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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及政治，就把政治思想统一好了。思想统一了，一切政治行为就有了依据。
因为要举行满朝文武的大讨论，旁边有书吏抄写。不印刷发给每一个人，而是榜于朝堂让众人传抄，是要保证这里惟一一份的正确性。除了这里榜文上写的，哪个上的奏章里论到了榜文中没有的，哪个自己负责。这是要保证严肃性，不要生发太多，什么都论。
欧阳修和蔡襄各自领了，拿着出了皇城。正是过年大假的第一天，商量一番，两人一起到徐平和王拱辰的银铺去饮酒。
到了铺子，正看到徐平关于官员私财的论述，欧阳修抬起头道：“依相公所说，为官不得有私财。那这处铺子怎么办？莫不是就此卖了？”
蔡襄拉欧阳修一把：“你看明白再论！走，不要看了，饮酒！”
找位子坐下，把剩下的看完，才完整看白徐平的意思。官员不得有私产，指的是不得在治下有私产，这是一直就强调的，并没有什么不同。此时加的，是待制以上在朝为官的官员，如果在京城有私产，则在京为官时间，产业所有的收入没收。朝廷不收，则由皇帝下诏赐给你。既然是赐的，随时可以夺。
没收产业所得，不是没收产业，产业还是你的，只是这几年的收入没收。随之而来的就是朝廷会派人监察，官员的产业要支付这些监察人员的成本。
这个年代，不用担心有钱人不愿意，一气之下跑到别的国家去怎么办。印出来的钱带走没用，产业带不走，人走了实际影响很小。朝廷可以把整个会计系统、银行系统全部抓在自己手里，所有权和经营权随时可收可放，调节社会的剥削烈度。
徐平这样做，主要目的不是为了防范待制以上的官员，怕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影响国家的政策。对于自己人，这样日防夜防，会让组织离心离德的。有这样的行来，或者是有这样的嫌疑，自有台谏系统，把人赶走就是。还是那句话，要论迹不论心。
这样做的目的，是向待制以下的官员表态，确立待制以上官员的地位和权威。他们这些人可以不计私利，以下的官员当以此为表率，坚定大家的政治立场。
官员有职、官和差遣，看起来系统复杂，有时候让人摸不着头脑，确实也一直有人要求改掉，认为官衔和职任应该相付。徐平坚持不改，只是同意重新理一理官的系统，把与差遣混淆的地方改掉。不是徐平顽固，而是这真地改不了，强行改，也会变一个面目回来。
简单地说，官员有这三样，是由政治结构决定的，并不是什么前朝遗留，习惯成了自然。职以待文学之先，其实徐平自己的文学不怎么样，但是他从邕州回来一直带职。职真正的用意，其实跟文学无关，是来别士大夫的，是不是真正执政集团的一员。官员只有带上了职，才成其为士大夫，是清要，是有普通官员之外的纪律要求的。带职和革职，以及职的升降，是对官员提拔和处分的一部分。小官带职，一样也以任关键差遣。
士大夫要自成一党，带不带职，就决定了是不是属于这一党中的一员。哪怕没有徐平这样明确，事实也是这样，所以历史上的元丰改制，改完也要回到这样一个系统中来。
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不是一句笼络人心的口号，而是政治原则，是要落实到政治结构中，贯彻到政治行为当中的。官制是政治结构中的一部分，不是独立的。
官决定了官员的收入，享受什么待遇，是与职级有关的。差遣是具体做的事情，一直有人抱怨太乱，特别是与前朝的官制比起来杂乱无章。乱是正常的，因为以前没有哪一个政权跟宋朝这样，管到了整个社会的方方面面，不如此不能够适应。
与徐平前世类比，职其实就是党内职务，官就是你是什么级别，差遣是实任职务。这个年代的各种使，各种提点差遣，其实就是徐平前世的各种长，各种主任。比如他的前世县党委委员、正科级、农机站长，对应的就是这个年代的职、官、差遣系统。
只是宋朝是党政合一，没有跟行政分开的士大夫组织结构，士大夫就是政治结构中掌权的人员。这样的结构，是因为政权本身是调和性的政权，不是专政政权。不需要再把士大夫单独成立一个党，用来代表某一阶级的利益，确保政权的专政性质。
把阶级理论中哲学基础的否定之否定用三生万物换掉，作为意识形态，士大夫集团就成了执政党，而不是革命党。作为执政党，不需要单独出来确保专政，因为这种意识形态之下没有专政，而是调和。
没有徐平，不来做这种改造，而是正常发展到王安石变法，出现新旧两党，那么条件合适就会出现资产阶级形态的政权。没有巨大的外部威胁，军队能彻底掌控，社会上出现一个资本家阶层，官营事业慢慢向社会转移，宋朝就成了资本主义国家。
为了创造一个新社会，我们把旧社会的一切埋葬，除了吃喝玩乐，每一项都带上了落后愚昧的帽子，事实当然不是这样。历史发展到了北宋这个时期，从意识形态，到政治的本身，已经具备了向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条件，只是生产力和社会经济条件达不到。生产和经济条件达到了，会自然过渡到西欧最早的资主义。只是可能会出现的，要么是皇帝专权的君主立宪制，要么是强国家元首的两党制。
否定之否定的阶级理论哲学，在东方没有表现出来。日本走到资本主义，靠的是群臣一起改造，强行实行工业化。最后虚君，不过是历史上的幕府而已。
