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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新墙河作为长沙的门户，一旦丢失的话，长沙以东的地区就再也没有什么险要的地方可供防守了，因此新墙河战役是长沙会战的关键。（未完待续。）
第八百三十二章：美国方面的改变（求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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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不管是日军还是国民政府都清楚新墙河一线阵地的重要性，纷纷对这一线战场进行增兵。
为了加强新墙河一线的防御力量，11日晚上10点，第九战区长官部发出紧急命令，令第72军从修水、三都地区西进至通城附近，并指挥暂编第54师，准备担任该方面的反击作战。
同时命令第20军（缺暂编第54师）进至王安屋、朱公桥方面，协同第58、第4军向西侧击渡河南进的日军，以加强湘北方面主战场力量。
接到第九战区长官部的命令之后，川军第20军军长杨汉域不敢怠慢，立即指挥军队由桃树港向朱公桥疾进，并且在12日黄昏前到达指定位置。
为了给第20军争取时间，第58军在高家桥附近与当面日军激战。第58军军长孙渡知道第58军现在所处的位置，无论如何必须撑下去，为杨汉域所部争取时间，否则的话战区长官部的部署就成了泡影，数万大军将会彻底陷入苦战，因此他亲自到前线督战。
与此同时，第4军的第59、第60、第90师阵地也均遭到日军第40师团攻击，激战竟日，双方仍在对峙中。日军第3、第6师团快速向南突进，傍晚分别到达汨罗江北岸的石头铺、长乐街附近；第6师团还以一部从磨刀石渡河，与南岸守军第37军在颜家铺、浯口一带交战。
这时，第九战区在汨罗江南岸担任守备的部队只有第37军的第95、第140师和第99军的第92、第99、第197师。薛岳认为日军主要兵力都被牵制在了新墙河北岸，所以，薛岳打算在汨罗江两岸与日军决战，并且反击歼灭日军。
于是命令第37军（欠第60师）守备浯口至骆公桥之线；第99军的第99师守备络公桥以西、营田至湘阴之线；第92师推进于三姐桥以北，占领阵地，统归第37军军长指挥，坚决阻击日军；第26军主力即由浏阳开赴金井附近；第72军改调平江，准备作战。
随后，第九战区又命令第27集团军各军向汨罗江以北日军侧背的长乐街、磨刀石、归义、新市等地攻击，迟滞其南进；命令第26军由金井向瓮江推进；令在衡山、渌口的第10军即向高桥、金井一带开进。
此次长沙会战战场虽然还在长沙外围，但是它却牵挂着包括老蒋在内所有人的心。4月12日，军事委员会电令第九战区固守湘江两岸及汨罗江南各既设阵地，加强抵抗，保持主力于外翼，力求攻击敌之侧背。同时令第三、第五战区乘虚向当面敌人攻击，以策应第九战区作战。
此外还令第六战区向荆州、宜昌地区日军积极袭击，相机收复宜昌。军事委员会除明确将第10、第26军拨归第九战区指挥外，还命令从第六战区抽调第79军、从第七战区抽调暂编第2军增援第九战区。
国民政府的强势反击不但有效遏制住了日军的疯狂进攻，同时也为国民政府在国际上赢得了不少赞誉，尤其是美国方面对此极为欣慰。美国国会紧急批准议案，短期内为国民政府提供2000万美元的军火，为国民政府装备4个美械师。
接到美国方面发来的电报之后，老蒋大喜，虽然这次援助只有2000万美元，与之前美国答应的五亿美元相差甚远，但是美国如此爽快地答应给国民政府提供援助这是一个极好的信号，透露出来的信息令人欣喜。这也让老蒋个人的自尊心和自信心空前膨胀，这两日连续接见了何应钦、陈诚等人，大谈他的抗战策略。
关于老蒋对于这场战争有没有通盘的考虑，是不是有详细的实施战略何应钦等人是很清楚，在抗战全面爆发之前百里先生曾牵头制定过一份关于抗日的详细作战计划，卢沟桥事变之后老蒋也向他们说过自己的抗战设想，此后也成为了八年抗战中国的国家战略。
老蒋虽然是个二流军事指挥官，其军事指挥能力也就相当于个普通的步兵营长，但是其政治手腕却极为高明的。他很清楚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又该怎样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在西方国家看来，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从37年开始的，但是事实上中国的抗日战争早在1931年9月18日的九一八事变之后就开始了。
老蒋在很早之前就考虑过抗日问题了，但是他这个人权力**比较重。而且战略眼光还比较准，所以很早之前就看到真正能威胁到他的统治的并不是日本人，而是另有其人，所以老蒋在制定抗日战略方针时最先从个人或者是其政治党派执政的角度来考虑。
正如美国当代著名历史学者兼政治传记作家布莱恩说的那样：“作为一个政治家和政治领袖，蒋是一个战术家而不是一个战略家，他比他的竞争对手们略高一筹并善于控制他们。但是，尽管他统治了中国人口的大多数。但他实际上不了解整个政权的社会基础。对蒋的一生进行总结，蒋有自己的勇气、精力和领袖品质，他不仅是一个有很大缺陷的人物。而且从希腊悲剧的意义上讲。他也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他的悲剧是他个人造成的！”
正因为不了解社会的基础，也正因为老蒋从事活动的政治背景以及他所继承的历史遗产，所以老蒋在考虑对日关系时出现了与民众愿望极不相符的结果。
