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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这个背景，徐平才会堂而皇之与赵祯如此问对。赵祯不会觉得奇怪，已经掌权的士大夫们会认可，一切才能顺顺利利地推行下去。
理通事顺，完成了道与术的问对，对天下的改革将顺利地推行。
不把道理讲明白，徐平终将是另一个王安石，最后还是回到治乱循环上来。
中国历史上的治乱循环，剥去天时、地理这些外在因素，而以国内剥削者和被剥削者这一对主要矛盾来观察，便就是剥削烈度加深，导致社会危机出现。政权不能够解除面临的社会危机，便亡于内乱。或者危机导致国力大减，亡于外敌。政权之亡，有亡于内部矛盾者，有亡于外敌者。亡于内是内政的问题，亡于外是军力的问题，两者有相关性，但又有根本的不同，不能够牵扯在一起，不然历史就看不清楚了。
这种治乱循环，放到资本主义时代，换一个名字，比作经济危机，也就通了。
周朝有天下八百年，最终秦灭六国而代周。周之八百年，虽有春秋战国之衰，却没有表现出这种治乱循环来，或许可以认为，治乱循环是大一统的特点，而不是家天下的特点。
当然，这不等于说家天下强于大一统，因为更可能的是，家天下发展不到治而后乱的程度。家天下的上限，大约等于大一统治乱循环的下限。
在这套话语体系之下，资本主义就不再是封建社会的下一个朝代，都是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为内部主要矛盾的历史时期，大同之世依然遥不可期。改革朝政，去追求什么资本主义社会，让资本家掌权就无从谈起。改革措施，与此无关。
确定了天下属于谁，谁是这个政权的主人，意识形态接下来面对的是国内矛盾。有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之间的矛盾是国内主要矛盾的认识，意识形态的下一个问题是站在谁的立场上。同样是公天下，还有一个立场问题。
朝廷必偏，是说政权必须有一个立场，没有立场，政权也就不需要存在了。
徐平的选择，是站在被剥削者的立场上，这是中国传统的立场，也是这个时代能被广泛接受的立场。天下以民为本，是孟子理论中很重要的内容，接受孟子代表了时代的呼声。
为什么使用这个时代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政治结构，而不是拿课本上源自欧洲的君主立宪制和议会制？因为政治立场不同。
课本上已经讲得很明白了，君主立宪和议会制，都是资产阶级为了掌握政权而出现的政治结构。徐平的立场不偏向他们那一边，而是偏向最广大的被剥削者，自然就不会使用这两种政治结构。政治结构从属于意识形态，同一意识形态会有多种政结构，但不同的意识形态则很难使用对立意识形态的政治结构。
君主立宪制和议会制，都是为了弱化统治者对政权的掌控力而出现的，弱化的目的是利于资本家操控政权。只要统治者的权威还重，天然就有号召民众，有把权从资产阶级手中夺回来的可能。公天下的意识形态下，对于统治者来说，大义在手，天下我有。立宪以及种种措施，都是为了断绝这种可能，确保资产阶级对政权的掌控权。
政权的独立性就在于，在政治结构的最顶层，只有一系列的政治原则，而没有不可更改之祖宗成法，也没有不可更改之宪法。谁都想一劳永逸，只是政权被现实教训了，面对内外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一劳永逸还只是一种梦想。或许只有寄望于科技进步，生产力大发展，用极大丰富的物质来慢慢弥合矛盾。
哪怕是在资本主义国家，在资产阶级内部，而临严重的危机时，有人想进行较大的改革，大义一举，依然威力无穷。没错，说的就是美国，就是***。最高统治者留有较多权力的时候，挥舞着大义，把政治结构大变样并不稀奇。你能把这一个拖下台，后面还会再出现另一个，社会危机不解除，这种冲击就不会结束。无他，政权有立场，但政权本身是独立于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之外的，危及到政权生存，这种独立人格就体现出来了。
意识形态的结构中，立场是位于政权属于谁之下的。为了政权生存，统治者一人敢于挑战整个剥削集团，这就是意识形态的威力。意识形态决定政治结构，而不是反过来。
当大潮席卷全球的时候，外部矛盾容易掩盖内部矛盾，甚至有人把面临社会危机时向外转移矛盾作为当然之理。时代不同了，这个当然之理也不是当然之理了，向外转移矛盾而不可得的时候，每一个政权都必须想办法对内解决社会危机。
徐平的前世，由白人掀起来的全球**潮正在退去，处于时代的尾声，每一个文明都在舔舐自己的伤口。帝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正在退潮，全球化已经是逆大势而行。从国际事务中抽身出来，应对内部危机已经是一种趋势，这就是大势。不管是自觉还是被动，各个国家、民族、文明，都不得不面对这样一种局面。抽身得越早，损失越小。这个时候还看不清局面，去乱接全球化的大旗，在世界上就会显得很可笑。虽为小邦，而心怀天下，就说的是这种政权。
