚私人印章，可以很好地说明姚雪垠尊重对方的态度。
这就是文人交往的细节。
细节决定态度，态度决定命运。
而姚雪垠与刘以鬯的命运之交，也从这封信开始。
只不过让林逸疑惑的是，这封信怎么会夹在《李自成》这套书中，又怎么会流落到深圳的旧书摊？
转而又释然了，深圳和香港本来就很近，至于这套书和信可能有很多缘故出现在这里，被窃，丢失，无意中丢弃等等。总之，现在到了自己手里，这就是缘分！（未完待续。。）
第一百一十九章。火爆信札
书和人是有缘分的，信札收藏也一样。
至少林逸认为如此。不过林逸此时更好奇的则是这封信札的具体收藏价值。
俗话说得好，凡是不懂问百度，于是林逸就快速地敲击电脑键盘，继而浏览各种网页，查找关于姚雪垠信札的拍卖情况。
很快，就找到了几处。
2006年6月4日，中国书店春季书刊资料拍卖会，姚雪垠致友人王国权书札，附封，底价1000元，成交价2000元。
2007年7月7日，北京德宝艺术品拍卖会，姚雪垠写给着名作家荒芜信札一通，底价500元，成交价4600元。
2010年11月24日，北京传是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拍，姚雪垠写给上海圆明园路，文汇月刊编辑部，谢蔚明信札一通，底价1000元，成交价8320元。
2011年9月18日，嘉德四季第二十七期拍卖会，姚雪垠致谢国桢信札，带印章，底价3000元，成交价12000元。
……
从上面几次信札拍卖的成交价来讲，姚雪垠信札收藏的价格并不是很高，但总体价格却在不断地上涨。从2006年的2000元，短短五年时间，达到了2011年的12000元，收藏价值直接上涨了六倍。
当然，这里面多少有点水分，因为还要计算付给拍卖公司的拍卖费用，比如说12000元成交，卖家差不多就要支付5％…10％的成交价佣金，最后到手的价码是12000元减去1200块，合计10800元。
为什么信札收藏的涨幅会这么大？
源于名人书信都是史的孤本，一封信往往成为解读史的一把钥匙，收藏爱好者对名人书信的热情自然火爆，比如说某拍卖会上，茅盾的信札一页拍到90多万，鲁迅的信札拍到600多万，陈寅恪的信札也拍到200多万。
信札具体从哪一年开始走热，已无从考据，但不能否认的是，2004年一件张大千曾经写给日本山田小姐的情书点亮拍场………“你的长头发剪了没有，做梦都看你在梳头，我是多么喜欢你的长头发唷。”这一信札最终以38万元人民币落锤，此信札“调皮”的内容引起了广泛的热议，使得信札收藏的魅力被发掘了出来。而在同一场拍卖中，张大千写给山田小姐的另外两封情信则以86。25万和80。5万元成交，超估价百余倍。
如果说张大千的情书是信札收藏的导火索，那么2009年《陈独秀等致胡适信札》以554。4万元成交，则是整个信札收藏彻底走热的大炸弹，此后信札收藏一路高歌，晚清至民国时期名人书札、手稿成为藏家抢购的热门藏品，价格步步高升。
名人信札到底有多火？看看这组数据就知道了。
2010年12月，一件名为《北宋唐垧致胡宗愈伸慰帖页》的拍品出现在上海道明拍卖公司的秋拍中。唐垧和胡宗愈北宋神宗年间在同知谏院一同为官，这封唐垧得知胡宗愈儿子夭折而写出的慰问信仅仅96个字，便拍出了9128万元的高价，每个字的价格高达近100万元。
而在近现代名人的信札拍卖中，梁启超反对袁世凯称帝的2页信札，以25万元起拍，最后以356。5万元成交，单页超过170万元，创出中国近现代信札单页成交价的纪录。郭沫若1931年至1937年侨居日本期间，寄给东京文求堂书店主人田中庆太郎父子的全部书简、明信片、出版笔记，合计230封，包括信封，今年（2011年）在杭州西泠印社拍卖公司上拍，这组名为《致文求堂书简二百三十函》的拍品拍出了2415万元的高价。
……
看到这里，林逸心中不禁一阵火热，虽然他具体不太知道自己手中这封信札的收藏价值有多大，但大几千绝对是少不了的。可是当林逸继续翻看网页，看到由于信札收藏和拍卖引发的大宗事件时，那颗火热的心却又马上冷却下来。
信札收藏火爆，却也引发了很多的争议，尤其信札的拍卖等同于把很多名人的个人**暴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