欧洲进入资本主义，国内暴动不断，不知多少国王被送上断台头，多少封建领主被砍了脑代。与其说是体现的否定之否定的阶级革命，不如说是从家天下的封建制走向私天下或者公天下的大一统。这个过程，类比的应该是中国从战国封建走向大一统的过程。
中国历史，实际上没有奴隶社会变成封建社会造成的大动荡，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完成的。而且中国历史上，奴隶制国家的特质并不突出。
在思想和政治上，中国在中唐至北宋中期这个历史阶段，已经具备了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条件，新旧两党已经具有了资产阶级政党的性质。因为新旧两党党争，随之而来的君权加强，是因为中国的历史传统，要求在阶级斗争，皇帝要独立出来，不被掌控，以确保整个政权的调和性质。
欧阳修的疑惑，就是在他朋党论的思想中，已经有了两党制和多党制的觉悟，却被徐平一脚踢进了一党执政中。
第22章 大秦国故事
酒菜上桌，欧阳修看见吴育和吴充兄弟过来，忙起身道：“春卿、冲卿，来，我们一起坐。许久不见，说些闲话！”
吴育带着弟弟过来拱手：“如此，便就叨扰了。”
众人落座，欧阳修把小厮唤来，又叫了两个菜，吩咐速速上来。
吴育看着桌上两个夹杂着肉的碧绿炒菜，忍不住摇了摇头：“你们二人好大手笔！”
欧阳修夹了一口道：“无妨，今日我们吃君谟的请，哪日得了大注钱财，回请就是。”
几个人一起笑着摇头，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得到大注钱财。蔡襄出身大族，又写得一手好字，家底厚，又有外财，一起出来大多是他付钱。
饮了两巡酒，欧阳修问吴育：“徐相公前几日天章阁奏对，今日榜于朝堂。我们一起看了，着实觉得过于庞杂。当日是春卿所记，说说到底是如何个样子，为我等解惑。”
吴育淡淡地道：“史官岂可漏事于外？永叔，你这话问得不妥。”
欧阳修忙道：“我非问徐相公何奏对，只是欲春卿解其中疑难而已。你与徐相公同榜进士，在侧记事，就没有问一问一些疑惑之处？”
吴育想了想，点点头道：“那是有的。”
“如此就好！”欧阳修连连拱手。“拜相问政，古已有之。但如徐相公这般，从国之根本条列朝政者，实不多见。相公虽年少，行事一向稳重，似不该如此急也。”
吴育微微叹了一口气：“其间闲谈，我也曾问过相公，如此立国之根本大政，是否过急？相公说了一个他在邕州时，听海客谈起的极其之地大秦国兴亡之事，心有感悟。”
蔡襄插嘴：“这大秦国，史书有记。《后汉书、西域传》云，大秦国，一名犁，以在海西，亦云海西国。只是离中原太远，不知具体什么样子。”
吴育道：“相公言，这大秦国地方极是广大，以海为内湖，人口众多，极是繁庶。此国与汉朝一东一西，为极大之国。大秦国朝之末，有蛮族自北方来，犹中原之北的匈奴突厥之类。似此蛮族，自不是此等大国之敌，其国降伏，安置于边塞之地。蛮族善苦战不畏死，大秦渐以之为兵，年深日久，以之为将。不数百年，其国竟为蛮族所灭。”
欧阳修一愣，看了蔡襄一眼：“此非大唐故事也？极西之地也有？”
吴育点头：“不错，相公言，他初听此话，也以为是比附大唐故事，海客编出来为谈资。后来问过许多人，都言之凿凿，极西确有大秦国，确为蛮族所灭，才知真有此事。心中留意，每人征询，渐明其始末。后来守西北，灭党项，始悟此蛮族，实与中原之敌匈奴突厥之为一类也。居大漠之北，西域以西，逐水草而居，地方不知广几千里。迁徒流离于大草原上，万里之远来回纵横。其间事情始末外人难以尽知，唯千百年，当其强盛，则南下抢掠各富庶之地。其一兴而灭大秦，大汉独逐之于外，汉人赖以存活。千年后，又当其兴也，当谨慎防之。相公一道德，立制度，盖防此患，为子孙计。别内外，外不施仁，盖防汉人制度礼仪助其兴旺。内施仁义，固根本。”
欧阳修听了，不由笑道：“相公过虑了。大唐代隋，太宗时也有突厥犯长安故事。唐伏突厥，后虽有安史之乱，突厥已不足为祸。”
吴育摇了摇头：“我也这样问相公，唐已伏突厥，草原已不成祸，何虑之有。今日北敌除契丹，其种大者无非阻卜之类，望之不成气候。本朝只要与契丹以强守和，自此后当不虑寇自北来。相公言，大秦之时，也曾伏蛮族，以之为兵，蛮族似亡。然不知何时北方游寇再次大至，而以蛮人为兵，平其叛乱之后，军力早已不兴，终无力回天。”
说到这里，吴育叹了口气：“其间关键，以蛮人为兵，不知不觉间亡了自家军制。蛮人叛起，虽然最终平息，军力却最终不能复整。蛮人再兴，遂亡。”
蔡襄道：“相公此方，得非言禁军耶？三衙禁军，实不能战，还是以蛮人为兵之祸！”
吴育点头：“不错，外不施仁，内理国政，重整军力以备强敌！”
几个人点了点头，虽然都不信北边会有徐平说的那样大祸，但不管怎么说，徐平给出了自己闹出这么大的动静的理由。以现在徐平威望，有理由，他们就不好说什么了。
北边的大草原是不是在酝酿天大的动静，徐平思索再三，最后还是选择相信。能不能在大潮起前，直接进兵把其消灭在初起之时呢？徐平考虑的结果，是不能。
称其为大潮，是因为在其最兴盛的时候，将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