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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26；⑤《剑南诗稿）卷25《夜读范至能揽辔录言中原父老见使者多挥涕感其事作绝句》。
※#8226；⑥《金佗稡编》卷9《昭雪庙谥》。
二、岳飞在中国古代军事史上的地位
为说明岳飞在中国古代军事史上的地位，有必要将岳飞与当时的抗金名将作一番比较。
陆游诗说：
“堂堂韩岳两骁将，驾驭可使复中原。”①
后世提到南宋初抗金名将，也往往韩、岳并称。就坚决抗金的志向而论，韩世忠和岳飞是可以匹配的。若从军事成就而论，则韩世忠不仅次于岳飞，也不及吴玠和刘锜。
吴玠是第一个使金军遭受惨败的南宋将帅，他的功绩是不可抹煞的。然而他守则有余，攻则不足，和尚原与仙人关两次大捷，是防御性的战役，而不是进攻性的战役。自绍兴四年以后，川、陕战场大致上处于相对沉寂的状态。吴玠显然满足于所取得的成就，未能大举出师，克复失地，最后以服食丹石，沉湎女色而死。
刘锜原来的地位和声望并不高，顺昌之役，使他一战成名。宋高宗评论说：
“顺昌之胜，所谓置之死地然后生，未为善战也。锜之所长，在于循分守节，危疑之交，能自立不变，此为可取。”②
我们不必因人废言，宋高宗所说是有道理的。顺昌之战是防御性的战役，纵观刘锜的军事生涯，也只有此仗打得出色。往后绍兴十一年柘皋之胜和濠州之败，已大不如前。二十年后，金海陵王大举南侵，刘锜败于淮东，军事声誉更是一落千丈。
韩世忠一生最出名的有两仗，一是黄天荡之战，以八千水师堵截金朝大军，一度使完颜兀术（宗弼）相当狼狈，扭转了宋军望风奔溃的颓势，但最后仍以失利告终；二是大仪镇之战，被撰写神道碑的赵雄和往后的史传夸大为“中兴武功第一”，③其实不过是伏击金军万夫长聂儿孛堇的前锋部队，杀敌数百的小捷。④此后韩世忠率军长期守卫淮东，除曾攻取海州外，屡攻淮阳军不克，在救援濠州时又被战败，无大的战功可言。
在南宋初年的将帅中，如果说吴玠和刘锜是防御型的将帅，岳飞则是进攻型的将帅。
保守和怯弱的宋朝，长期以来形成了消极防守的军事传统，习惯于分兵把守，结果无非是被动挨打。反之，金军在战略上一直居于优势，他们能够集中兵力，统一指挥，并依kao骑兵进行大规模的机动的进攻战。到绍兴年间，尽管宋军素质有了显著提高，非北宋末年可比，而宋金之间在战略指挥上之优劣，却仍无改变。
岳飞比吴玠、刘锜等人高明之处，在于他对宋朝的军事传统有所认识，有所批判，也有所突破。他上奏批评宋高宗和朝廷“仅令自守以待敌，不敢远攻而求胜”，⑤他“常苦诸军难合”，⑥力争自己对诸军的统一指挥。尽管他的战略方针受宋高宗和朝廷的阻难，却仍组织了如第一次、第二次和第四次北伐那样大规模的进攻战役，并且编练了强大的骑兵，在最有利于女真骑兵发挥威力的地形和时节，对抗敌人，这在当时是绝无仅有的。南宋初年，具备光复故地的决心和能力的统帅，惟有岳飞一人。
岳飞组织和训练了一支坚不可摧的岳家军，并且保持了“冻杀不拆屋，饿杀不打虏”⑦的严明军纪，这在中国古代实为罕见和难能可贵，成为两宋三百二十年间最得军心和民心的将帅。
岳飞重视北方民间抗金义军，提出“连结河朔”⑧的军事思想，发动、联络和支援北方抗金义军，使之与岳家军互相呼应或配合，夹攻金军。这既是先进的军事思想，更是高明的战略部署。岳飞在这方面无疑是受宗泽的熏陶，而其成就却也胜过前人。