前世正是大潮的尾声，徐平的这一世，正当浪潮正盛的时候。扎紧篱笆，坚定地在浪潮中岿然不动，接下来的一千年世界就是汉人的。卷身到这股洪流中，贪小利忘大义，徒然把帝主义和国际主义的反击加到自己身上，是在浪费国力，浪费民族的发展机会。
有皇帝，就是士大夫掌控的官僚集体，与皇帝一起治理国家。皇帝的责任，就是使这个治理国家的群体，立场永远在被剥削者这一边。皇帝失去了立场，则官僚集团必然就会失去立场，这种政治结构就瓦解了。立场失去了，意识形态就变了，政权性质就变了。
所以说，皇帝的义不在纵容官僚集团上，他站到官僚集团这一边来，整个天下就非常危险了。君臣和谐，是说大家意识形态相同，但各有职责，矛盾体现在这里。
皇帝的个人操守不可靠，无非是把皇帝换成一个集体，如同把宰相之权分成宰执集团的众人之权而已。确定了政治立场，这种政治结构就不会改变。其间的分别，如同君主立宪制和议会制，虽有不同，却同属于一种意识形态。
罗马的元老院共和制，秦汉的丞相制度，是基于意识形态的立场偏向来的。在这样一个系统之下，会理出很多历史的脉络来。
上层建筑是意识形态和政治结构，以意识形态为中心。意识形态生发出政治结构和一系的政治原则，由此又有各种各样的行政举措。变法，就是在确立了意识形态之后，采取的一系列政治行为，有行政上的，也有取消旧的政治原则，建立新的政治原则。
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是公天下的意识形态生发出来的政治结构。徐平一直讲的怨归于己，恩归于上，则是公天下与大一统的政治原则。宰相向天下百姓示恩，就是在做王莽做过的事情。地方官向治下的百姓示恩，则是封建思想，把自己当成了郡县的主人。
政治结构之下，宰相只可以理政，理政出了差错，导致民怨，宰相受民怨，而不是皇帝受怨。这个政治原则，是为了体现皇帝与士大夫的主从之分，确保政权的立场。体现在制度上面，就是政令用敕，而减刑免税之类示恩于百姓的措施，哪怕是由宰相提出来并施行的，也不用敕，而是德音、赦制、曲赦，恩归于皇帝。而制度性的常例减刑，因为不是示恩之举，又改到了宰相的敕令里，为疏决。
地方官是由朝廷派到地方，依朝廷的制度、命令施政的，这个范围内，百姓受到好处只可归于朝廷，朝廷认为是个好官，而不可借此让百姓感激自己。否则就是封建思想，违反了大一统之下怨归于己，恩归于上的政治原则。朝廷纵然一时有行政命令错误，由此引起的民怨也是由地方官承担，不可以向上推托，分辨是朝廷内部的事情，与百姓无关。挟民意而对抗朝廷，就是封建思想，不符合大一统的政治原则。如宽刑免税兴学之类，地方官提出来施行，必须是以朝廷的命令，主要是中书的敕令行下来，而不能自作主张。哪怕从头到尾中书就是签个名，盖个印，这个好处也是来自于朝廷。这条政治原则，是为了保证地方的向心力，不破坏大一统的政治结构。
所以万民伞之类官员要当心，一个不小心，不但不会受到奖励，还有可能受到严重的处罚。违反政治原则，比违反制度更加严重，就此被打入另册也有可能。徐平离开邕州百姓雨夜相送，这是百姓和他的事，朝廷并不会因此奖励升迁。如果他拿着这件事，回京之后作为自己治理地方的功劳，反而会被别人抓住把柄。
公天下，大一统，地方官在郡县，朝廷查的是治理成绩，百姓的态度不太重要。这个职位本来就要待朝廷受怨的，百姓口中的名声好了，朝廷就要查是你做得好，还是以朝廷职责市私恩。万民伞之类对官员绝对加成，是封建残余，是有家天下的意识形态在内。
由意识形态而延伸出来的这些禁忌，在政权内部就是政治原则，在政权外部就是政治正确。官员要有政治意识，很大一个原因，就是除了法律制度，还有各种各样的政治原则和政治正确在约束他们。不以政治原则来要求，就不在官的范围内，是吏了。
官员不适任被贬被免不只是做错了事，用徐平前世的话来说，有的时候是政治立场不坚定，政治原则不清楚，缺乏政治敏感性。犯了这一条，比做错了事还严重，受到的惩罚也更重。欧阳修因朋党被重贬，便是违反了政治原则。
政权的独立意志越坚定，意识形态越强，对官员的政治立场要求就越严厉，违反政治原则受到的处罚就更重。征民间贤士，给官不做的，很多人是淡泊名利，但也有一些人是不想受到政治纪律的约束。以为古代只有忠心不忠心，被不被人赏识，做官不用讲政治就想当然了，是把古代都当成家天下和私天下了。不同的意识形态，会有不同的政治。
政权内的官员要讲政治，吏不需要讲政治，即吏无义，这是官与吏的区别之一。
不涉及上层建筑，不足以称为变法。有的变法触到了意识形态，有的变法只是及于政治结构和一部分政治原则的调整，这是广度和烈度的不同。意识形态和政治结构完全被推倒重来，可以称为革命。有时是别人革政权的命，政权横下一条心，也有可能革自己的命。
政权有独立的人格，而临危机时，必然也就会有自救的行动。当自求必须要触动到最深层的意识形态时，便就天下大变，进行自我革命了。延伸来说，中原王朝一次又一次的变法改革，王朝更替，广义上就是在进行一次又一次自救，一次又一次自我革命。
（不眠不休，终于理通顺了，一起发出来吧。觉得这些章节枯燥的的读者，我只能说声对不起了。有一本很多读者看的书，我很珍惜，对于书中主角的行事，总觉得要理出有道理的内在逻辑来。这些内容，不写这本书，没有书中的主角，我根本不可能去想，去做这些没什么意义的事。有了这个主角，让他正确的做事，只好做这些了。主角拜相了，我只能尽我