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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可知，当初大明对于户口的重要性非常清楚，也特别在意。对于后湖的重要性以及战略意义，心里也有数的很，按照官员说发为：后湖藏天下黄册，载户籍事产，实国家重务，亿万载无疆之根本也。
黄册每十年一造，地方调查更新后送交后湖，由江宁国子监监生负责驳查，防止疏漏篡改。在洪武、永乐时代，这种方法却是保证了国家对于基层的把握，也确保了朝廷的正常运转，起到了亿万载根本的作用。但是到了万历时代，这样的手段就行不通。
先是人员上，国子监生不再像过去一样容易得到官职，江宁国子监里读书的人屈指可数，完成不了驳查要求，只能从外面雇人。每此驳查光是支付给这些人的工资以及伙食费，就是一笔惊人数字。像是范进任职的上元县，每到驳查之年，就要摊派超过两万两的特别税，用来支付驳查费用。这笔钱不在正税之内，都是老百姓的额外负担，一个县的纳税人口承担这么大一笔数字，自然没人欢喜。
再者地方也越来越怠惰，有的地方官为了省事，上任之后就编造黄册，一口气编出几十年去，就为了省心。其数据自然不足取信，完全没法当收税依据。到了万历时期户口版籍大多不足为信，曾经被皇帝百官看作万载之基的黄册沦为门面工程。真正收税全靠吏员书办自己家传的账目，朝廷无从掌握。
范进的办法，就是从这一条入手，既然黄册失效，干脆就把这制度废了。眼下的国家形势怎么也比洪武年好，张居正的铁腕手段，也不见得就比洪武年的执行力差。豁出一笔经费加上人力，再搞一次全国普查，编造黄册，认真驳查一次。在这之后，就不再编纂黄册，所有户口田地，就以这次普查的数据为准。
这种方法当然存在着弊病。比如人不是不死之身，这个时候一家五口，到了一百年后，谁知道变成什么样子。拿着这个户籍去收人头税或是派役，根本执行不下去。张居正当然不认为范进愚蠢到这种地步，连这么简单的问题都看不出。以他对范进的了解，以及字里行间的意思，范进提出这种主张惟一的可能就是：范进要在未来彻底取消明朝的人头税。
减税的真正要点，不在于苏松那几百万石积欠，而是运行了百多年的人头税要彻底废除。未来国家的税收将建立在田亩这个基础上，所有地区全按着这份黄册上的田亩数据计算税收和徭役。换句话说，人丁赋税全摊派到了土地税收之中。
一直以来奉行的人头税依据就是人多力量大，家里丁口多，就由力量服役纳税。范进的思想则是根据眼下大明的生产实际出发，国家不可能维持洪武时代的土地政策，人多的不一定土地多，按照土地收税，对于赤贫阶层来说简直就是福音。
这群已经失去了活命土地，被迫个人当佃农的失产者，名下没有一分田地，一下子就能摆脱赋税服役的命运。随后，又可以作为朝廷的用工备选，拿着朝廷给的工钱去应承徭役。这种税收改革方案对于贫民阶层有利，但是对于田地持有者则有害，推行下去绝对不会容易。
范进也知这种制度想要推广开阻力非同小可，田骨田皮两分，按谁来统计？如果统计的不准确，势必造成税收不公。再者，优免制度提高后，地方上的经济压力也会加大，像是江西、浙江那种文风兴盛之地，一下子出一群举人进士，他们名下的土地又该如何，这些也是问题所在。
是以范进打出的补丁就是，黄册一经编定永不更易，也就是说，在黄册编好之后，不管开出多少新田，都属于自己，其产出跟朝廷无关，只要有能力开田，就可以肆无忌惮地增加自己的财富。
在此之前，大明地方官府的一大功绩就是开发新田，开出若干田地，就是给国家增加了足够的收入。范进这个主张其实也非独创，而是参考了日后清朝的方略，想出来的裱糊手段。
清朝的赋税负担并不比明朝轻，所谓的用不加赋的依据，是建立在明末那种变态的特别税收摊派以及赋役基础上。之所以能挺那么多年，最重要的法宝既不是摊丁入亩火耗归公，更不是可笑的士绅一体纳粮，而是新田开发一概不算业绩。国家的田地数字恒定不变，不管土地变更河流改道，还是开发多少新田，都不计入国家户口数据。
这种方法看上去呆板僵硬，对于部分地区有欠公平，但整体而言，还是起到了一个减压阀的作用。虽然赋税高的吓人，但是有完全免税的新田作为调剂，两下分摊，税收也就不是不可容忍。换句话说，这种策略给了老百姓一个收入来源，认为开辟出灰色地带，让普通百姓有了活下去的希望，也就不想着逃跑或是造反。
对于地主以及地方的豪强来说，这也是个好事。毕竟他们对新田的开发能力强，老百姓开一亩他们就能开百十亩，开了这个口子，就可以放心大胆地开垦新田扩充家业，对这项政策不会反对。
苏松钱粮的豁免以及优免的提高，则是包裹于毒药之外的蜜糖。优免这种事大家都很欢迎，苏松籍的官员在朝堂上也很有些分量，这些人不管是出于个人目的还是爱护桑梓，都不可能出来唱反调。
吞下这个香饵，后面的钩子就甩不脱。总不能说只要优免，不许重定黄册，这种话在朝堂上立不住脚。苏松欠税抹平之后，重新厘定赋税，苏松籍官员当然欢迎，既然如此，重新勘定黄册也是必然之事，他们也没法阻止。