在战争史上，不乏好战嗜杀的名将。他们的特点是将战争作为乐趣，草菅人命，动辄杀人盈城，杀人盈野。岳飞却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仁心爱物”。⑨他英勇善战，却从未将杀人视为乐趣。
“凡出兵，必以广上德为先，歼其渠魁，而释其余党，不妄戮一人”。
这不仅表现在他平定吉、虔州叛乱和对杨么叛军的处置上，即使对金军也不例外，
“是以信义著敌人不疑，恩结于人心，虽虏人、签军，皆有亲爱愿附之意”。⑩
这种“以仁为本”，珍视人命的军事观，即杜甫诗中所谓“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也是十分难得的，是中华军事学上一种值得珍视，并应发扬光大的好传统。
《孙子》兵法是古代一部天才的军事著作，它标志着中国当时军事理论的高度发展，实为盖世无双。然而自此部兵书问世后，尽管中国历代名将辈出，军事理论上却无重大突破和更新。在这种前提下，岳飞反对防守，主张进攻的方针，严明军纪的实践，“连结河朔”的策略以及“以仁为本”的军事观，无疑是在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史上的四项重要贡献。
当然，岳飞作为一个战区统帅，非但不能改变宋廷的战略，还只能在相当程度上受制于宋廷的战略。此外，他在某些具体的军事指挥中，也同样未完全摆拖宋朝军事传统的束缚。对宋军说来，“兵贵神速”多半足句空话，这也不单纯是以步兵为主的缘故。例如建炎四年援楚州，绍兴元年救江州，岳家军因携带家眷，行动迟缓，而贻误战机。在绍兴十年北伐的决战阶段，岳飞似并未乘完颜兀术（宗弼）大军倾巢而出之机，乘虚直入开封府，迫使金人撤退，而掩击其归师，或组织张宪和王贵两军夹击临颍县的金方大军。最后是张宪一军未能在临颍县与敌决战，而王贵一军，则在颍昌府于同日与敌进行以少击众的苦战。如若两军会合，战果肯定会更大。以上评论，也许是今人对岳飞不适当的苛求。
总的说来，岳飞是南宋初年出类拔萃的名将，在中国古代军事史上占有相当的地位。同其他朝代的名将相比，必须考虑到宋朝文官政治下根深蒂固的抑武传统，对尚武精神的摧残等不利条件，其成就和贡献更是难能可贵。
※#8226；①《剑南诗稿》卷34《感事》（其二）。
※#8226；②《要录》卷139绍兴十一年二月丁丑。
※#8226；③《会编》卷217，《琬琰集删存》卷l，《江苏金石志》卷12。《宋朝南渡十将传》卷5《韩世忠传》和《宋史》卷364《韩世忠传》沿用此说。
※#8226；④《会编》卷162《绍兴甲寅通和录》，卷164，《要录》卷81绍兴四年十月戊子。
※#8226；⑤《金佗稡编》卷12《乞本军进讨刘豫札子》。
※#8226；⑥《金佗稡编》卷3高宗手诏。
※#8226；⑦《金佗稡编》卷9《遗事》。
※#8226；⑧《金佗续编》卷1o《令措置河北河东京东三路忠义军马省札》。
※#8226；⑨《金佗续编》卷27黄元振编岳飞事迹。
※#8226；⑩《金佗稡编》卷9《遗事》。
三、岳飞的爱国主义和忠君思想
中国历史上的爱国主义，大致是自秦汉以来，由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建立、巩固和发展，而长期形成的对祖国的最深厚的感情。但是，在岳飞所处的时代，爱国主义不可避免地与保卫赵宋家天下、忠君思想融合为一。须知祖国、国家和君主，乃是现代人的不同概念。但是，忠君思想不可能完全等同于愚忠。
