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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汉武帝以天命一道德，漫长的历史时期，张角的黄巾大起义，魏晋谈玄，后来的佛教兴起，儒学再兴，等等这一切，都是文明前进的脚步。直到巨人倒下，才止步不前。
写《道德经》的老子是什么人？史官。孔子干了什么？《春秋》编史。大多数的先秦诸子，大多都有接触史书记载的经历。文明不是由这些伟人创造出来的，而是这片土地上的人民创造出来的，他们只是忠实地记载了文明所表现出来的这种规律性。他们的伟大不是创造了文明，而是看到了文明，并记下来留给后人。
今天，徐平将要在这里，面对司马光这个大宋第一顽固派，以及后面会一个一个站出来的官员，从人性，社会，全部的问题进行辨论。
他今天要在新的一年第一个大朝会上，而对百官，以最激烈的廷辨，来一道德。
第26章 不要失职
司马光走到徐平身前，先向殿上的赵祯行礼，赵祯曰可。司马光转过身来，对徐平躬身行礼：“光以微末之官，欲辨宰相。相公，光失礼否？”
徐平道：“不失礼。官高官低，朝廷之位也。朝廷之位，选贤而任能，朝廷之意。朝廷之意自归朝廷，不关人之贤否。我不贤而居高位，尔贤而位卑，不过朝廷失察。朝廷失察非朝廷之错，只是此时欲用我之能，而忍贤德不足。日后你之能过我之能，位自会居我之上。贤又过我，则贤能相当，朝廷得之必大喜。是故，你近前若未拜陛下，未揖我，是失礼之举，礼在朝廷。以小官辨宰相，是为朝廷争，不失礼。”
司马光忙拱手：“光何德何能，敢当贤于宰相上？相公欲誉我而实訾我耶？”
徐平道：“非。你与我廷辨，是否因朝堂之榜而辨？”
“答相公，确是因朝堂之榜。”
“既如此，必是对榜上所列有所见不同之处。宰相当位，朝廷选贤与任能也。宰相实未必贤能当天下之选，朝廷或有失察之时。失察非朝廷之错，盖朝廷非圣人，实难明察于天下。百官、百姓助朝廷察之，此应有之意。廷辨，百官助朝廷察之。你欲辨榜文，必是于榜上所列某处，与见不同。榜文未行，不关能否，此时与宰相廷辨，必是助朝廷查宰相贤否。你可以，百官可以，细民亦可。所见不同处，必是于此处见宰相之失贤，必是于此处以己贤居宰相之上。不然，出列廷辨为何？此无关对错善恶，你为官之职也。”
说到这里，徐平的表情严肃起来，对司马光道：“君实，你欲辨宰相，我曰可，敛容出列。何也？此我于朝廷之公也。我贤能或未足，所言或有未贤之处，与你一起查之，助朝廷之宰相合于贤。此时是你、我于朝廷之公事。你以誉、訾问我，是以己私，犯所任朝廷之公职，为失位。以私害公，士大夫不当为，以后切不可再犯！”
司马光愣了一下，忙躬身谢罪，转身对赵祯行礼：“臣犯因私害公，请陛下罪之！”
赵祯不罪，司马光请再辨。赵祯曰可。
一道德不是要在政权中贯彻徐平的意志，而是要让政权形成自己的意志，也就是有统一的意识形态。以意识形态来统领政治，就是政权意志的表达。在政治中意识形态贯彻得越坚决，执行得越彻底，政权的独立人格就越强大。
这个过程不是看哪个官员聪明，也不是看哪个官员能干，只是确保意识形态的完整和统一。只有如此，才能确保意识形态的贯彻，这就是一党执政的内在逻辑。
在政治中掺入了官员私人的动机猜测，善恶评价，就是失职。
公天下和私天下的政权，不会特别强调要求官员的忠诚，他们就是政权的本体，他们的忠诚表现在对政权的忠诚上。从汉朝到宋朝，中国对官员的道德评价体系中，贤能奸佞更重要，忠不忠于皇帝本人一般不会特别强调。汉朝讲孝，不是从家庭伦理来的，而是来自于天命的天之子，政权意志在政治中的表达。只有家天下，官员分家臣和客两种，才会要求官员强调自己是家臣而非客，要求官员完全忠于皇帝本人。春秋家臣多客卿少，战国客卿增多，就是文明从家天下慢慢走向大一统的过程。明清逆着这个过程来，就是从大一统慢慢向着诸侯林立的稳定状态退化，官员客的身份越来越少，渐渐变成了奴才。
汉武帝之前是汉文明的准备时期，之后到宋亡是汉文明的发展时期。政权是文明独立人格的表达，也有发育成长，形成灵魂的过程。从汉到宋，宗族一直在消解，到了宋朝怎么想重建宗族都建立不起来。明到清，宗族一直在壮大，就是为天下分家作准备。
徐平前世跟很多人一样，非常好奇如果没有洋人，清朝最终会发展到哪一步。现在终于想明白，终点无非是诸侯林立的周朝，一如罗马灭亡之后的欧洲。在遥远的未来要么把汉文明彻底遗忘，要么汉文明重新觉醒，再次私天下或公天下，走向大一统。
特殊的历史原因，中国经过了晚清民国这样一种变相的短期诸候林立，快速重建了大一统。但是只要汉文明没有复兴，文明人格没有重建，大一统维持就非常艰难。凡事只看对不对自己有利，家庭比国家重要，屁股比脑袋重要，都是思想展现。只要条件合适，天下瓦解，先按照地盘分裂，再按照家族分裂，由血统提供政权的合法性。
罗马灭亡之后没有留下民族主体，其文明宝库归于灭亡了罗马的人，他的地盘就很难再统一了。每个民族所形成的国家，将再次开始文明的成长，形成不同的文明。