范进的这个建议，既是个革新，但也是和士绅的一个妥协。他从没想过与天下士绅乡宦为敌，这种想法本身也不符合明朝实际。地方上清查田地，总归离不开士绅宗族配合，彻底得罪他们，地方没法行政。重新定黄册的政策留了个后门：过去的黄册不看，未来的账目不改，这次你报多少就是多少。
以往一些隐没吞并见不得光的田地，都可以借助这个机会洗白，对于士绅来说，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优免田地数字提高后，还能少报一部分田，有这些妥协的空间在，愿意配合工作的人总归是多数。
至于少数顽固的死硬派，当然也会存在。对这种人范进的态度也很简单，杀鸡儆猴。张居正不是活菩萨，为推行新法杀几颗人头或是搞垮几个家族，对他而言都不算什么。真正让张居正考虑的，还是改变了大明已经推行多年的赋税方法，把丁税改为亩税之后的后续影响。
“老泰山，我大明的法已经到了非变不可的时候。丁税之害老人家心知肚明，是以才推行一条鞭法以虎头鼠尾册派役，就是为了取消按丁派役这种不合时宜的规矩，让老百姓可以安心留在家里种田。从虎头鼠尾册的方法看，您还是想要把丁税摊到亩税里。这样做未必公平，但起码可以给最下面的人留一口饭吃，给他们一个出路。只要他们都安心在田里耕作，朝廷就不用担心没有粮食收成，更不必担心这些人会放下锄头拿起刀，谋反叛逆。这样的做法必然会割一些人的肉，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割一些肉，让最下面的人有饭吃，我们自己才能继续吃肉。否则的话，就连锅都会被砸烂。咱们要想自己吃好住好过好日子，首先要做的，就是护住这个锅，别让人把锅砸烂，也要保证锅里始终有米。”
“我们既要取信于士绅，让他们相信我们不会真的不给他们活路，更要取信于百姓，让黎民百姓相信，朝廷是为了他们好，要给他们一条活路。过程里少不了谈判，妥协，退让。制度永远只是制度，到了落实的时候，一定会变化、走样甚至阳奉阴违。但是有老人家在，其他人总会有个顾虑，这些新法至少可以在几十年内不至于走样。只要它们能推进几十年，就能为大明造福几百年。虽然不能保证老百姓安居乐业，但起码可以保证内无大盗，仓有积粟。”
“至于过程里一些不公平之处，日后也可以设法改进，只要能推行下去，将来就有机会精益求精。小婿以前就说过，变法不是朝夕之功，甚至不是一代人的事。我们把黄册重新整理好，给大明留一份勉强可以作为依托的户口版籍，未来的话，时移事易，可以再行调整。但是不论如何，保证丁口繁衍，不将百姓视为税源的思路不能变。只有保证这一点，才能让官吏不再视百姓为财源，百姓的心里也舒坦一些，心里不再怨恨官府。没有田的就没有税，给人当佃户或是当帮工都可以，朝廷也有的是地方用人。他们有了活路，就不想着谋反，我们这口锅，也就不怕被人砸坏。”
张居正长叹一声，“这个道理其实很简单，大明朝那么多聪明人，也不是都看不懂。但是看得懂不等于就愿意割肉，毕竟这口锅是大家在吃，割自己的肉总觉得不甘心。大家都这么想，最后没人做事，该糜烂的还是糜烂下去。历代先贤变法多败，不是因为身边的人笨，看不出危机，但是一想到要割自己的肉，心里就不欢喜。这么多人一起反对的事，最终又怎么可能不出毛病？老夫以亩产代替丁口，距离你想的摊丁入亩确实只有一步之遥，但是自古以来，不知多少人就倒在这一步之上，壮志未酬前功尽弃。老夫看得出来，你这个方略既是要为大明延寿，也是要给天子释疑，证明老夫无意营私，也不想培植党羽。君臣之间，要用这种手段来争取信任，退思对于陛下是不是有些误解？从设立学校到现在的条陈，退思既是在为国出力，同时也是在和天子斗智，君臣之间到了这一步，总不是社稷之福。”
范进道：“老人家心中，天子是何等样人？”
“中人之姿，所以才更要严加管教。年纪尚轻，于是非善恶并不分明，才要身体力行，让天子明白何为世间正道。但不管如何，君臣名分在此，臣侍君总归要以忠为主。即使为了大局，不得不用些心机，但心中依旧要牢记自己的身份，不可在心中对君王不忠，想着欺君舞弊，以小聪明愚弄君上，那便不是个忠臣所为。”
“小婿明白。但愿是小婿误解了陛下。”
“不管是不是误解，你都要记牢，我张家的女婿，必须永远忠于陛下，不管到了什么时候，都不能生出异心，否则老夫第一个就不饶你！”
第五百零七章 帝王心思
“异心？恩师是绝对不会有异心的，这一点朕比你们任何人都清楚。他是个文官，不是武人，讲的是忠孝仁义。他的脾气坏一些，但绝不会欺君，只不过是依旧把朕当小孩子罢了。本朝废除宰相设立阁臣，就是防备宰相权重难治，皇帝被架空。你这混账东西虽然忠心，但是用的地方不对，把事情想偏了。张师傅是百官之首，一言一行为万众表率，他若是敢不忠于朕，百官就第一个放他不过。这就是文臣身上的枷锁，约束着他们的一言一行。如果现在朝堂上是个武夫，那朕就得小心些，因为他们行事肆无忌惮，不受任何约束。文臣就不一样，他们这些人是要讲个规矩的，谁坏了规矩，谁自己就先成了士林公敌，到时候朕弹指一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