后世人对岳飞“愚忠”的印象，其实并非真正得自于准确的历史记载。岳珂编写祖父岳飞的传记，即《鄂国金佗稡编》的《鄂王行实编年》，固然竭力讳避和抹煞岳飞与宋高宗的矛盾，但强调、渲染和虚构岳飞的“愚忠”形象，还是更晚的事。清朝乾隆皇帝为使臣僚对自己尽忠，有意将岳飞渲染为对皇帝“愚忠”的楷模。他称赞岳飞“知有君而不知有身，知有君命而不知惜己命，知班师必为秦桧所搆，而君命在身，不敢久握重权于封疆之外”。①
此段评论并不符合史实，岳飞为抗金成功，并未回避久握军权之嫌，绍兴十年班师时，他也未料想会遭秦桧的毒手。当然，给人印象最探者，还是《说岳全传》、戏曲之类的艺术虚构。如在清人钱彩的《说岳全传》中，岳飞死到临头，仍对宋高宗感恩戴德，忠心不二，他亲自捆缚企图造反的岳雲和张宪，引颈受戮。
其实，宋人尽管一般都肯定岳飞，却并未将他作为忠君道德的楷模，更无人认为他有今人所谓的“愚忠”思想。理学集大成人物朱熹在肯定岳飞“忠勇”的同时，又认为岳飞“有些毛病”。“毛病”之一是“骄横”，“若论数将之才，则岳飞为胜，然飞亦横”。“岳飞较疏，高宗又忌之，遂为秦所诛”。“毛病”之二，是“恃才不自晦”，锋芒毕lou，不行韬晦保身之计。②
如今看来，朱熹的一些指责，倒恰好是岳飞的一些优点。例如他在绍兴七年愤慨辞职，绍兴十年违诏出师，说明他对皇帝并非是绝对服从，而毫无怨尤。
研究问题忌带表面性，若仅从今存宋高宗手诏和岳飞奏议着眼，总不免有表面应酬的官样文章。人们摘引此类文词，说明君爱臣，臣忠君，自然并不困难，却不足以说明实质性的问题。
如果进行由表及里的探究，就不难发现，绍兴七年是宋高宗和岳飞君臣关系发生转折的一年。自绍兴元年到七年初，宋高宗需要擢用良将，安内攘外，以保全皇位。岳飞升迁最快，后来居上，一时成为宋高宗最器重的武将，甚至准备授以全国大部兵力的指挥权。岳飞在上奏中非常感激皇帝的破格提拔，渴望抗金功成，以为报答。但是，自宋高宗取消兼统淮西行营左护军的成命，岳飞愤而辞职以后，围绕着设立皇储，要求增兵，对金和战等问题，君臣之间的裂痕愈来愈深。宋高宗最后使用屠刀，也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岳飞的悲剧在于既要爱国，又须忠君，事实上两者不可兼得。他在生前最后几年中，既对皇帝愈来愈不满，却又不能摆拖忠君道德的束缚。最后则是宋高宗对这个根本没有野心的将帅下毒手。人们不能苛求岳飞具有反对**政治的超前意识，岳飞的才能、品格和风骨尽管堪称是古代武将的典范，却反而不容于世，成为****政治的典型牺牲品。
在中华四千年的悠久历史巾，对后世子孙起着巨大精神影响的历史伟人，为数并不多，而岳飞则是其中的—位。岳飞“尽忠报国”的精神，他的高风亮节，不仅为表率于宋代，③也激励着后世。
残酷的宋金战争早已成为历史陈迹，金朝的女真人逐渐融合在汉族之中，其后裔也已成为汉人的一部分，仅有少量留在东北的女真人，成为后来满族的祖先。然而岳飞的崇高爱国精神，却长久地滋养着我们民族的神魂，砥砺着我们民族的志节。他的不朽词作《满江红》，也长久地震撼着我们民族的心灵。
一个伟大的、而又多灾多难的文明古国，她之所以能屡仆而屡兴，千百年来的爱国主义传统，作为一种巨大的精神支柱，无疑是发挥着重大作用的。每当祖国蒙受耻辱，遭遇劫难，濒临危亡之际，总是有大批大批的爱国志士，甘愿为她的荣辱、兴衰、存亡而献身。岳飞等先烈的榜样，鞭策着后人；而后人的奋斗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