社会是由生产力，及由生产力决定的生产关系也就是阶级的对立统一，和人与人交流所生的文化共同形成的。社会繁荣不繁荣，国力强大不强大，主要由生产力决定。而文明则主要由人的文化决定，否定人有个体和集体两种人格，极端强调人的社会性，单纯的生产力决定论，已经证明不合于人类的实际。
文明的成长，就是从认为大家思想都一样，人由天定，表现出来的就是政权的合法性来自于天授。到追究为什么不一样，人的性情到底是个什么样子，表现出来的政权合法性就是来自于政权的善恶动机。最后完成矛盾的对立统一，文明的人格确立，政权的合法性获得了坚实的基础。到这一步，一个国家才从政治上到文化完成统一，形成文明。
这个年代的邵雍、二程，包括站在徐平面前的司马光，以及众多的官员，就是把宋朝的政权合法性建于施政动机的善恶上。这个探究性情善恶的过程，跟生产力中的两个对立阶级矛盾发展一起，组成了政权执政中的争端。合到一起，就是两党制。
生产力的发展和文明进化不合拍，有先有后，一元论靠不住，并不能够为政权提供完整的合法性。政权的稳定合法性，要两者结合才确立，不然就会沦为纯粹的屁股论，在文化上难以维持大一统的局面。
有这种认识，是因为徐平想起了他前世的那个世界第一大国美国，在文化上种种稀奇古怪的行为。比如用科学手段证明同样恋是不是一种病，种族歧视和种族平等在政治上的尖锐对立，诸如此类，实际都在徐平身边发生着。他前世觉得美国人好笑，现在才认识到一点不可笑，那是非常认真地在对待，美国文明的独立人格正在形成。一旦形成，美国将从一个联邦制粘在一起的国家，完成文化的统一，形成独立的美国文明。美国文化上的不稳定性将彻底消失，摆脱了昭昭天命，政权获得牢固的合法性，两党制变成一党制。
文明一旦被灭掉，人格会慢慢消散，重起的政权要么向宗族，要么向天或者是神要合法性。苏联崩溃后形成的一系列国家，无不如此。此时宗教支持政权大一统合法性的作用就充分显现出来了，宗教国家会在竞争中慢慢压倒宗族国家，吞并消化。
这个从认为人性由天定，到分善恶，再到对立统一的过程，就是先秦典籍中所记载的一为二，二为三的过程。走完了，就是一道德，立天下。文明不是随着政权建立而生，也不是随着政权失败而亡，而是有一个成长和死亡的过程。宋及之前的朝代，国号都是以兴地而名，元及之后的朝代则不是，不愿继承也是汉文明在消解的一种下意识反应。
徐平前世那个世界美国的吸引力，不只是因为富裕，更因为他是正在成长的惟一一个大国文明。这种吸引力，一如当年汉文明确立时期的吸引力，比经济的作用更大。前世总说汉人的同化能力强，其实一点也不强，当文明从成长期走向消亡期，宋朝之后再进入中国的人群，实际上就很难同化了。民族本就没有同化能力，有同化能力的是文明。
宋朝同样有五代遗留的大量异族同化问题，看清了宋朝，再看美国就有意思了。
当去掉了外来思想，用中国传统文化的眼光看历史，看世界，会发现热闹得很。
说司马光失职，因为徐平欲一道德，立天下，彻底确立起汉文明，这是非常严肃的事情，容不得半点马虎。在周边数个大势力借助宗教和民族认同崛起的要命时刻，不能够实现底层的文化统一，会非常危险。
防外敌仅仅靠陇右军改就够了？不能够为政权提供完整的合法性，国家形成强大的凝聚力，还是要吃大亏。问怎么防止宋朝亡于蒙古，就跟问怎么防止苏联崩溃一样。一说就简单无比，一推演就会觉得四处是漏洞，防不胜防。
第27章 辨司马光
司马光再次上前，拱手道：“敢问宰相，将何以治天下？”
徐平道：“以仁义治天下。”
“何以知仁义？何以施仁义？相公欲如何本仁义？”
“天下为道，朝廷为德。仁义也，德之分也。仁义完足，则德立，德立圣人出，天下大治。是以知以仁义治国，求天下之德，可达治世。”
天命和神权离开国家政权，其合法性要由查国家治乱来提供。治的时候，政权的合法性不会出问题，一旦由治转乱，政权就面临生存危机。成长期的国家，向施政的善恶动机要合法性，非成长期的国家，则向宗教和私天下退化，要么再退一步向宗族要合法性。
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出现，大家求治无门，宗教和宗族文化复兴。
司马光又道：“敢问相公，以仁义求道德，何以知之？”
“天地分，万物生，人杂于禽兽间，聚而为群，再聚为国，诸国合为天下。老聃，周之史官也，记之载于竹帛，后人据之可查道德，是以知之。老聃何谓也？其言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何所来？道生于有，有生于无。”
“何谓无？人杂于禽兽之间，未与万物区分之时，人尚蒙昧，不知自己为人也。何谓有？人生智慧，知自己为人，知自己与万物不同之时。有生则道立，故言道生一。”
“何为道？何为德？人自禽兽中走出来，聚而为群。其群为部落，则天下为道，其部落为德。聚而为国，则天下为道，其国为德。国并而为天下，道德相合，圣人出焉。”
“是以知，道德为人之道，人之德，非天之道，非天之德。天与人相隔，求天理当于人外求之。求得天理，合于道德，则天人合一，大同之世或其谓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