事实上，国民政府面对日本的侵略早就有了应对策略，这种应对策略共有四步，第一步是以确保本政党绝对统治为第一目标以及在此目标下的对日妥协。
自31年开始，在长达14年的抗日战争中，国民政府一直以确保本政党的统治为第一目标。尤其在七七事变前。以“攘外必先安内”为宗旨。对内全力压制**政权。对外则尽量实行妥协政策，避免与日作战。
第二步是积极改革，完善国防体系，整编军队。面对日军的全面侵华的企图，国民政府一边上诉国联，一边积极备战。1936年7月的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通过了《国防会议条例》，1937年2月的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上又通过《国防委员会条例》，并依据条例成立了国防委员会。国防委员会是为中国最高军事机构，统一处理中国的国防作战方针、国家兵力调集、国防财政预算等，并有权利要求各级行政配合其执行所有决议。
自1936年起，改变以往师一级的编制，军队内部各式武器或配合或集中使用。增强各单位的战斗力，至1936年底共完成改编师20个。同时对各地派系武装统一整编，整编东北军10个师，桂系军队10个师等。
同时收编各地军阀势力，整编全**队，以求做到：全**队统一编制，调整各层作战单位的部署和兵种的调配，各部队的人事调动划归中央统一管理。
其中最重要的是对四川军阀的整编，从1937年7月到1937年9月，国民政府在举国抗战的背景下，成功的对四川军阀进行整编。
此次整编川军16万余人，不仅结束了四川的军阀内乱的局势，也为抗日提供了一支生力军，川军几乎参加了日后的所有大型会战，共计伤亡60余万人，为抗日做出不朽的贡献。此次整编的成功也为日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领导全国抗战打下基础。（未完待续。）
第八百三十三章：大变局（求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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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以上的措施之外，老蒋还制定了划清各兵种之间的关系，完善各兵种的作战方针。
其核心是对现有国家战备资源进行整合，积极购买先进武器装备，发展特种作战力量，组建了大量的德械师。同时大力发展中央直属军队，引进国外的训练模式。装备中央军70个师，其中40个师是以黄埔军校生为军官组建的，并聘请德国的教官予以训练。
另外就是统一武器制式，这一点很重视，当时各地武装的枪支配备五花八门。比如桂系是英国装备，滇军是法式装备，东北军是日式装备等。各地的兵工厂生产的枪支弹药也是五花八门，给前线补给带来很大的不便。
因此国民政府决定统一几种战时使用率最高和用途最广泛的兵器的制式，尤其是统一了步枪，机枪，迫击炮等制式。积极扩大军工的产量，提高军工质量。对国外先进的武器装备进行积极仿制。比如轻重机枪方面对德国和捷克的装备进行了仿造，战争开始后，对日本的掷弹筒进行了仿造。
最重要的是国民政府积极执行以空间换时间，积小胜为大胜，实行持久战战略。在抗战前夕蒋百里出版了他的《国防论》，他在《国防论》和其他着作中阐述的对日战略，归纳起来有三。
第一，中国对日不惧鲸吞，乃怕蚕食，故对日不应步步后退，而要主动地实施全面抗战，化日军后方为前方，使其无暇消化占领区，从而使日本无法利用占领的地区提高战力。
第二，主动出击上海日军，迫日军主力进攻路线由东北…华北…华中…华南的南北路线改为沿长江而上的东西路线，从而充分利用沿江的山地与湖沼地利，抵消日军兵器训练方面的优势。
第三，以空间换时间，行持久战，通过时间的消耗拖垮日本。具体做法为将日军拖入中国地理第二棱线，即湖南、四川交界处，和日军进行相持决战。
事实上，蒋百里虽然在1938年早逝，但是中日的战争发展，恰恰按照他的预料进行，反映了他对两国实力与战略态势的准确把握。他在逝世前不久发表的文章中，更掷地有声地提出了今后中国对日战略的指导方针——“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同它讲和！”
全面抗战开始后，中日之间的实力有着非常大的差距。在经济和工业上，1937年时，日本的工业产值为60亿美元，而中国为13。6亿美元；日本钢产量为600多万吨，而中国为50余万吨；日本拥有世界前列的军工制造业，中国只能制造基本的枪支和小口径火炮。
军队方面：1937年中旬时，日军拥有陆军兵力60万人，经过训练的后备兵力160余万人。中国拥有陆军200万人，预备役50万人。虽然兵力差距不大，但日军每师的装甲数量和炮兵数量都远大于****。日军海军拥有大型舰艇200艘，中国仅有66艘；日军陆海军拥有作战飞机2625架，中国仅有作战飞机305架。
鉴于中日军事和国力的巨大差距，以及中国大纵深，人口多的特点，国民政府制定来以空间换时间，积小胜为大胜为大胜的战略方针。以空间换时间，就是利用中国广阔的国土，于敌进行持久战，等待国际国内时机的转变。积小胜为大胜，就是在每一场战役中，逐步消灭敌人，消耗敌人，以量变完成质变。
为完成此作战方针国民党当面主要进行了大量的大规模战役，例如淞沪会战，日此战日军投入10个师28万人的兵力，中国投入70个师的兵力，虽装备恶劣但士兵大都拼死杀敌，此役毙伤日军4万多人，粉碎了日本帝国主义速战速决的迷梦，有效的化解了日军三月亡中国的战略。
虽然最后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